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

高绍先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谈士飙起。论辩之风盛行,不仅在学术上,不同的流派、观点互相辩驳诘难,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与保守、军事策略的选择、外交的应对上也都充满论辩精神,儒、墨、道、法的辩论风格各具特色,形成精彩纷呈的论辩文化。

关键词:春秋战国;论辩;文化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5.18

春秋战国是一个如此特别的时代,如果套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句,可以说:这是一个军事上战火纷飞,文化上精彩纷呈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变革与保守激烈争辩的时代;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时代;这是一个宏言伟论和巧言诡辩交相辉映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世界上唯一无二的时代。

百家争鸣,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鸣”者,发表意见,阐明观点也;“争”者,互相辩论,以定正误也。

在所有的时代特征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及与之相伴生的论辩文化。因为如果就战争的频繁而言,则中国几千年间不绝于史。从楚汉争雄到三国鼎立;从隋唐烟尘到宋金鏖战,其战事之惨烈,战局之蹫异,也未尝不如七雄五霸闹春秋,但以各种学术之自由争辩,兴替纷呈,则后代皆无出其右者。儒墨道法,诸说并起,各竖旗号,或倡仁义,或言法治,或主兼爱,或谈无为,都想在思想领域里,占领一席之地。诸说之间,不仅互相融会渗透,而且互相辩驳诘难。“周孔既殂,微言中绝,谈士飙起。幸世之去圣辽远,而蔪人之宗乎己也。各文其文,而纷纭其术于天下。”[1]想是时也,这些论辩大师们,在辩坛上神采飞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而谈,或妙语连珠,或旁敲侧击,令人神往。

论辩,狭义而言,是针对某一论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辩驳。《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说:“彼此使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得到正确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2],就是从狭义的立场对论辩所作的定义。广义而言,则一切有目的的语言交往活动,包括谈话、演讲、辩论都可称之为论辩。本文基本上采取的是狭义的论辩定义,有时也兼顾广义。

一、谈士飙起,论辩成风

论辩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列子》和晋张华的《博物志》都载有关于“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孔子东游,见两个儿童争辩太阳与人的距离。一个说太阳早晨离人远,中午离人近,理由是早晨凉快,中午炎热,近热而远凉。一个说不然,太阳早晨离人远,中午离人近,理由是早晨太阳看起来大,中午看起来小,远小而近大。“孔子不能决。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智乎?”遗憾的是孔子没有学过天体学,那时,人们也没有掌握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知识,以致博学如夫子者,竟被难倒。这里我们不是讥笑孔子的无知,而是赞扬两小儿的多智。

孔子周游列国,一路行来,田间路旁,都可以碰到善辩的普通百姓。《论语•微子》有精彩记载:首先是遇到楚国的接舆(专门伺候客人上下车的侍者)在接车时高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首歌以凤凰暗喻孔子,讥笑他在天下无道时,仍不归隐,歌词和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是不相容的。孔子本想下车和他辩论一番,但接舆“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在一个渡口,遇见田间的两个农夫长沮、桀溺在耕田,便让随行的子路去问路。这本是极寻常的一件事。但一不小心,又遇到两个尚思善辩的人。问于长沮,长沮说:既然是孔子,“是知津矣。”问的是行走之路,答的是从政之路。孔子周游列国,考察各国社会情况,怎么会不知道路在何方呢?其揶揄之意不言而喻。问于桀溺,桀溺更借题发挥讲起了大道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把子路数落了一番:天下大乱,谁能拯救呢?你与其追随像你老师那样躲避坏人的人,倒不如追随像我们这样躲避乱世的人。子路回去把长沮、桀溺的话报告了孔子,引起孔子的无限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师徒在行走中,子路落在了后面,遇见一位以拐杖挑着锄草工具的老人,便去问他,见到孔子没有。老人张口就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完就“植其杖而芸”锄草去了。过去学者多将接舆、长沮、桀溺、荷蓧老人视为“不知名的隐者”,其实并不尽然,也不会那么巧,一路尽遇隐者。而且荷蓧丈人的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是劳动人民的价值观,直到今天,仍是对脱离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可见孔子师徒遇见的也就是一般的劳动人民,而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窥见当时论辩之风的盛行。

由于论辩文化的发达,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士有多种含义,按今天的理解,可以说就是泛指知识分子。《谷梁传》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何休注云:“士民,学习道义者。”即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这些专业,涉猎广泛,包括法律、政治、军事、外交、武术等,但都以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建立霸业为主,以至当时盛行养士之风。孟尝君有食客三千,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辈,但不论有哪方面的特长,都是能言善辩。如冯谖、毛遂者流。

论辩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成为一种谋求功名利禄的本领,有的人甚至就以三寸不烂之舌安身立命,乃至封侯拜相。苏秦、张仪可为其代表。苏秦未发时,全家都瞧不起他,妻子不为他织布,嫂子不为他做饭。父母不和他讲话,讥笑他不务正业,“释本而事口舌。”苏秦乃悬梁刺股,发奋苦读,终至拜六国相印。①

据《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载:苏秦游说秦王。连上十本奏章,都未见采纳,狼狈归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读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子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岀其金玉锦绣,取其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②张仪未得势时,穷愁潦倒,四处游说,无人赏识,竟至被怀疑为偷玉的窃贼,被捉去送官,一顿痛打,后释放回家。其妻讥笑他:要不是你读书游说,怎么会招来这样的羞辱呢?张仪说:你看我舌头还在吗?其妻笑着说:舌头当然在呀。张仪说:那就够了。①

《史记•张仪列传》:“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曰:舌在也。仪曰:足矣。”②苏秦、张仪生前以辩致仕,死后以言留名。当时,也有人鄙薄其为人,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将其分别列传,与一代儒宗的孟子等同位,而且给以很高的评价。对于苏秦,司马迁说:“夫苏秦起于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3]又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皆倾危之士哉!”[4]西汉刘向在整理、校订《战国策》一书时更盛赞这些辩士们:“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衡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简直有决定国家社稷兴衰成败的作用。

二、宏论伟辩,涉及广阔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如果从领域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学术上的彼此辩驳诘难。儒倡仁义,法言法治,墨主兼爱,道称无为。儒家认为仁义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最合理的治国方略,但在道家眼中却不值一文。老子认为仁义对他的道而言,只是细枝末节:“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儒家推崇圣贤,庄子却嗤之以鼻:“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出一道辩论题“圣人和强盗谁更有道德?”恐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选择圣人一方,然而庄子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强盗勇、义、智、仁、圣,五德俱全,是最有道德的人。“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5]能事先判断别人家中有多少现金、股票、金银首饰,是圣;身先士卒,翻窗入室,是勇敢;财物到手,让弟兄们先撤,自己最后离开现场,是讲义气;分配赃物,大家平等,决不多拿,是仁。这是一种诡辩,因为他离开了一个大前提:盗窃行为首先就违背了人们的基本道德,但从辩论的技巧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巧辩。其实诡辩和巧辩只有一步之遥,在技巧上往往是无法分清的,关键在于所支持的是真理抑或谬误。

由于法家和儒家都是以积极的态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因而两家的争论也格外激烈,在许多问题上,儒法都是明显对立的。

人性的善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辩题。儒家主张性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法家主张性恶,所谓“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孟子和告子曾有一次面对面的直接交锋,论辩双方都以水比喻人性。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就像激流,哪里有缺口就往哪里流,无所谓善恶。孟子说:不错,水固然没有东流西淌的定向,但水难道也没有向上向下的倾向吗?“人性生而有善,犹水之欲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用人之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告子说:“生之谓性。”性是一种天生的本质。所以“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孟子反驳说: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白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不同;白雪的白又和白玉的白不同,因而不能把狗的天性等同于牛的天性,更不能把牛的天性等同于人的天性。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6]这是人固有的,也是人特有的本性。

在正直的评价上,法家倡导大义灭亲,儒家主张亲亲相隐,叶公和孔子就进行过这样的辩论:《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法家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正直的表现;儒家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里面了。这段话寥寥不过50字,但却反映了儒法两家观点的对立。

其他如儒家主张议事以制,法家主张公布成文法,赵秧铸刑鼎,孔子讥之:“民在鼎矣”; 法家主张法律平等“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家主张依法治国,儒家强调人治,圣君贤相;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儒家主张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如此等等。儒法两家在学术上全方位的论辩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论辩文化最精彩的部分。法家对自己的主张充满自信,因而在辩论中往往直接以结论代替论据,体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但其不足则是说理不够,甚至根本不说理。这种论辩风格以韩非、商鞅为代表。如韩非在批评儒家的理论时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7]在这段论辩中,韩非要反驳的是“仁义礼智可以尊主安国”,要证明的是“仁义礼智只能卑主危国”,但他不讲任何理由,直接将需要证明的命题作为已经证明的论据,这在诡辩方法中,称为“丐题”。有的法家中的激进派甚而采取谩骂的方式进行论辩。商鞅在其《靳令》一文中,力斥儒家仁义礼智之空谈误国,“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诚信、曰孝弟、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把儒家奉为经典的仁义礼智比为令人厌恶的虱子,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固然因“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总得通过说理的方式辩论

。商鞅不仅不讲为什么仁义礼智是虱子,而且明明讲的是“六虱”,却一口气数出了“九虱”。未免大失绅士风度和论辩水准。

第二类:政治方略上的不同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充满变革与守旧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锐意进取,力主改变周公文武所确立的礼治旧秩序。法家是改革派的代表,他们排儒诋道,高扬法治旗帜,坚决主张废除旧传统,以法律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进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其中有许多精彩的辩论。秦孝公意欲变法,但又怕遭到旧贵族的反对和老百姓的误解,于是召集商鞅、甘龙、杜挚3人在御前会议上公开辩论。题目是:要想富国强兵是否应当“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甘龙、杜挚坚决反对变法,理由有三:一是明智的君王应当因循守旧,维持稳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只有“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二是是变法会引起社会舆论的责难,劝秦孝公三思:“臣恐天下之议君,愿熟察之。”三是没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不能变法“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利器。”商鞅针对秦王的疑虑和保守派的论点慷慨陈词。第一,改革首先要下决心,不要优柔寡断,“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不要顾及社会的舆论和民心的赞同,只要可以强国利民,便可坚决行之。“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老百姓“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第二,商鞅引证历史事实说明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礼法制度,“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指出甘龙之言乃“世俗之言”,“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论变”。第三,商鞅进一步论证变法关系国家兴亡:“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3条理由,堂堂正正,有理有据,经过一番激烈辩论,秦王排除疑虑,决心变法:“寡人不之疑也。于是遂出垦草令”[8]。

合纵、连衡是秦与六国关系上两大对立的策略,一是联合六国以抗强秦,一是六国分别与秦交好。主要的代表人物为苏秦、张仪。苏秦先是主张连衡的,曾以此说劝秦惠王“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但秦惠王以自己羽毛未丰,条件不成熟,而婉拒曰:“愿以异日。”后苏秦改奉合纵,先后游说燕、赵、韩、魏、齐、楚的国君,大获成功,但不幸的是紧随他的又出了一个张仪,真是“既生秦,何生仪?”对同一个国家往往是苏秦先至,张仪后到,听了苏秦的高论,六国君王个个点头称是,而张仪一席话,刚刚赌咒发誓接受苏秦观点的国君又改弦更张,为张仪之说是从。最典型的是韩、赵两国。苏秦先说韩宣王,他先分析韩国的地势:“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其次又盛赞韩国的兵卒勇敢,武器精良:“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岀。”“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最后使出激将法:“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也。”一番话说得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9]何等地坚决。然而张仪一到韩国,三言两语竟使韩王来了个180°大转弯。张仪同样对韩国的地势进行分析,但却与苏秦大相径庭。张仪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精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斯徒负养在其中矣,”而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兵打起仗来“左挈人头,右挟生俘,”何等恐怖!秦国与山东六国相比“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强秦压境就像“垂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10]同样一个韩国,在苏秦口中是地势险固,将勇兵精。而在张仪口中则土地贫瘠,连饭都吃不饱,所谓几十万大军不过一群不堪一击的懦夫与婴儿!

合纵、连横两种策略此消彼长,最终秦始皇运用连衡之策统一六国自有很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并非一二说客的议论就可决定,史书对苏张言论过分渲染夸大,后人多有评论。①

宋涛译注《战国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晖代序:“《战国策》作为历史著作,有些资料不够真实,往往夸大其辞,在引用资料时应注意这一点。”可作参考。②不过本文并非研究秦灭六国的史实,而是从论辩的技巧研究苏张的议论。二人都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方面分析当时的“国际关系”,都能抓住国君的心理,都善于煽情,但苏秦主要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故能使韩王感情激动,忿然作色;而张仪更多地是陈说厉害,击中韩王的软肋,比苏秦更为实际,因而韩王不敢再感情用事,终于采纳了张仪的连衡之计。

第三类:外交、会盟、觐见、接待等政治活动中的应对答辩。春秋战国时期,诸候间时而联姻结盟,时而兵戎相见,外事活动十分频繁。在这些活动中涌现出大批论辩大师,他们不卑不亢,能言善辩,凭三寸不烂之舌之士,应对各种复杂场面,不辱君命。

《战国策•颜斶说齐王》载齐宣王召见颜斶,见面就说“颜斶,你过来。”颜斶也说:“大王,你过来”,左右斥责他。颜斶说:“我过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过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承受贪慕权势的之恶名,不如让大王获得礼贤下士的美誉。”(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这话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绵里藏针,外柔内刚,说得对方无可辩驳。齐王恼羞成怒,向颜斶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王者贵乎,士贵乎?”国王尊贵还是知识分子尊贵呢?颜斶回答:“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王追问“有说乎”?颜斶说“有”,然后不慌不忙地道出一番理由:“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采樵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也。”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大夫,为官清廉,以贤能著称。秦攻齐,要假道于鲁,故有此令。客观地说,颜斶的这番话并不能完全证明他的观点,因为一个令是禁止,一个令是赏赐,并无可比之处,但颜斶立意新奇,以生王之头与死士之墓相比,所谓出奇制胜也。后人有评此句云:“快语,读之失惊。生王字奇,之头字更奇。”[11]由于使用这种岀奇制胜的策略,齐宣王全面败退,只好说:“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愿受教为弟子。”

《左传》中另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成公三年,晋楚交战,晋将知罃被俘,晋军也射杀了楚将连尹襄老,俘虏了楚公子谷臣,双方提出以知罃交换连尹襄老的尸首和公子谷臣。在送知罃归国时,楚王以胜利者对待“阶下囚”的口吻对他说:“你怨恨我吗?”知罃回答道:“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意思是:自己没有本事,以致被俘,不怨别人。先坐自责,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楚王却步步紧逼:“那么,你感谢我吗?”知罃不慌不忙地说:“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缧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两国交战,各为其民,现在达成谅解,交换俘虏,这些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又敢感谢谁呢?楚王还不知趣,仍然不依不饶地问:“子归,何以报我?”知罃回答说:“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话已经说绝了,既无怨仇,又无恩德,何报之有?然而楚王听不懂知罃话中的玄机,仍然要穷追不舍:虽然如此,你还是得告诉我。知罃说:托你的福,我回到晋国, 国君或者宗族判我死刑,我亦可称“不朽”;如果不杀我,还让我领兵打仗,将来在战场上遇见你老人家,也不敢回避,“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意为下次交战,再决胜负,就是对你最好的回报。以被俘之身,不卑不亢,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丝毫的奴颜卑骨,将楚王的追问,一一化解,可谓辩论的经典之语。其直接效果是,楚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在这些精彩的辩论中,留下许多名言警句和成语典故,脍炙人口,至今仍为人们广泛使用。如:冯谖说孟尝君时用的“狡兔三窟”,庄辛说楚襄王时用的“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代劝赵惠王放弃攻燕时说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些名言警句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庄辛对楚襄王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比喻后,楚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立刻授庄辛以爵位,封为阳陵君,赐给淮北之地。

也有的人身处危急,但能从容应对,利用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对方的心理弱点,化险为夷。范睢是有名的谋士,在辅佐秦国统一六国的伟业中居功至伟。有一次,秦王在进攻邯郸的战事中因久攻不下,又听信谗言,迁怒于范睢,想杀掉他。范睢知道了,便去见秦王,对他说:“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今遇惑,或与罪人同心,而王明诛之,是王过举显于天下,而为诸侯所议也。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12]范睢这段话没有丝毫的哀求,也没有些微的辩解。但他抓住了关键的3点:首先是站稳脚跟,表明自己既不依靠权贵,也不攀附亲戚,而是得到秦王的重用才担任职务的,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其次是反客为主,把牌打到秦王那边:我虽然犯了错误,但如果处罚我,说明你秦王用人不当,要受到诸侯的谴责;三是以守为攻。范睢向秦王表明:我情愿服药而死,且希望死后能按宰相的待遇厚葬。其实范睢何尚是真愿意受死呢,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服药而死,一则可以证明你惩罪罚过的正确,二者可以免去你遭受用人不当的指责,说明我范睢连死都是为了你秦王的利益。这种以守为攻的论辩比单纯地在秦王面前申辩、求饶的效果好到不知多少倍。果然秦王听了连声说“有道理”,“遂弗杀而善遇之。”

三、儒、墨、道、法,辩论风格各有特色

儒家辩论一如其理论,堂堂正正,遇事先讲概念明确。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争论问题首先的明确概念,什么是礼,什么是仁,虽然对这些概念在儒家学说里有多角度多层面的不同解释,但核心是一样的,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但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学者,仅有一部语录式的著作《论语》传世。其中多是夫子教诲其弟子的言论,言简意赅,少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也少有和别人的争论,但即使只有只言片语,也可从中窥见夫子论辩的风采。如前举孔子和叶公就正直评价的辩论。孔子并无一字反驳叶公的错误,而只是正面摆出自己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寥寥12字,成为流传几千年的原则,可谓一言千钧,其论辩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孔子弟子们对老师总结了4点认识问题的经验:“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3]不主观臆断、不先入为主、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儒家的另一位大师孟子,却是一位伟大的雄辩家。当时即以好辩闻于世。他的辩论风格气势恢宏,说理堂堂正正,逻辑严谨,慎密,可谓滴水不漏。《孟子•腾文公下》载:有人问他:外人都说您老人家好辩,这是为什么?孟子回答说:“予且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有什么不得已的事,让孟子好辩呢?孟子说是因为邪说盛行,“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的三段论是,大前提:禽兽无君无父;小前提:杨子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结论:杨子、墨子是禽兽。这个三段式的小前提有问题,因为杨子为我,不等于无君,墨子兼爱不等于无父,但孟子是从儒家维护礼的立场出发,把不符合君臣父子一套礼教的观点都是为异教邪说。为了驱邪扶正,必须高举批判的旗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予且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可以说孟子是走到那里,辩到那里。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客客气气地请教:“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即大发议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14]

梁惠王和孟子在池塘边观赏飞禽走兽,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这本是一句闲话,孟子也不放过机会:“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紧接着,又大引《诗经》中的诗句:“经使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借题发挥,把梁惠王教育了一番[15]。

道家则不然,讲的是模糊,“混沌”,让人不可捉摸。《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让人莫明其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不能下定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道家的论辩风格恣肆汪洋,跌宕起伏,放荡不羁,时而遨游九天,时而又集于薇芥,奇想妙论层出不穷。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派两位使者前来恭请庄子到楚国主持政务,庄子不说去,也不说不去,而是讲起了故事:听说楚国有一个神龟,死了三千多年,楚王用竹盒装着,盖上布巾,珍藏于庙堂之上。这只龟,是愿意死后留下骨骸受人尊敬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水中摇尾爬行呢?使者回答说:当然愿意活着在泥中摇尾啦。庄子说:二位请吧,“吾将曵尾于涂中。”意思是我宁愿作苟活的乌龟,也不愿做显贵的楚相,但庄子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楚国使者他提出的题目是请庄子去做主持国政的宰相,而庄子回答的是生死的选择① 《庄子•秋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将曵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曵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曵尾于涂中。”②。

《庄子•秋水》篇载惠子在梁国为相,庄子去见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此来是想夺取你的相位。惠子害怕了,派人在全国搜捕庄子。庄子见到惠子,既不抗争,也不申辩,而是对惠子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死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鹓鶵即凤凰,庄子以凤凰自诩,而视权势如死鼠,这是他鄙弃惠子的根本,但以这种方式反驳对方,轻描淡写、四两拨千斤,显示自己的高尚,反衬对方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下,实在是辩论的最高境界。

道家在论辩中多用逆向思维,在大小、黑白、是非、难易、取舍、祸福等相对立的事物中寻找变数,充满辩证法,使对方逃不脱预设的埋伏,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如老子讲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这些话历来在被认为是权诈之术,但在论辩方面是十分精彩的辩论技巧。庄子对这一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庄子妻子死了,惠子前往吊唁,庄子却伸腿坐着,鼓盆而歌,惠子责备他:嫂子与你长期相守,为你生儿育女,现在离你而去,你不哭也就算了,还鼓盆而歌,太过分了吧!庄子回答说:不然,她刚死时,我何尝不感慨呢,但仔细一想,她本来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在恍恍惚惚之间变成气,气又变成形,形又变成生命,现在生又变为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者安静地歇息在天地之间,我却哇哇啼哭,且不是太不懂得生命的道理吗①

《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 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②?所以,也就不哭了。这既是诡辩,又充满哲理,不仅思想新颖,为常人所不敢想,亦为常理所不容,而且即使明知其谬误,却很难将其驳倒。庄子可谓深得论辩之道。

法家代表新型的政治势力,以虎虎生气跻身于政治舞台,其在论辩风格上没有儒家的稳重,墨家的精细,道家的超脱,而是务实、犀利,逻辑严谨,思维敏锐,对一事一理,条分缕析,层层深入,甚至不厌其烦,常常将个别事例推广为普遍真理,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有时未免强词夺理。郭沫若曾说韩非的头脑犀利,“犀利得令人可怕。”在辩论问题上,更是霸道,只准他批判别人,不准别人辩解。韩非有《问辨》一文,专谈辩论。其观点是民间有辩论,是因为君王无权威: “或问曰‘辩安生乎?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他认为:“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事无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辨之故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准我批判你,不准你反驳。例如法家无一例外都是主张重刑的。认为不但要重罪重罚,而且要轻罪重罚。这显然是不合常情的,需要费一番唇舌才能使人信服,但韩非、商鞅却三言两语就作了结论。商鞅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16]韩非说:“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17]道理很简单:如果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则因刑罚太轻,制止不了轻罪,轻罪制止不了,重罪就更无法制止了。如果轻罪重罚(重罪当然重罚),那么,因为刑罚重,人们不敢犯轻罪,轻罪既然不敢犯,重罪就更无人敢犯了。说穿了,其实就一句话“不管重罪轻罪,一律重刑。”

墨家是古代逻辑的祖先,讲究的是概念、判断、推理,《墨经》中的《大取》、《小取》对辩论方法有很精彩的论述。

他最有名的一次论辩是战胜公输般,制止了一场战争。据《墨子•公输》记载:公输般替楚国建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翟昼夜兼程赶到郢都,首先见公输般,劈头就说:北方有人欺负我,请你替我杀了他。公输很不以为然;墨翟说:给你十两金子嘛。公输说:我的原则是不杀人的。于是墨翟说:听说你为楚国造了云梯,要攻打宋国。“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一番话说得公输无言以对,但表示已经报告了楚王,无法更改了。于是二人一同去见楚王。墨子对楚王说:有一个人,丢掉自己的豪华轿车,去偷邻居的破车,丢掉自己锦绣,去偷邻居的短袄,丢掉自己的鱼肉,去偷邻居的糟糠,这样的人怎样?楚王回答:一定是有偷病吧。墨子这才引入正题说:“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于蔽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楚王想不到先前所作有偷病的回答,竟成了自己的笼牢。当然楚王是不会仅仅因论辩失败而放弃早先就预定的战争的。墨子还作了另一手准备,他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守城的工具“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但是如果只就论辩而言,这确实堪称经典之作。墨子先设陷阱,让对方赞成自己的观点,然后请君入瓮,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对方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有人把金钱、语言、原子弹列为世界三大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对语言力量作了最生动的诠释。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论辩才能已成为人们从事职业的基本能力之一,大至国际交往,小至个人处世,举凡解决争端、协调关系、疏导疑难、消除矛盾、宣传真理、动员群众、联络感情、推进友谊、都离不开论辩。尤其对法律人来说更是如此:检察官义正辞严的控诉,律师慷慨陈词的辩护,调解中活血化瘀的疏导,管教人员对犯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戒之以法的规劝,侦查中对嫌犯迂回机敏的斗智乃至教师的讲授,学生的答辩,都离不开论辩。前代大师们给我们留下如此辉煌的论辩文化,正值得我们从中得到教益。JS

参考文献:

[1]李宝洤诸子文粹[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1: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成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6

[3] 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

[4] 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5] 庄子胠箧

[6] 孟子•告子上

[7]韩非子•说疑

[8]商君书•更法

[9]战国策•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

[10]战国策•张仪为秦连衡说韩王

[11]吴楚才,吴调侯

[12]战国策•秦攻邯郸

[13]论语•子罕

[14]孟子•梁惠王上

[15]同13

[16]商君书•说民

[17]韩非子•六反

Culture of Deliberat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GAO Shao瞲ian

(Sou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ongqing 40112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any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and many elocutionists debated. There prevailed a general mood of debating.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s debated not only on academic problems, but also on political system, military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styles of deliberation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 Mohist school, the Taoist school and the Legalist school wer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us a culture of deliberation were flourishing. Key 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ulture of deliberation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