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诗派新论

林家骊　孙　宝

内容提要茶陵诗派在明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成员构成与形成时间断限、诗派整算吝学活动及创作风貌等方面，都是值得重新进行深入探讨的论题。在将上述问题梳理清楚的基础上，探讨茶陵诗派对明代中后期复古思潮的振起和引导作用，可为重新评价茶陵诗派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必要的依据。

茶陵诗派是明代中前期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历来关于它的研究多集中于李东阳一人，而忽略其他成员的创作实绩及理论贡献，以致不能全面反映茶陵诗派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笔者认为，这至少由三方面原因造成：其一，对诗派成员界定不清与对诗派活动梳理不足，片面强调诗派领袖的作用，从而产生以个体代整体的研究倾向；其二，对茶陵诗派的存在时间界定不清，忽略对茶陵诗派从天顺、成化早期和正德至明末晚期的考察，继而对此诗派早期成员及后进人物开拓创新之处缺少足够评价；其三，某种程度上忽略厘定明清针对茶陵诗派的文论资料，未充分注意到即使茶陵后学及明清当世批评家亦不只关注李东阳一人。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试以茶陵诗派成员的重新划定为突破口，在肯定李东阳首脑地位的同时，重点考察其他诗派成员的文学主张和成就，并揭示茶陵诗派对明中后期复古思潮的影响。

一茶陵诗派存在时限的划定与成员构成

茶陵诗派的存在时间问题值得探讨。李东阳由天顺、成化以来翰林同年集会的参与者成长为诗派领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是其文学才能、理论素质、人格修养和政治位望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天顺末成化初应当成为茶陵诗派形成的上限。明人靳贵称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逖，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竞风韵之末，而名一时”，其中所谓的“家法”自然以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为主调，但也融合了茶陵诗派其他成员的文学理念。诗话不乏对谢铎、吴宽、陆釴、张泰等人在诗歌造诣方面的推许之辞，自然说明李东阳多从诗派成员的创作实际中得到启示。李东阳曾在《春雨堂稿序》中说“静逸(陆釴号)先生尝谓诗与文各有体”，固然宋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就已提出诗文有体观念，而李东阳强调诗文有别、“诗必有具跟，亦必有具耳”等观点却不能忽略陆釴的直接作用。另外，谢铎主张重情、明理、纪事、复古，吴宽强调为诗清婉和平、高亢超绝、淳雅自然，程敏政偏尚诗文温润典雅、不怪不华等等，均渗透到《怀麓堂诗话》中去，因此，茶陵诗派形成的渐进性和群体共建性决定了天顺末成化初为其上限。

茶陵诗派的下限一般认为李东阳正德七年十二月致仕后，诗派渐趋式微，因之学界对此后诗派的演变情况相对模糊。据黄佐《翰林记》载，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主持顺天乡试，弘治八年，李东阳开始入阁议事，并于弘治十二年主持会试，此后凡及第入翰林院自称其门生者日众。他们因或多或少都与李东阳有一些师生之谊，在文学风貌上多带上茶陵一派的痕迹。如陆深出于杨一清门下，深受茶陵诗派典雅平和之风的影响。四库馆臣评价《俨山集》及《续集》的文学特色说：“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益亦可谓有守者矣。…另外，钱谦益评邵宝说：“受业西涯之门，西涯以衣钵门生期之…一西涯既殁，李、何之焰大张，而公独守其师法，确然而不变，盖公之西涯与其所自信者深矣。竞陵钟伯敬尝语予日：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唯邵二泉耳!”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说：“李崆峒诸公，又力追秦汉，救以奇伟博丽。隆、万以后，流为伪体，故长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传；其后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诋。”这三则记载概括了茶陵余绪在正德、嘉靖文坛的表现，从茶陵后进代表人物的卒年来看，顾清、石王缶均卒于嘉靖七年，陆深则卒于嘉靖十八年，则茶陵诗派的下限至少可延伸到嘉靖中期左右，而从钟惺对邵宝的较高评价以及纪昀的评述中，又可看出茶陵诗派的实际影响远及隆庆、万历之际。

茶陵诗派成员的构成，目前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李东阳的同年进士、翰林院同官，另为李东阳的门生。这种划分基本揭示出了茶陵诗派的主干，却不尽全面。笔者认为，它主要以科举为联结纽带，便于阐明茶陵诗派形成的政治动因，却不能更深入地揭示李东阳、谢铎等主要成员与其他意趣相投的士人频繁唱和的事实。如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自称与彭民望联句至二百首，后者显然不在上述划分之列；另外，茶陵诗派的地位仅次于李东阳的谢铎，交往的众多诗友中除了翰林院诸友之外，还有台州籍的同朝僚友、其他仕宦挚交以及乡土隐逸之友等，虽不能说他们都能尽数归人诗派范围中来，却不可忽视这些诗派外围成员在传播诗派观念、扩大诗派影响方面的作用。李东阳、谢铎交游如此，也基本代表了其他诗派成员的情况。茶陵诗派活动主要表现为同年聚会，李东阳、程敏政等人还频繁参加非同年的游赏文会，许多诗派成员甚至单独召集聚会。如黄佐《翰林记》卷二十“瀛洲雅会”条下载：“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杨守址，尸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正德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王己，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倪岳是茶陵诗派重要成员之一，因徐琼排挤，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间任南京吏部尚书，其在任期间按照茶陵诗派“会必序齿”的原则举行文人雅集，以致成为罗圮、石瑶等诗派后进^物效法的楷模。这都说明李东阳之外，其他成员在推动诗派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李东阳分别在成化十六年、二十二年主持应天、顺天乡试，弘治六年、十二年主持会试，固然网罗了大批后进之士，而彭教、吴宽、倪岳等早期茶陵诗派成员同样有主考的经历，其门生亦不在少数。如彭教于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别为礼部会试考官、顺天乡试主考，吴宽于弘治十五年任考试官，又倪岳《谢饯行诸门生二首》序称：“五月八日癸卯，京闱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给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张伦、张天衢、郭镛、户部欧信，钱敬、张举、张定、郑洪、刑部熊祥、周东、光禄赵宏、方鼒、中书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张赞、进士张或、翁玉，聂瑄、何俊，合二十二人，会饯于城东茶庵之新祠。”仅此—例，就足以说明茶陵诗派后进士人的外延绝不限于李东阳的门下。

因此，笔者认为茶陵诗派成员原有的划分，并不能充分反映李东阳执掌文柄四十年期间天下靡然从风的景象，其尺度应有所放宽，试调整如下：茶陵诗派成员可以分为核心成员和外围成员两类，核心成员又可按草创期、鼎盛期和衰落期加以划分。草创期核心成员，大致指成化初年到弘治初《麓堂诗话》刊布之前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李东阳及谢铎、彭教、陆代、张泰、倪岳、刘大夏、焦芳、陈音，傅瀚，彭教，罗璟。刘淳、吴希贤等同年进士，在此之外还有许多积极参加其诗文赠答活动的翰林院同官，如吴宽、程敏政、杨一清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

李东阳在上述交往密切的同年进士中年龄最小，文坛与政坛的位望仍处于积累上升阶段，尚不足以称为茶陵诗派当然的领袖，鼎盛期阶段的核心成员，主要指从弘治初《麓堂诗话》刊布到正德七年李东阳致仕这段时间，李东阳以一代文宗的位望主导茶陵诗派，并将其推向鼎盛阶段。革创期核心成员因老病、外放、致仕乡隐等因素，留京的较少，谢铎、杨一清等人则成为辅翼李东阳的重要角色。此外，李东阳，倪岳，吴宽等人的门生中，不乏服膺茶陵诗派创作主张、赞同其风格意趣甚或多次参加诗派活动的，他们则成为茶陵诗派鼎盛时期的核心人物，如石瑶、邵宝、顾清、罗圮、鲁铎、何孟春、储嵯、陆深、钱福等人均是。衰落期的核心人物，主要指李东阳致仕并于正德十一年去世后的这一段时间，像邵宝、顾清、何盂春等人均秉持茶陵家法，杨慎亦以茶陵余续自居，自觉驳斥前后七子对茶陵派的抨击，他们正可看作茶陵诗派衰落阶段的代表。除了上述核心成员之外，茶陵诗派的外围成员也值得重视。那些与茶陵诗派核心成员有着密切诗歌赠和关系的翰林院之外的同僚、乡友乃至门生等等，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茶陵诗派创作理念、审美趣味的影响，并且在客观{二也起到了壮大和传播诗派影响的效果。

二茶陵诗派的文学活动与多元统一的创作风貌

有学者认为茶陵诗派只是自发的文学交往而并未形成一种有组织或有纲领的文学流派，显然无视其不仅有《怀麓堂诗话》这一共同理论纲领，还有频繁而集中的诗派活动，这都具备了诗派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后一点又多为学界所忽视。茶陵诗派文学活动类型繁多，最主要的是同年聚会。成化最初三年茶陵诗派的同年聚会非常频繁，竟多达十次。其主要参加者为陈音、李东阳、谢铎、倪岳、陆釴、焦芳、彭教、刘淳、吴希贤、罗璟等十人，以后由于成员仕宦、健康等原因，规模大小不一。明黄佐《翰林记》载：“天顺甲申庶吉士同馆者修撰罗璟辈为同年燕会，定春会元宵、上巳，夏会端午，秋会中秋、重阳，冬会长至。叙会以齿，每会必赋诗成卷，上会者序之，以藏于家。非不得已而不赴会，与诗不成者，俱有罚。有宴集文会，录行于时。”这段记载揭示出茶陵诗派早期聚会的基本规则和举办程序：其以诗派成员年龄为序，与会者必须赋诗，无故缺席、作诗不及或不成均受罚，唱和诗作会后整理成集以资广布，因此诗会乃是茶陵诗派思想交流与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谢铎在《书十同年图后》一文总结成化初至弘治十三年的同年聚会的情形称：“予同年天顺甲申进士二百五十人，越五年为成化戊子(按，成化四年)，会于城西之普恩寺，凡百三十人。又六年癸巳，再会于故相李文达公之第，得九十有五人。又三年。六年，为乙未，为丁酉，亦皆有会。会虽数，而人则渐少。至壬寅之会，仅二十三人。……归十有一年庚申(弘治十三年)……时南京户部尚书王公以复命来朝，闵公乃倡为十同年会。会有图，图有诗，而李公实序之。”可以说，茶陵诗派的同年诗会活动由成化初至弘治后期都得以维持，在明代文学史上亦不多见，它对宣传诗派主张及扩大其影响都有重要作用。除了同年聚会之外，一年一度郊祀、祭陵斋居之际的同派成员唱和也是其活动方式。谢铎在《书郊祀诗卷后》中回顾成化初至弘治十七年的郊祀联旬说：“予在翰林时，从西涯诸公后，凡郊祀斋次，必有联句唱和之作。一时朋游口口口口，以为故事。”自可见一斑。另外，诗派成员的游赏联句、馈赠唱答、婚丧庆吊、劝诱后进等也是常见形式。如成化十五年九月七日，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在几天之内与同僚、僧友、诗派成员都有文会，而白天游赏联句，夜以继之，乐此不疲。倪岳《寿憩庵李先生诗序》载成化二十二年李东阳之父李行素七十寿辰，“于是寮案诸君子，……相率赋诗颂之，得近体律三十有六章，瞵书巨轴，将即是日奉以为先生寿。”、再如邵宝《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击节和歌声响应”句下注：“壬申将归，公饮之酒。时天初热，公命移席中庭。陈都宪德卿、鲁司业振之、崔郎中世兴、何郎中子元，皆在坐。酒半，公……遂出近作古今诗数十首，俾歌焉。公凭几听之，时一击节。”由此可见李东阳与后进成员之间融洽的程度。

在茶陵诗派文学活动中。诗派成员在遵从李东阳的创作主旨的前提下呈现多元统一的文学风貌。如谢铎即是李东阳最亲密的同僚和诗友，吴宽《(后同声集)序》称：“二公平时以道义相重，志节相高，非特以词章相胜者。故发之于诗和平深远，览之可诵，诵之可听，譬之如凫氏之钟，薄厚适宜，侈弁中度，自然无石播柞郁之病。其为声也，真同所谓金胜乎”吴宽早有文名，四库馆臣称其“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评邵宝说“为李东阳所得士，故其诗文家数皆出自东阳，东阳亦以衣钵相传许之。”评吴俨说：“文章局度舂容，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与东阳肩随，亦足相羽翼也。”评顾清说：“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淳雅，自娴法律。……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刘稳《何燕泉先生诗集序》评何孟春说：“我明诗教之盛，自弘治间学士大夫始翕然丕变，而一时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复诸公，争鸣奋唱，力追大雅。而先生适当其时，与之师友，互相攻错，即字句皆经斧凿、引绳墨，必协古风人之义而后止。”

在创作主张方面，除李东阳、谢铎之外其他成员也多有特色。如邵宝上承秦汉实学，下承闽洛渊源，主张诗文复古变通，有用世教。他在《重刊<两汉文鉴>序》中说“今君子之论文者，皆日西汉，为其近于古也。抑尤有古者，而必日汉云汉云，岂不谓夫汉之文通于今也哉?今去汉已远，文之用于世者，若册诰、若制诏、若奏、对、书、檄、赞、颂、诗、赋之类，犹夫体焉，而汉雅醇矣，雅醇则于古为近，近之则可复。复古于通今之中，君子于天下皆然，而独文乎?……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显然，他对时下盲目推崇文必秦汉的创作主张提出批评。他认识到复古与应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复古在于应用的目的，而不是消极的模拟，这无疑对前七子们的复古主张具有很强的匡正作用。陆深《一泉文集序》中称：“唐宋文献，韩退之、欧阳永叔实当其盛。而元和、庆历之治，粗有三代之遗风，此一代之文献也。”实是后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前身。其他具有复古倾向的成员也很多，他们不只是宗尚唐宋，更上溯秦汉。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评陆釴说：“他于诸子百家之作，非惟有所择，而若有弗屑焉者。”李东阳《东泷遗稿序》评彭教说：“杂文歌诗衮衮不竭……观其志，直欲追古作者。”彭华在其《墓志铭》中评价说：“为文章奇气逸发，光彩夺目，而章煅旬炼，典则森严，评论古今，是是非非，确然不可拔，于事无微钜，动欲方驾古人。”彭教本人强调修身致用，其在《制策》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则无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体斯道，而行万化，其在此乎!”其思想明显源于《礼记·大学》，这对其复古追求也不无影响。陆釴《大

明故翰林院修撰张亨甫先生墓志铭》评张泰说；“为文务自己出，视韩、柳若不暇模拟，直欲迫两汉先秦以上。诗则根据杜子美。少尝学李白，音韵铿锵，雄健俊逸，随事赋咏，各当其情。”上述均说明，复古主张在茶陵诗派早期成员这里已成为通识，邵宝、陆深等后进人物则趋于通达。另外，关注社会民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济世意识，也是茶陵诗派整体的显著特色。早在成化元年。刘大夏主动放弃翰林院清显“仙班”的待遇，要求去兵部任职，并说：“为学不力，孰与就习吏事，有惠及民也。””后进成员鲁铎有着强烈的济世忧民的情怀，如《杂感二十首》其十四称“近闻抹边急，羽檄飞京师。兵声久不振，占募空三陲。如何骠骑军，还藉羽林儿。生来不识战，股傈趋道隅。亲戚远相送，父母泣前溪。尺捶当猛虎，投死未可知。”此诗写从征士兵远离亲人、备边应战的内心痛苦，充满了同情悲悯之意。其他如《三农苦》关心农人劳作的疾苦，《民瘼》揭露民人先遭天灾、后遭人祸双重打击的惨状，《寒夜吟》为同情戍边将士所作，并明确提出“兵贼居民皆赤子”的观点，实属难得。可以说，谢铎、彭教、鲁铎、邵宝、陆深、刘大夏等人就生平经历、理学思想、个性特质等各方面都与李东阳有所不同，因而李东阳诗歌所呈现的雍容华贵、高高在上的诗歌风貌并不能代表诗派整体的特点，只有两相结合、同中见异，才能给出较全面的评价。

三茶陵诗派复古理论对明代中期的复古派的引导作用

如上所述，茶陵诗派整体的复古意识已较为浓厚，对明中后期复古派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茶陵诗派强调诗歌表现真实的情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中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从上可看出，李东阳继承儒家传统的“诗以言志”、“歌以咏情”、“言为心声”等观念，特别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谢铎同样主张隋感说，如“于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诗作焉”。又，“诸公皆天下士，故笃于交谊，不谋而同，发于陛情之真有如是者，其何可忘?”他们的上述观点成为前七子等人的直接理论源头，如李梦阳称：“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何景明也称：“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徐祯卿《谈艺录》说：“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又，“诗以言其情，故名因象昭。合是而观，则情之体备矣。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围环之大略也。”李、何、徐等人对诗歌与情感的关系的认识自然离不开茶陵诗派的引导。

其二，茶陵诗派强调复古。李东阳认为近体诗应当推崇盛唐，但古诗、乐府则应效仿汉魏。他在《怀麓堂诗话》中说：“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古律诗各有音节。”“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他认为古诗、乐府与律诗格自有别，汉魏与唐诗在此种意义上不可互换。谢铎同样有复古倾向，李东阳在为其所作《桃溪净稿序》中即多所推重。与李东阳、谢铎过从甚密的林俊也欣赏友人“古诗祖汉晋，律诗祖盛唐，而参以赵宋诸家之体，气格疏爽，词采精丽，音调孤绝，听之洒然，咀嚼之，隽永而有余味”的做法。茶陵诗派在诗文方面的复古主张深深影响了前后七子。如何景明《海叟诗序》称：“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后七子李攀龙《选唐诗序》中称：“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七言古诗，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后两者对唐诗得失的辩证认识，无疑离不开茶陵诗派诸人的分析探研之功。

其三，批判空洞理诗，文不废唐宋。茶陵诗派成员不乏以通一经而及第的，绝大多数又经史兼通，敏于诗文之制。因此，他们中间以诗文阐释经义，恪守闽洛家法的为数甚多，谢铎正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他不仅有一批绍述程朱理脉的专书，还有大量理诗和史论诗，都有着浓厚的理学色彩。另外，李东阳称陆釴说：“公读书，必究理道，涵泳往复，期于自得。为文章，周慎雍裕，惟所欲言，终日不厌，亦不袭前人语。诗调高古，尽去秾艶，当所得意，纵笔挥洒，刻意极力者，顾追之而不可及。可知，陆武诗文也颇多理趣。邵宝是茶陵后进中潜心闽洛之学的代表。《明史·儒林传》载：“学以洛闽为的，尝日：‘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举南畿，受知于李东阳，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林俊称他：“油油然其光，将根干宋儒，标枝秦汉，收韩、欧数君子之华实乎?起衰斯文，其先生始矣!”可见，理学观念在其创作中的渗透。茶陵诗派的主张对前七子有积极影响，在评价宋诗方面，李梦阳反对当下理诗空浮的流弊，他在《缶音序》中说“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今人有作性气诗，辄自贤于‘穿花蛱蝶“点水蜻蜒等句，此何异痴人前说梦也!”王世贞在《选宋诗序》中说“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而已，此语于格之外者也。”

其四，从前七子对茶陵诗派的猛烈攻击来看，两者似乎是对立冲突的，但是他们尊唐复古的主体观念并不相左。李东阳去世之后，像邵宝、石珤、鲁铎、何孟春、屠勋、顾清甚至杨慎等人都还以茶陵诗派诗法自奉，他们与大盛的“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风尚异趣，崇尚高古典雅、重道纪实、兼取博采的诗味和格调，成为时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道支脉。如四库馆臣评石瑶说：“珤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隆庆、万历以来，当复古派的流弊日益明显的时候，茶陵诗派流裔便较早的对其展开了反批判。李东阳、杨一清的门生杨慎在《升庵诗话》卷七中说：“至李何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然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另外，像前述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记载也揭示出茶陵诗派在明代中后期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余绪继承了它内在的合理性因素，并展开对复古派的反批评。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的批评远没有唐宋派、公安派等流派有影响，客观上却为诗文流派的自然更替，推动明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四茶陵诗派拟乐府创作对明代中期的复古派的垂范作用

茶陵诗派对古乐府及古诗的拟作，推动了前七子的同类创作。从元末杨维桢到李东阳生活的时期，古乐府的拟作长时间内呈沉寂的面貌，这从李东阳《古乐府引》里可以看出。李东阳作古乐府，较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谢铎评李东阳的《刘平妻》说：“往见四烈妇诗音韵铿锵，气格高古，以为其作。后始见全本，首首奇绝。”评《金字牌》“仇雠和，壮士死”句说：“六字尽之矣，此外虽万言亦不能尽。”乃从措辞技巧到批判思想均给予高度评价，揭示出李东阳借拟乐府诗抒发借古讽今的情怀。清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一说：“李西涯以论事作乐府，别开新调。”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说：“李东阳工明史乐府，近尤西堂效作，皆可备史料。”即是对李东阳结台拟乐府与咏史诗两种体裁的创新因素的肯定。明顾起纶《国雅品·士品二》说：“李文正宾之，学既该博，辞颇弘丽，且老于掌故。其咏史乐府，乃所优也。……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毂后进，而李、何、徐诸公作矣!”则进一步说明李东阳拟乐府对前七子的影响，而其中也不能忽略其他诗派成员的作用。如谢铎创作古乐府及古诗成就较高，其《桃溪净稿》散见于各卷的拟乐府有《新婚别》、《上之回》、《搏虎行》、《短歌行》、《西邻妇》、《撤屋谣》、《葡萄行》、《篁墩行》、《遗腹儿》、《南沟磷》、《儿舐疮》、《脚痛谣》、《穷奇兽》等作，另外卷二十五载古诗《读春秋一十六首》、《读通鉴纲目二十一首》，卷二十六载古诗《读宋诗十六首》，卷二十七载古诗《拟皇明铙歌十二篇》，卷二十八载古诗《殷鉴杂咏二十四首》，卷二十九载古诗《台州杂咏二十六首》等。从上看出，谢铎的拟乐府之作，不止涉及古乐府，还有唐以来的新乐府、自创乐府诗题等，古诗则以咏史为主，咏故乡风物之作也占有相当比重。这些作品具有深远的历史情思和殷切的民生情怀，可称茶陵诗派众多诗文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兼长的代表。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称其“在翰林学诗时，自立程课，限一月为一体。如此月读古诗，则凡官课及应答诸作，皆古诗也。故其所就，沉着坚定，非口耳所到。”实属确评。除了李、谢之外，倪岳《青溪漫稿》卷二载七言古诗33首，茶陵后进屠勋在《屠康僖公文集》卷一有五言古诗31首、七言古诗52首。值得一提的是，在拟乐府及古诗的创作中，大量史料和民间题材进入茶陵诗派成员创作的视野，即使较少出京游历的李东阳，其乐府诗中也不乏对先代烈士、贞女的褒扬，这样他们的选材就不止限于台阁馆榭之间，而有投向民间的倾向。谢铎《西邻妇》等旌扬孝义之诗即针对当下时事所发，尤称代表。在这种倾向基础之上，俗化的趣味也日益转深，如李东阳《祭老王文》，一反其一贯强调的馆阁气，而全用俗语写成，钱福喜作吴地谣曲，何孟春偏爱南戏，他在《观戏说》中称：“何子爱观南戏，……曰：‘吾取其升而不荣，黜而不辱，笑非真乐，哭非真哀而已…--吾于观戏得处世之道，顺逆之境交于前，不为置欣戚焉，谓非有得于戏哉?”这一切都对前七子产生直接的影响。

据黄卓越统计，李梦阳作乐府类诗歌有120首，古诗14首；何景明乐府杂调81首，古诗6首，徐祯卿乐府50酋；王廷相乐府体58首，琴操体4首，风雅体16首，古歌体26首，边贡乐府40首；王九思古乐府16首；孙一元古乐府15首；薛蕙古乐府59首。另外，笔者粗略统计后七子代表之一王世贞，其《弁州四部稿》卷四有拟古乐府75首、汉郊祀歌20首，卷五拟古乐府59首，卷六拟古乐府47首，器七拟古乐府185首，可谓为数甚多。又李攀龙《沧溟集》卷一载古乐府34首、铙歌18首，卷二古乐府147首，卷三五言古诗78首，其中包括《后古诗十九首》，卷四又有《建安体》3首、《代建安从军公燕诗》9首、《公燕诗》9首，《效应据璩百一诗》等，亦不在少数。王世贞在《书与李于鳞论诗书》中说“吾拟古乐府少不合者，足下时一离之离者。离而台也，实不能胜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胜，我歌行，其有间乎?”可知，前后七子多数对乐府、古诗的创作是异常重视的。总之，上述相对明中叶以前长期乐府、古诗创作相对寂寥的状况来说，不能不归结于茶陵诗派众多成员的开导之功。另外，前七子像王九思、康海还是著名的曲家，尽管散曲在明中叶的兴盛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像钱福、何孟春等人的俗曲、南戏的偏好，无疑对散曲的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客观地说，茶陵诗派虽然在理论和创作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若干突破和创新，毕竟没有彻底地摆脱台阁体的余风遗韵。其气格舂容太雅，亦少不了延宕沉缓的通病。前七子标举“真诗自在民间”的口号，完全从馆阁台榭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其诗歌存在着优孟衣冠、千篇一律的不足，却气象生新，开启了继明代初期诗风，永宣台阁体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高潮，正是在对茶陵诗派的批判和超越中，明诗才在前后七子手中再度中兴。前后七子对茶陵诗派的评价，却经历了由全盘否定到逐步辩证扬弃的过程。典型代表就是王世贞。他在《艺苑卮言》中曾毫不客气地给茶陵诗派作家揭短，像“李宾之如开讲法师，上堂敷腴可听，而实寡精义；陆鼎仪如何敬容好整洁，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吊丧，缓步严服，动止举举而乏至情；吴原博如茅舍竹篱，粗堪坐起，别无伟丽之观，王济之如长武城五千兵，闲整堪战，而伤于寡；罗景鸣如药铸鼎，虽古色惊人，原非三代之器。”这些批判表明了王世贞早年对明初以来文坛尤其是茶陵诗派的厌弃之意，随着阅历和识见的增长，他对后者的看法趋于辩证。其《书李西涯古乐府后》称：“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前文提到王世贞创作了大量的古乐府及五七言拟古诗，正是在这些作品的写作中，他体味到李东阳的创作甘苦和《拟古乐府》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李东阳在茶陵诗派中，无论就创作还是理论贡献方面，都具有重要而非全面的代表作用。诗派成员聚会规则明确、主办成员自主性强，且基本都在诗派成员家中或翰林官署中，生活化气息浓厚，整体性特征鲜明；二，诗派文学活动由成化年间兴起，一直延续到隆庆、万历之际，一方面茶陵诗人在京城与地方的游宦或归隐的过程中，拓宽了诗派同外部文学流派的交往和在文坛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与前后七子等诗歌流派的融通和论争中，奠定了茶陵诗派在明代诗坛上的特有地位。三，茶陵诗风较少台阁体的偏枯与局促，而转为对诗派盟主的钦敬、诗友才华的赏识、文人情趣的挥洒，集中体现为创作的生活化、文人化及抒情化，另外许多社会现实问题也进入诗派成员关注的视野，复古重道意识得到突出的反映，诗歌风貌绝非李东阳一人春容大雅又难免虚浮的特点所能囊括。

总之，纵观明初至中叶的诗歌发展流程，茶陵诗派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是可以明确断言的。不管明初的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还是江右诗派，以及永乐、宣德以来的台阁体作家群，均群体组成松散，有创作主张而无纲领，创作水平参差不齐、流传作品稀少，难以与茶陵诗派等量齐观。茶陵诗派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具有振起作用，此后性灵派、唐宋派、竟陵派等均在理论创建和创作实绩上独标一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茶陵诗派又是明代诗派全面走向成熟的开端。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谢铎及茶陵诗派”(课题编号07WHZT061ZG)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