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元杂剧中商人的文化素养及社会交际

摘 要:元杂剧中有关商业描写的作品有五十二部,其中涉及到的商人形象有七十九个,这些商人有的是由儒而贾的儒商,有的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市井小商贩。本文就元杂剧中商人的文化素养试做浅析。

关键词:元杂剧 商人 文化素养 社会交际

元杂剧中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其中大多数商人文化素养不高,这从他们的谈吐及行为可以看出来,如店小二和婚恋剧中的商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文化素养和品德比较高的商人,这些人往往是由儒而贾的儒商。

店小二多是以吟诵上场诗或下场诗的形式出现,并且出场的动作、语言较少,他们的语言一般是“酒店门前三尺布,人来人往图主顾。好酒做了一百缸,倒有九十九缸似滴醋”,“百般买卖都会做,及至做酒做了醋,算来福气不如人,只是守着本分做豆腐”[1],作者一般把他们当作一个符号,使他们起到串联故事情节、活跃舞台气氛、增加喜剧效果的作用。

婚恋剧中一般把商人描写得比较粗俗。如《云窗梦》中的冯魁追求郑月莲时只知道炫耀自己的钱财:“我多有金银钱钞哩”,“论小子这等人物衣服,似小子的,也少有也。”郑月莲则讽刺他:“那等村的,肚皮里无一联半联;那等村的,酒席上不言语强言;那等村的,俺跟前无钱说有钱。村的是彻胆村,动不动村筋现,甚的是品竹调弦。”这也说明他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基本上没什么品味修养。《玉壶春》中甚舍,看上了李素兰,对鸨母说的是:“奶奶,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做茶钱。你若肯将女孩儿嫁与俺,我三十车羊绒潞绸,都与奶奶做财礼钱”,他的装束是“带着个高一尺和顶子齐眉的毡帽,穿一对连底儿重十斤壮乳的麻鞋”。由此可见,他说话是满嘴的铜臭,打扮是笨拙村俗,不由得让人对他产生厌恶感。《对玉梳》中的商人柳茂英一上场时也是强调自己是如何有钱,妄图以钱获得对方的欢心:“二十载绵花,则和大姐歇一夜罢。”《鸳鸯被》中刘员外,以欠钱不还为借口,逼迫李小姐嫁给自己,虽然最后没有得逞,但是其丑恶的嘴脸却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类商人不懂感情,也没什么修养和品德,是作者批评的对象。

元杂剧中也提到一些文化修养较高的商人,如《东堂老》中的东堂老李实,《冻苏秦》中的王长者,《刘弘嫁婢》中的刘弘。东堂老李实“幼年也曾看几行经书”,“平昔与人寡合,有古君子之风”,是所有的商人中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了,而且人格高尚,不负友人之托,不贪财昧金,是个“贾服儒行”的儒商。他在剧中出现时,已经闲居在家,但唱词中交代了他早年经商为生的经历,年轻时候的辛苦奔波换来了晚年的宽裕生活。虽然积攒下了很多家产,但是他对待钱财并没有斤斤计较,贪得无厌,其思想中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信条没有改变,如他说“则理会的诗书是觉世之师,忠孝是立身之本,这钱财是倘来之物”。他受邻居赵国器之托,暗中买下扬州奴的祖屋,教育扬州奴改掉挥霍浪费、好逸恶劳的恶习,勤劳经商;最后他遵守信义,当众将巨额财产全部归还扬州奴。在东堂老李实身上,体现了儒家学说中“信义”的主张。李实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商人形象,体现了作者心目中对商人的价值判断标准。

以上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商人形象。现实中商人的文化修养,刘时中的散曲有所反映:

[倘秀才]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

[滚绣球]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做皮的是仲才邦辅,唤清之必定开沽,卖油的唤仲明,卖盐的称士鲁。号从简是采帛行铺,字敬先是鱼鲊之徒,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2]

这两支散曲以一个文人的口吻取笑市井商贩文绉绉的名字,语气充满了嘲讽和不屑。文人觉得这种名字只能为自己所用,不应该为粗鄙的商贩阶层所用,说明文人对此有着强烈的独占欲。但是这也反映出普通的商贩也有意使自己的名字尽量显得文雅一点,说明商人潜意识里是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的。

关于商人的交际,这里所说的交际,是剧中商人与自己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发生的联系与社会活动,包括商业上的来往,也包括平时生活中的一般性来往。商人交往的对象形形色色,上至官员府吏、僧尼道出家人,下至做小生意的小商贩、市井无赖(柳隆卿、胡子传之辈)、青楼的鸨母和妓女、江湖医生、书生、屠户等。这些人对商人的生活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有的甚至改变了商人的家庭或生活。可见商人的交际对象非常广泛,他们跟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反映了社会市井的一面,活画出一副当时生动的市井生活百态图。其中商人交际的一些现象或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商人还与官员府吏和僧道交往。一般而言,商人在与这些人发生交往时,主要是因为业务往来,或者说是有经济金钱因素掺杂其中的。《鸳鸯被》中李府尹因为官司缠身要上京申辩,却苦于没有盘费,不得不通过刘道姑向刘员外借高利贷,这说明当时社会中商人的经济地位未必就比官员低,他们由于有金钱做资本,甚至可以向官宦人家逼婚(虽然最后没有得逞)。“地主、商贾既挟如上之经济实力,而欲其甘居卑下,驯如羔羊,不可得矣。其怯懦者,则以结纳官府阴行操纵;而黠桀者,遂以威势胁迫官吏;更进焉,则置身仕途,交通皇族,而侪列于统治阶级之林矣。”[3]有的商人就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钱买官卖官,《罗李郎》中的罗李郎的儿子在新建相国寺的工地上做苦工,与父亲罗李郎相认,罗李郎就拿出十个银子买了个“甲头”与汤哥做,原先的甲头说:“只要有银子,你有十两银子与我,我就今日卖与汤哥做了甲头,我替他当夫役。”

商人也与青楼妓院、江湖游医、屠夫、市井无赖等交往。跟青楼的鸨母和妓女交往是为了解决婚姻问题,这时商人大多被杂剧作家描写成好色粗鄙、情场失意的形象,最后往往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商人与社会上的江湖医生交往,其中有的是好人,有的纯粹就是骗人的恶棍。如《窦娥冤》中的赛卢医,在江湖上招摇撞骗,借了高利贷不还,反而想杀人灭口。商人还交往市井屠户,《替杀妻》中的张千本身是个屠户,和员外结为兄弟,但是员外的妻子勾引他,他一怒之下将其杀了,并对哥哥讲明实情,这个剧目中元杂剧作家宣扬的是兄弟之义大于夫妻感情,宣扬女人不可红杏出墙的观点,对张千持的是肯定的态度(鲠直张千),这是交到好朋友(作者认为)的结果。如果交友不慎,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东堂老》中的扬州奴结交市井无赖,整日里游手好闲,结果把家产败尽;《杀狗劝夫》中的孙荣与无赖交往,关键时刻却被他们陷害,官司缠身;《合汗衫》中张孝友搭救即将冻死的陈虎,并且认作兄弟,陈虎却恩将仇报,害得他家破人亡。可见商人的交际对象比较复杂,社会上不仅有见义勇为者,还有居心叵测的歹徒,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祸上身。

在以上两类人之外,还有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往。《魔合罗》中的李德昌去南昌做买卖,途中病倒认识卖魔合罗的商人高山,高山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社会风气下,为了避免是非不愿替人寄信,但在李德昌的恳求之下答应给他的妻子寄信,同时还特意留下一个魔合罗作为见证,反映了商人行事谨慎的心理。还有《东堂老》中两个商人赵国器和李实的交往,赵国器临终前把儿子扬州奴和家财托付给李实,李实也不负友人重托,教育扬州奴经商成功,并如数交还家产,反映了当时商人中一部分儒商的高尚道德。

商人也与文人交往。这种交往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商人与文人处于对立面,为了争夺妓女产生矛盾,最终结果大多是商人惨败,文人获胜,这类人物有《青衫泪》中的刘一郎,《云窗梦》中的茶客李,《对玉梳》中的柳茂英,《鸳鸯被》中的刘员外等。这些商人无一例外地败在书生手里,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说明商人在面对文人的时候多处于劣势。但是这种描写往往与现实有所偏差,现实中商人以金钱为后盾,往往成为实际上的胜利者。杂剧作家这样安排故事结局,一方面出于情节结构的考虑,另一方面,反映了文人在现实中面对商人的不自信,只能在作品中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得到满足。另一种是商人在文人落魄的时候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并表现出对文人的赏识。这类商人多是儒商,他们虽已由儒而贾,但是在语言行为上还秉承儒家的思想标准。《裴度还带》中的王员外,在苏秦穷困落魄时先是故意以言语讥讽,激励他的进取心,后又暗中资助他去应试;《冻苏秦》中的王长者,在苏秦发迹之前对其察言观色,认定“此人贯世文才,必然显名天下”,便以“春衣一套,鞍马一副,白银两锭”相赠,资助他出门求官;《剪发待宾》中的韩夫人没有明确的语言表明自己是儒商,但是她的思想行为符合儒家的标准。她赏识书生陶侃,认为他“久后必然发迹”,不仅买他的字,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这类商人代表的是儒商的形象,他们看重知识分子,看重他们以后的发展潜力,在书生成功之前对他们进行鼓励。他们对穷困书生的资助行为代表了杂剧作家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文人的态度,即书生才高八斗,虽然暂时身处困境,但是总会有人发现自己,赏识自己,给自己物质上的援助,圆自己的升官发迹之梦。这个外界力量的身份被设计成商人,也许代表了现实中文人面对商人时的心理劣势,对商人不得不暂时屈首,却又心怀这样一种幻想,即有一天能功成名就,与过去的落魄一刀两断。这也反映出现实中商人的确有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注释:

[1]藏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隋树森主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69页。

[3]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赵平平 西藏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文教研室 85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