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远方的飘渺的梦

摘 要:流浪是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行为之一。这种行为在文学中备受青睐,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母题。在流浪者跋涉的脚步中,不仅背负着时代的烙印,而且最为令人惊叹的是那一步一步中丈量出来的强烈的追寻精神。穆旦的诗歌中始终饱含着一种对精神流浪的执着。这种执着使人震撼,在现实生存与个人精神的双重困惑下,又受“哈姆雷特情结”东移的影响,穆旦选择了精神流浪,以追寻生命继续的支撑。

关键词:穆旦诗歌 流浪精神 追寻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厚,人们却发现了精神的更加空虚。生存流浪已不再是主流,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精神流浪,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对人类归宿的追问。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情感的无所皈依,是一种无根的漂泊和绝望。“表现生命意志、歌颂生命力量与拒绝回家、跋涉不止,这是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两个最突出的意识特征。而十分看重与固守艺术家流浪汉气质,保持漂泊不息的生命状态则是现代作家更新与激扬自我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造成现代漂泊母题文学兴盛的作家主体的心理机制。正是现代作家永不言悔的承担着漂泊追寻的自我天命”[1],从而能够发现人的完整,思索人类得以“诗意的栖居”的奥妙。

穆旦,一个让大多数人避而远之的名字。因为,他在漂泊流浪之际,只告诉你“丰富的痛苦”,丰富到一般人承受不起。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流浪从来就是和个性的独立,生命的尊严息息相关。在他的诗歌中,处处奔涌着一股强劲之力,是这力带我们走向遥远的遥远,攀上那人类灵魂最高的峰顶。在这里,我们方才发问:是什么力量使穆旦在心灵的田野上奔驰如此之远?

一、现实生存困境:“冷风吹进了今天和明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苦难遍布每一个角落。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承受着社会现实带来的巨大压力。穆旦把自己的痛苦悄然藏起之时,却把目光投向了生存更加艰辛的劳苦大众。他走进他们的情感,感受着一份份苦楚,在心中默默凝结成一行行诗句。当“冬夜的街头失去了喧闹的”时候,“更夫”“怀着寂寞,像山野里的幽灵,∕默默地从大街走进小巷;∕生命在每一声里消失了,∕化成生音,向辽远的虚空飘荡”为了能够填饱肚子,他为别人的美梦守候,活动在每一个沉寂的夜晚。随着更夫渐渐逝去的脚步声,“报贩”们开始走上繁闹街头,他们呼喊着,挥舞着,掌握着当时大大小小事情最新的动态,唤醒尚且沉浸在梦中的人们。“这样的职务是应该颂扬的;∕我们小小的乞丐,宣传家,信差,∕一清早就学习翻斛斗,争吵,期待——∕只为了把‘昨天写来的公文∕放到‘今天的生命里,燃烧,变灰。”[2]然而,所有的这些新鲜的、惊奇的报上消息是供贵人消遣的,或供闲人当作“饭后谈资”;再或者让一些所谓政客的心跳加速。却不能引起“一天又一天,你坐在这里,重复着,你的工作”[3]的“洗衣妇”的关注。她们无暇顾及,“三岁孩子也舍得离开,叫他嚎,女人狠着心,“好孩子,不要哭——妈去做工,回来给你吃个饱!”[4]对于这些与生存抗争的人们,穆旦在他的诗歌里不单单是生存现实的同情,其中饱含着诗人对苦难中人们以及整个民族心理现实更深层的关照。然而,可怕的不仅仅是饥饿,那炮火连天的战争可以把我们创造的一切给予毁灭。“新的血涂着新的裂纹,∕广博的人群再受一次强暴的瓜分。”[5]

在现代作家群中,如郭沫若、田汉、臧克家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了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鼓舞着战斗者勇往直前。战场对他们来说,可以说只是一个文学想象空间,他们的痛苦是间接的。而穆旦曾在1942年的缅甸撤退中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热带雨林的大雨,死去战友的尸体,还有那可怕的饥饿,长达五个月的时空隔离。最终穆旦凭着他意想不到的求生意志与坚韧精神活了下来,从而才续写了他的故事。这种经历在别人看来类似于英雄似的传奇,而穆旦却几乎不提及。对痛苦的再叙述犹如重新经历,因为那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一次死亡的旅行。这种极限已经成为诗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对生命的体验早已具有了超越性,只想把那恐惧封存。二十多年后,穆旦又重新拨开心中那沉重的纱窗,创作了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来祭奠当时牺牲的战友们,而此时人们早已忘却了他们曾经的存在。“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上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6]

生存法则是不会因人而异的,“更夫”也好,“洗衣妇”也好,诗人也好,当一起面对“苦难”与“饥饿”这一事实时,大家的生理需要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作家身上那种独特的高贵气质及浪漫情趣与最原初的生存需求相遇时,必然会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穆旦的诗歌传达出了这种悲剧性“这痛苦了我们整日,整夜,∕零星的知识已使我们不再信任∕血里的爱情,而它的残缺∕我们为了补救,自动地流放,∕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7]现实社会给诗人造成的空虚和绝望再也无法得到抚慰,便只好转向内心世界,试图在那里重新得到平衡。

二、个人精神空虚绝望:“我们的心哭泣着,枉然”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8]原来一切都是“幻化的形象”,等待自己的只能“是更深的绝望”,绝望之余,我是谁?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活着是为什么?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自我“存在”这种明显具有现代性命题的追问。

穆旦将“我是谁”的拷问,逐步延伸至对人们在现代文明中生命意义的探寻。当诗人不再把自己的生存意义依附于社会时,他便开始了对于个人存在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思索。如何从自己的存在中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可以说是存在主义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原初的那种“抛弃感”,在诗人诗句中转化为与子宫的割裂。尽管我们被不自觉的遭到抛弃,可是,仍要追寻生的命题。人类受了蛇的诱惑,被上帝从伊甸园放逐到了贫苦的土地上,这在西方宗教中被看作“原罪”,以至于人类要不断的忏悔,已求得在上帝那里得以赎罪。今天,穆旦则发现了蛇的第二次诱惑,“生命永远诱惑着我们在苦难里。渴寻安乐的陷阱”[9]这种诱惑会使有些找寻安乐的人放逐到贫苦的土地以外了。刚刚走出一个“饥饿的中国”,却又不留意跳入“城市的舞”。那里满是苦难,这里尽是享乐。在高楼大厦面前,我们显得微乎其微。渐渐远离了土地的同时,也慢慢的被大自然抛弃。“八小时的工作,挖成一个空壳”,人的忙碌犹如转动的机器,没有停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随之淡化,“穿来,穿去,带着陌生的亲切,∕和亲切中永远的隔离。寂寞,∕锁住每一个人。生命树被剑守住了,人们渐渐远离它,绕着圈子走。”物质世界满足人类享乐的同时,也把人类俘虏了,人再也不是“万物之灵”,而在逐步向“机器人”变异。小说《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人变成虫”的故事确实好笑,而故事背后却掩藏着人类间浓浓的悲哀。“谁知道生命多么长久?∕一半是醒着,一半是梦。∕我们活着是死,死着是生,∕呵,没有人过得更为聪明。”[10]在这“半醒半梦”中,“生”与“死”之间,穆旦表现出对于生命荒诞的体认以及对于生存的本质性揭示。

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对物质文明也持排斥态度,在自己的“希腊式的小庙里供奉着‘人性”。然而,沈先生沉醉于自己勾勒的“一半是真,一半是梦”的田园牧歌般的“湘西世界”,他的痴迷只能感受着一切美好,心里便也只享受着美好。穆旦的痛苦就在于他对世事有着鲁迅般的洞悉力,人们一个个“像一只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11]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自我本真迷失后醒来无路可走。穆旦站在一位智者的角度,对沉睡中的人们进行呼喊,“不幸的是:我们活到睁开了眼睛,∕却看见收获的希望竟如此卑贱。”正是如此清醒的态度,才使诗人敏感的心一次次坠入深渊,走入更深的困惑和绝望。

三、“哈姆雷特情结”:“是死还是生”

“To be or not to be?”哈姆雷特这一经典发问,凝缩了人生多少困惑。他想象不到自己在极境状态下的呼喊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了回声。“经过三个世纪的长途跋涉,哈姆雷特怎样来到了神秘的东方古国?这确实是一个漫漫无尽的跋涉:从大西洋走到俄罗斯大草原,岁月流逝,已经整整三百年。”[12]

穆旦的人生遭遇比起哈姆雷特来说更加严酷。“当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还在传递我们的情话绵绵”花样年华的穆旦正在默默编织着心中“玫瑰的故事”。历史老人丝毫不对他的故事感兴趣,却陷整个民族于炮火连天。在那血气冲天的岁月里,“什么都显然褪色了,一切是病恹而虚空”穆旦“在冷清的街道上,独自走回多少次了”,他一直在问自己:“什么是你认为真的,美的,善的?∕什么是你理想的探求?”[13]得到的答案却是“一副毒剂。我们失去了欢乐。”当穆旦从理想坠入现实经历了类似于哈姆雷特似的精神蜕变后,他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14]诗人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得先去喜欢”在这样的世界里,“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又该背蔑视∕被否定,被僵硬,是人生底意义”[16]在他的诗歌中始终有一种关于生存的悖论认识。这种扭曲和张力深深的折磨着诗人,使得诗人只好在痛苦中得以超越。正如诗人郑敏所说:“穆旦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矛盾的张力上,没有得到解决的和谐的情况上。穆旦不喜欢平衡。平衡只能是暂时的,否则就意味着静止、停顿。穆旦像不少现代作家,认识到突破平衡的困难和痛苦,但也像现代英雄主义者一样,他并不梦想古典的胜利的光荣,他准备忍受希望的幻灭的循环。”[16]由于面对残酷现实有了独特生命体验的穆旦,在个人心理走入失衡状态后,却道出了一个个掩藏多年的事实,他没有退缩和回避,而是怀着坚韧继续向前走,尽管给予他的是“终要被放逐”的命运。这种“不甘于恐惧”坚持向前的精神酷似鲁迅。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要重新找回走失的自己,决定要“复仇”。对现状进行反抗时却采用了“装疯卖傻”的手段。而穆旦在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中却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姿态,有的只是对现实冷峻的逼视,对绝望的坚决反抗。不仅要“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17],还要“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哪怕是“所有的幻想已变狰狞”。从穆旦本人的生命体验及其诗歌的丰富性来说,“就怀疑的、内省的思维而言,穆旦确实具有哈姆雷特气质,但他的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他以现代人的‘自觉的精神来照耀一切,探索一切,又使人感到,‘说他有哈姆雷特的气质其实还不够,他是站在自己的时代高度,对17世纪的丹麦王子有所超越,他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的、中国的哈姆雷特。”[18]

注释:

[1]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2][3][7][14]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3页。

[4][5]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第180页。

[6][10]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第156页。

[8][17]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8页。

[9]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9页。

[11]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8页。

[12][18]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第293页。

[13]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9页。

[15]穆旦:《穆旦诗文集(1)》,李方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16]杜运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庞云芳 新疆伊宁 新疆伊犁师范学院 8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