东莞产业升级困局

周开平

改革开放30年，东莞曾经开创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30年后，他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去探索一条升级之路。

郑叶明是东莞市寮步镇一家拥有近千员工鞋厂的老板。该不该把鞋厂办下去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几个月，最后他费尽心思动用亲戚朋友的各种关系，找到一个信用担保公司为他的鞋厂担保，向银行贷到一笔600万元的周转资金，用以缓解资金紧缺之急——这一数字几乎是他鞋厂的全年利润。

据东莞一家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多,东莞有近2000家鞋企倒闭。

这么多企业倒闭无疑是东莞市执政者不愿看到的状况。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不久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说：“东莞产业升级，不是要搞死企业。”然而，事实上近年来当地企业的大量“死亡”，已经超出了执政者的预想。

东莞是全球最有名的“制造工厂”。20多年前，东莞引入加工贸易产业，形成了后来令东莞人自豪的“东莞模式”，一度成为国内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然而，近10多年来，“东莞模式”被广为批判，“血汗工厂”、治安、环境等成为“东莞模式”引起争议的焦点。东莞的执政者也开始反省，新世纪开始，他们提出产业升级，力图打造一个新的东莞。

然而，产业升级的主体——企业老板郑叶明们至今都说不清楚产业升级怎么升，甚至连基层的许多官员也难以说得清楚。

从东莞的整体来看，近10年的升级之路之后，加工贸易业仍然占了绝大部分经济份额，这些企业仍然以接订单的方式生存。东莞市科创投资院院长林江说：“加工贸易型企业愿意升级的只有少部分，而这少部分企业中升级成功的少之又少。”

鞋企之殇

近年来，东莞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倒闭之潮就没有中断过。然而，无论是企业老板还是当地政府，似乎都对扭转这种趋势显得有心无力。

东莞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制鞋行业只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而被推到了倒闭的最前列，东莞的绝大部分企业仍然面临着和鞋厂相同的命运，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抗风险能力低等共同点把它们归到了同一类。“如果自身没有改变，他们迟早会和制鞋企业一样面临困境。”东莞一家媒体的总编说。

郑叶明说:“就拿倒闭的鞋企来说，如果有一笔周转资金，它可能就挺过来了。”然而，政府已经不会再像过去的20多年一样，利用政策给它提供这么一笔资金。银行也很清楚这个行业的不“景气”，也不会再轻易地把资金投入到它们身上。

东莞几乎所有鞋厂的产品都是外销,拿到来自香港或国外的订单,然后生产，转销欧美。简单的加工模式使它受制于国外市场,抗风险能力也很低,人民币升值更是让这些企业几乎无法承受。郑叶明说:“单是人民币升值这一项，每一双鞋的利润就减少了5%。”据东莞一家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东莞这类鞋企的年销售利润是8%到9%。而新劳动法颁布、成本上涨等因素加速了鞋企的“死亡”。郑叶明表示,这些因素使鞋厂的利润比去年下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

从2007年开始，东莞很多鞋厂的工人就不断重复着这样的遭遇：今年4月底，虎门镇东莞双捷鞋业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收拾好他们的行装，准备另谋出路。然而他们无法立即离开，因为这家曾经拥有1600多名工人的工厂，在倒闭后，并没有管理者来支付工人的工资。一天前工厂忽然停工，在这之前工人没有获得任何消息。

东莞一家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多，东莞有近2000家鞋厂像虎门的这家鞋厂一样不光彩地“关闭”。此前有媒体报道，2007年前三个季度东莞倒闭了近千家鞋企。

企业的茫然

东莞拥有15000家加工贸易型的企业，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些工厂几乎充斥了东莞的各个角落。林江说，“要升级就得靠这些企业去升。”他解释说，产业升级无非是企业提高技术和工艺，减少用工，或者打造自己的品牌。

“这些大家都知道，但具体操作却都不知道。”厚街一家家具厂的老板说。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老板在20年前，是东莞最普通的一个农民。像外界评价的一样，企业主对东莞已经提了多年的升级颇多怨言，认为当地政府操作不力。郑叶明说，“政府只是嘴巴上说，并没有具体的实际行动。连镇政府的很多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升级，更别说我们。既没有给我们进行怎么做内销、怎么做品牌的培训，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往什么市场发展的信息。”

郑叶明说，提产业升级这么多年了，但他想不起一项对企业产业升级非常有利的政策。

然而，林江对此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说:“当地政府确实在升级的具体实施上很茫然，但因为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市场方向，执政者无力指导每一个企业，路子还要企业自己去闯。”

但对东莞的很多企业来说，单靠自己还无法走上升级之路。如电子产业，塘厦镇沙湖工业区一家电子厂的总经理宁星说，电子行业和制鞋业不一样，东莞的电子产业是一个较完善的产业链，要升级，只有整个电子产业链升级，相关的厂家才有可能改进技术，减少用工。然而，谁能统领整个产业链？

面对这些情况，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尝试了。多年来的经营，使他们拥有一定的固定订单，接到单就加工，能让企业生存下去就生存下去。林江说，“他们不愿意去冒险，因为改进技术和做品牌都有风险，即使拥有资金，他们也宁愿投资地产或者酒店这样的行业。”

这样的思维成为东莞企业经营者的一种普遍心态。大朗镇一位经营毛织厂多年的老板说：“创品牌？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还是不要搞那些‘花哨的东西。”这位老板年逾50，在东莞的加工贸易产业中打拼了近30年，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近年他把他的部分资金投向房地产、酒店等行业，并没有试图让他的毛织厂变成一个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

利益较量

东引运河穿过东莞最繁华的莞城老区，这个当年用来灌溉而修的水利工程后来变成了一条排污沟，近20多年来从来没有变清澈过，乌黑的河水躺在瘦瘦的河底，散发着难闻的臭味。这是东莞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之一。

东莞近年来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化过程和强大的财政支持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漂亮。虽然政府多次努力，东引运河的状况却无法改变，因为太多的企业需要它。东莞的研究者认为，在一些取舍上，有时候是难以抉择的。

据林江介绍，东莞有14000多家港台企业，它们几乎囊括了东莞大部分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几乎不受东莞政府控制。“要让它们升级，难上加难。”林江总结说。他对东莞的经济状况研究多年，认为东莞台商一贯作风是“关起门来做”，他们不允许工人离开工厂的围墙，不参与当地的公共设施建设，有自己的台商子弟学校，有台商协会，基本不融入大陆社会。“如果他们不了解大陆人的想法，也不跟大陆企业打交道，要它做内销和做品牌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林江说。

林江提到了升级的另外一个阻力，“其实东莞市政府对东莞产业升级是下了大决心的，然而镇政府这一级别的官员普遍不知道怎么开展，而且他们潜意识里也不希望这些企业减少用工。因为用工少了，镇上的餐饮、酒店等服务业就难以支撑。通过人口获得的财政收入也减少了。”

靠什么拉动升级？

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越来越稀缺的土地等资源、激烈的地区竞争，东莞早在2001年就开始建松山湖高新产业园区，后来又有了虎门港项目，一年前又规划了东部生态园区。东莞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对这些项目寄予了厚望，期望用莞城主城区、同沙、松山湖、东部生态园构成未来“大东莞”的中心城区。然而，即使是东莞人，现在也难以首肯三个被寄予厚望的产业园区所能产生的效果。

记者问松山湖产业园区的一个老板，这个产业园区对他的企业有什么帮助时，他说，什么帮助也没有，松山湖只是很漂亮，他甚至不了解他周边的企业在做什么，更别说与他们合作。

不久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考察了松山湖产业园，当场质问东莞官员，“为什么松山湖环境这么好，高新项目却引不进来？”对东莞的产业升级，他表示，东莞如果今天不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林江把松山湖这种尴尬处境归结为定位问题，2001年时任东莞市委书记的佟星把它定位为“招商对象主要针对世界级的大企业(以世界500强企业为主、以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为主、以国内外大型企业的研发机构为主)”。而最近几年，松山湖的招商基本放弃了制造业，专门引进研发和服务项目。多年来招商情况的不理想，是迫使他们改变定位的主要原因。至今为止，松山湖产业园区不只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招商上收获不多，即使在高科技方面，也只有国家中子、华为松山湖生产基地等寥寥数项。

对大多数东莞人而言，拥有出色的自然环境，“烧钱”打造的松山湖产业园区，成了他们节假日户外旅游、露营的胜地。

虎门港和东部生态园区都尚未完全投入使用，然而，人们所关心的仍然是它的定位问题。对东莞经济发展颇为关注的研究人员——林江们，仍然担心这两个项目的命运，或者说它在东莞升级中占据的角色。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