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爱玲小说女性原罪意识的揭露与批判

摘 要:张爱玲小说中描写了大量鲜明生动的女奴形象,她们有着女性共同的原罪意识。张爱玲大胆地揭示出女性的心理痼疾,认为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社会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更需要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心理进行重建。

关键词:张爱玲 原罪意识 女性独立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张爱玲在当时文坛红极一时。1944年,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傅雷称她的《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60年代初,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韦尔蒂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由此可见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原罪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念,一个西方文化的传统隐喻,对人类有着极深的批判意味。张爱玲小说中描写了许多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论是年轻女子还是母亲角色,都构成了一批民国时期残存的女奴群像,她们有着女性共同的原罪意识。张爱玲在深刻细腻地刻画一个个旧式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形象时,有意无意地以原罪意识进行观照,在人物塑造、主题建构和人性恶的展示等方面都展现了其高超独到之处,用充满深切同情的笔触,掀开了女性充满疮痍的一页。

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身上总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骨子里都拥有着一颗女奴的魂灵,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控制和支配。张爱玲以女性的直觉和领悟力去临摹这些女性的痛苦与挣扎。她认为,外界环境固然是女性甘愿为奴的重要原因,但女性生生世世为男人哭泣,做男人牛马,或者力争去做牛马,则是女性自身解放的障碍。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张爱玲的笔力洞穿了一个女人成为女奴的内在原因,即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这“原罪意识”是以依附男性,甘愿牺牲、取缔自我为内容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旧派女性把婚姻作为她们寻找和保护安稳生活的唯一手段和最终归属,新派女性虽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但思想意识中仍然把男性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柱。

《金锁记》是女性直接受男权社会封建势力迫害的典型。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挣扎中被挤扁而失去人性可爱的可怜而又可恨的艺术形象。只因二少爷是“骨痨”身子,她从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变成姜家二奶奶。她一直暗恋小叔子季泽,但当她明白季泽是为了算计她的钱后,便毅然抛弃了多年的情欲来保住金钱,并拼命捞取物质的东西,以弥补自己的感情亏损。当她用青春、爱情甚至生命的代价赢得黄金之后,她的人性扭曲了。她要用别人的牺牲来换取她的牺牲,让身边的人为自己殉葬。她纵容儿子吸毒、纳妾、逛妓院,用别人折磨自己的方法摧残了长白妻妾,她断送了女儿的读书权利和婚姻幸福,用这一切来安慰自己的变态心理。《金锁记》给读者最大的启示是:女性不仅受来自外部封建势力的摧残,也受自身“原罪意识”的精神摧残。曹七巧几乎扮演了双重角色,是被害的女奴和迫害女奴的奴隶主,她的一生是女性生涯中最悲凉的一生。小说的结尾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完不了”三个字,无奈、苍凉,揭示出女性长期被男性控制统治的悲惨命运。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女性在婚姻上自觉受“原罪意识”奴役的典型。她受西方教养的外壳里,依然裹着一颗封建的灵魂,她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依靠。迫于家庭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白流苏以自己残余的青春做赌,与范柳原捉迷藏斗心眼,展开了一场情场较量。对此,范柳原十分清楚,“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一语中的,道破了白流苏为了谋生而谋爱的婚姻本质。为了谋生而“谈情说爱”,这是女性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女性为了爱情而将自身毁灭的一个悲剧典型。她原本纯洁而有个性,为求学而客居在姑妈家。富有、风流的姑妈以年轻美貌的薇龙作为色饵,来勾住那些只看中她钱财的男人。开始薇龙有维护人格完整的标准和自信,然而她的幻想被现实一步步摧毁,由想念书到想嫁人,由想结婚到情愿只做情人,又由情人到发现乔琪的不忠之后仍然嫁给他,为了畸形的爱情,她不惜自贱成“造钱”的交际花以取悦并不爱她的丈夫。

张爱玲小说中有很多依附于男性的女性悲剧:《连环套》中的霓喜,为了生存一再委身与人,先后与四个男人有过长短不一的同居生活;《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男人使自己一生有所依附,竟亲手毁了妹妹的幸福;《心经》中的少女小寒,正值妙龄却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再扼杀健康的爱情;《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虽然冲破重重阻力赢得了自主的婚姻,最终却依然接受了三妻四妾的局面……

二

张爱玲深刻地揭示了女性骨子里深深浸润的奴性意识,描摹了生活在心狱中的女性原始心态——“原罪意识”。她指出正是这种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性格,成为阻碍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依赖男性,而且精神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她在《谈女人》中说:“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女性生命价值的核心。她在《有女同车》中感叹:“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因此,即使实现了经济独立,女性还是不能真正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社会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更需要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心理进行重建。

女性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由女性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男权统治之下的境遇所造成的。在父权制下,女人被限定在了社会的最底层,在受压迫的环境中,渐渐养成了妾妇之道,处处事事驯顺。在小说《霸王别姬》中,张爱玲把自己清醒的女性独立自主意识复活在虞姬身上。她改写了世代沿袭的英雄美人模式,否定了传统的美人伴英雄或美人甘心为英雄殉情的女性生存价值,以惊世骇俗之笔把霸王别姬改写成了“姬别霸王”。张爱玲通过这位古代美女,决绝地否定了为男人而活着,因男人的宝贵而宝贵的不独立的生存价值。通过这决绝惨烈的“姬别霸王”的描写,张爱玲表达了对女性自我迷失的忧虑与反抗,她提醒并希望女性能尽快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樊笼,重新唤起和发扬自主意识,真正获取女性独立的生存价值和幸福。

张爱玲大胆地揭示女性的心理痼疾,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自审,显示了她在精神上难能可贵的自觉。如果没有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没有对传统男权积垢的揭发,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话。张爱玲对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是她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重要补充,她是第一个对女性的女奴意识作出系列展示的作家,也是唯一揭示了女性自身是阻碍自己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作品在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于青.张爱玲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2]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张旭.纷纷坠叶飘香阶 浮沉女子多悲凉——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6,(Z1).

(姜玉香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烟台农业学校] 264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