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制约下的悲剧命运

葛　雷　张春红

摘 要:《雨天的棉花糖》是毕飞宇1994年发表于《青年文学》上一部中篇小说。本文主要从传统文化观念对“人”制约的角度,分析作品主人公红豆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并进而指出文化的意义在于人的发展,我们必须给予像红豆这样普通的生命个体以更多的人文关怀,要尊重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力,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

关键词:红豆 传统文化 悲剧命运 人文关怀

毕飞宇的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讲述的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制约对当代人生存造成悲剧的故事。“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P203)《雨天的棉花糖》里主人公红豆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或者他的生存状态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那么他的生存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毕飞宇却在冷静的近乎冷漠的叙述中,让红豆的生存变得毫无价值。显然,红豆的悲剧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生命个体的悲剧,它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剧。曹文轩指出:“将民族文化当做悲剧的一个原因来加以探讨,似乎具有突破性。”[2]本文就从传统文化对人的制约角度来分析、反思传统文化中“恶”的因素给“人”造成的伤害。

一、性别角色的错位

红豆自小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小说开篇不久,毕飞宇就对红豆的性情特点做了一番描述,文中这样写道:

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以老师都喜欢这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曾为此苦闷。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子,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3]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红豆的性情具有这样的特点:害羞、内敛、温和……总之,他身为男儿身,性情却偏向女性化。当然,纵观整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红豆其实并不是心理变态,他是正常、健康的青年,与生俱来就有一副“爱脸红”、“爱忸怩”,像个“假丫头片子”的模样。与红豆的性格特点对应的是他的情感取向。儿童时代的红豆就拒绝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等具有进攻性意义的玩具,因为他的兴趣所在是唱歌和拉二胡,是希望能够进入音乐学院。从一般习俗的角度理解,这样的理想似乎更适合女性。可红豆毕竟是男性,毕竟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氛围中,因此他的存在方式就很自然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检验。显然,红豆这样的性情特点与我们传统文化观念中对于男性的理解和界定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文化观念中,男性、女性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规范性的约定,比如用来形容男子的气质、性格的词语大多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热血男儿;男子所应该有的理想抱负应该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或者“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再有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洒脱、豪放。而男性的身形体态也应该是:虎背熊腰、彪形大汉、身材伟岸……即便是描述像江南才子那样秀气的男性也都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温文尔雅、风流倜傥。所以,无论从哪一个层面去看,红豆都不符合传统文化观念对于一个男子的定义,于是传统文化观念和红豆女性化的性情的现实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冲突结果必然又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浸入骨髓的影响发挥它强大的规范功能。文本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以大龙为首的小伙伴们“认真负责”地将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讥笑运用到了红豆身上,红豆在这些不谙世事的小伙伴面前是被蔑视、被排斥的。这就意味着在主流价值体系的规范下,红豆只能是“边缘人”。

随着故事的发展,红豆的悲剧命运逐渐深入,原因并非是红豆对自身性别角色的错位造成的,而是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禁锢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因为它具有天然生成性,但人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性情和情感。虽然人的性情特征的形成有后天环境影响的因素,但亦有一定程度上的先天性,比如红豆天生就害羞、内向。作为个体的人,男性和女性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性格特征,从来就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划分与界定,但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固有思想观念认定男性和女性都必须拥有和自身性别相符合的性格表现系统。红豆性格的女性化违背了传统观念不可抗拒的认定,所以他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日益狭窄。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生命个体,红豆具有生存权和选择怎样去生活的权力,这是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尊严。但是红豆的存在根本得不到周围人的尊重,大家用异样的目光和略带讥讽性的言语编织成一张大网,逼仄着红豆,使他陷进一片没有明确对手的抗争泥淖中,所以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红豆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

二、父权制文化的束缚

造成红豆悲剧性命运的转折事件就是他被父亲送去当兵。从结局来看,送儿子去当兵无疑是红豆父亲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但父亲之所以要送儿子去当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中国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度,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英雄的民族,我们呼唤英雄,敬仰英雄,几乎每个人都有英雄主义情怀,这并没有错。在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历程中,英雄主义曾多次体现出它之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每当到了民族危亡时刻,英雄主义总能引领着中华儿女力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从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因此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也在不断地塑造和培植着英雄。历史需要英雄,民族需要英雄,所以英雄主义不是简单可以被否定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英雄主义的过分追崇,往往容易流于形式,最终只剩下虚荣的符号,从而失去英雄主义的真正内涵。这样畸形的英雄主义就会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也容易造成人的生存困境。红豆的悲剧命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红豆的父亲是从战火纷飞的英雄年代里走出来的英雄模范。面对残酷的战争,他们豪情万丈、视死如归,文中这样描写父亲眼中的战争,“他们用生命坦然地一次一次解释这个词:走向死亡,就像回家一样。”“战士们举起枪纵情高呼:敌人有钢枪,我有热胸膛;飞机大炮不可怕,赤手空拳揍扁它。”[3](P168)虽然父亲的右手被美国人的炮弹留在了一九五二年的朝鲜,但他从朝鲜归来后就成了英雄,那只不存在的手掌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在父亲看来,战争能够制造英雄,能够完成一份光荣与梦想,因此它是妩媚动人的。本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虎父无犬子”的观念,这位光荣的残废军人自然盼望龙门出虎子,盼望儿子也能够威风八面。所以红豆必须去当兵,去当个英雄以便“光宗耀祖”、“光大门楣”,这种来自家庭内部,在父权制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畸形的英雄主义情结对红豆造成极强的束缚力。

当然,红豆在当兵问题上只能服从而无选择权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父权制文化的强制性(它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人的制约。毕飞宇曾说:“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4]我们看到毕飞宇所说的其实就是强权文化的一种体现,它沉淀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国是个以“君权文化、父权文化、夫权文化”为中心的国度。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服从。比如东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或者是“三从四德”里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体现的都是“君本位”和“家本位”的权力文化,这样的文化影响深远。红豆对于自己的未来根本是做不了主的,父亲的暴力决定他只能服从,也就是说,正是父权制传统观念散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将红豆送进军营的。

红豆父亲的理想实现了,儿子在他“男人就应该去当兵”的充满英雄豪情的理念下穿上了军装,但当他希望儿子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时,迎回的却是儿子的“骨灰”。红豆父亲庄重的用左手从领导手中接过一堆红色与金色的东西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老来失子”的悲伤与绝望,而是表情“庄重”,因为在传统文化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死得光荣,死得其所。可是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红豆“死而复生”,以被释放的俘虏的身份回来了。也许毕飞宇是想让我们看看传统文化观念和人间最真挚、最伟大、最朴素的亲情之间究竟谁更有规范力。先是姐姐对弟弟的归来显得茫然失措、局促不安。接着是母亲并没有对儿子的意外归来表现出狂喜,反而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3](P163)最后是父亲的咆哮:“他为什么不死?奶奶个球!他为什么还活着?”他带着极浓的酒气吼叫,“你是烈士,你活着干什么……你不是我的种,我没你这个儿!”[3](P171)红豆的亲人们以一种冰冷的态度让我们对亲情感到陌生。本应该是红豆同盟军的亲人,此刻竟然全都站在了红豆的对立面,朴素、真挚的亲情在“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传统文化标签下不堪一击。红豆俨然成了家里的“多余人”,他惟一可靠的生存空间就这样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下消失了,他像游魂一样走出家门,悲剧的阴影逐渐扩大。

三、社会公众文化心理的戕害

红豆父亲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自传统文化观念,而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不只是个人,还有整个社会,这就是社会公众文化心理,即社会公众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一套价值标准评判体系。

让我们看一下社会的各方代表是如何看待红豆归来这一事实的。

“我”找来了童年的小伙伴为红豆接风,本来挺高兴的一件事,可是“我注意到他们几个今天约好了似的不提红豆。红豆的脸上一直挂着很多余的客套性微笑”[3](P160)。童年的朋友们以一种冷漠和视而不见的态度“欢迎”红豆的归来,而这样的结果“我”的妻子弦清早就料到了。就连红豆的女朋友曹美琴也认为被外国人抓了去就是没用的表现。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态度?究竟是怎样隐秘而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我”的同事顾太太说出了其中的真相:“抓了还不就是叛徒,还不就是汉奸。”[3](P183)这是中国人都懂的道理。公众的表现证明了红豆的归来不符合人们固有思想观念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要求,而对传统观念的背离,便使红豆的存在失去了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意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豪言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博大的胸怀。但是我们能容纳的是“英雄”、“光荣”、“胜利”、“成功”、“伟大”等这些“营养丰富的词汇”,我们无法容下一个在战争中饱受伤害,留下深刻的心灵伤痕的可怜之人。在社会公众文化心理的制约下,红豆被贴上了“汉奸”“叛徒”的标签。为了证明对正义的无比热爱,大家放弃了对红豆被俘事件真相的追寻,而以丰富的想像将之随意定性,“人言可畏”的古训继续伤害着无辜的生命。红豆承认在战争中他是怕死的,但在社会语境的压力下他却不再怕死,以致多次寻求自杀。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戕害?!红豆出于生命个体对生存的最基本追求,竟也成了一种罪过,他在社会上的生存空间被完全封死了,所以红豆拒绝了“我”为他安排的工作,理由是“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到那种地方工作”[3](P169)。红豆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正确,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应该活着,这不是对生命存在的怀疑,而是在对传统文化所给予的巨大压力无法承受之重后,转而趋向于认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规范心理。其实在战争期间,面对艰苦的战地环境红豆也到了生命承受的极限,他对战争的感受和他父亲截然不同,他说:“我不是人,要么他不是。”[3](P180)结果,红豆精神分裂了。他对“我”与“红豆”产生了混淆,他渴望活着。对生的渴望,体现了尊重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本主义思想,可同时红豆又无法摆脱社会给他的定位,于是杀死“红豆”,“我”就可以活着的念头显得悲壮至极。在那个苍茫的夏季,疯了的红豆抑郁而终,他的死彰显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无常性更加深了我们对当时社会强烈的绝望。

无论是作为红豆最亲近的父母,还是周围的朋友及其他人,他们都不了解也没有真正走进过红豆的精神世界,在扭曲了的集体无意识和畸形的社会价值标准的束缚之下,红豆的自我意识在强大而不容质疑的公众文化心理的攻势下终于崩溃。在残酷的战火中免于死亡的红豆,却在人们传统文化观念的围攻中带着绝望和无奈苍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突围的可能——人文关怀

《雨天的棉花糖》整篇都沉浸在红豆所拉的哀怨愁肠的二胡声里。小说的开头引用了尼基·乔万里的《雨天的棉花糖》中的诗句:“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红豆的悲剧就在于他不能做想做的事情,又不得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其实红豆的悲剧命运不是只发生在红豆一个人身上,他只是一个能指符号,也就是说红豆的悲剧命运具有某种普遍意味和典型性,这体现了毕飞宇早期小说“形而上”的追求——不仅反思传统文化,也注重探寻生命的真相。

毕飞宇在《冒失的脚印》这本书的自序里说:“让我特别振奋的是,经过早先多年的努力,到了1994年的前后,我似乎觉得我这个门外汉离文学的大门又靠近了一步——所谓的大门其实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我们自拟的障碍物——透过大门的门缝,我终于看到了文学神奇的光芒它是迷人的。准确地说,它是仁慈的。”[3](P1)在这段叙述中,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毕飞宇所谓的“离文学的大门又靠近了一步”和“神奇的光芒”,我认为是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根植于我们共同的文学根源——传统文化,并由此观照“人”的存在和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内蕴深厚的民族。经过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这种文化和观念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气质、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也构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价值标准评判体系。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它见证了我们民族的沧桑巨变,也记录了我们民族的兴衰荣辱,我们有理由为它自豪,为它欢心鼓舞。可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在给我们带来无数荣耀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到“疼痛”,它束缚了我们前进的脚步,也“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于是近代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并寻求出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它归结于国民气质问题,也就是文化问题。胡适在1917年7月从美国取道太平洋回国,船到日本横滨时,听说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后,也将其归结为国民性格的问题,于是他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鲁迅先生当年决定弃医从文,也正是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就是文化本身,他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439)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上,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一个最有价值的问题,关于“人”的问题。鲁迅先生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问题,就是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揭露,也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漠视个体生命存在、任意践踏生命、毫不顾忌人尊严的愤怒。

毕飞宇曾经说过的“鬼文化”也就是广泛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是复杂而艰辛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而形成的文化观念,并将其强加给人民,束缚和规范他们的思想,但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人”的自身,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所导致的文化陋习。因为它积习太深,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格,积淀在现代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影响人对事物的判断。毕飞宇以他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怀疑精神重新回到了“五四”时期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他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以文化批判的眼光再度审视“人”,思考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努力之后,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到底有多少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精神支点和未来归宿到底在哪里。而在毕飞宇的心中,第一重要的就是“人”,是“人”的舒展,“人”的欲望,“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5]

毕飞宇对个体生命流露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他借作品中人“我”对红豆说:“你不欠别人什么,你谁都不欠,你得到的生命本来就是你自己的,本来就是这样”[3](P167),“我”想尽办法帮红豆走出战争给他带来的生活阴影,正表达了“我”对于生命价值的态度。虽然小说中的“我”并不是作者本身,但是“我”多次主动站出来抒情议论,传达出毕飞宇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和批判,寄寓了他对人类生存“真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只有在传统文化中融入和强调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和存在才可以促进社会的主体“人”更完善、更美好的发展,从而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突围。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3]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毕飞宇文集·冒失的脚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4]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

[5]毕飞宇:《沿途的秘密》,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葛雷,张春红 江苏宿迁学院 223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