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变的城市，叠加的灵魂

李　睿　蔡　庆

摘 要: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城市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冲破斯文小说的传统,带给读者另一种欲望审美体验和近乎超现实的精神启迪。本文针对小说书写的城市和城市边缘人的精神走向进行探讨,以呈现卡波特建构的给心灵以家园的欲望审美叙事的力量。

关键词:《蒂凡尼的早餐》 精神走向 心灵家园 欲望审美叙事

《蒂凡尼的早餐》是美国文坛庞儿杜鲁门·卡波特(1924-1984)于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曾三次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卡波特冲破传统斯文小说的桎梏,将观察到的生活细节如新闻报道般再现于小说中,带给读者另一种欲望审美体验和近乎超现实的精神启迪。《蒂凡尼的早餐》曾入选《时代周刊》“百部最佳英文小说”,村上春树在给中文版作序时表达了对卡波特的仰慕和对这部小说的眷恋之情:“我反复读过好几遍文本,每次都为那精心打磨、简洁冼练的文字折服,真是百读不厌。”

笔者认为,小说传神地描绘了当时美国社会不愉快的现实,展示了以霍莉为主的城市外来者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和无边的孤独感,指出乡村生活的压抑和城市生活的畸变造就了他们矛盾而叠加的灵魂。这种异化正是卡波特小说现代性的体现,它摧毁了当时美国小说的斯文传统和乡村神话,催生了美国小说的活力。

一、城市镜像:纷繁而虚无的“面具生活”

《蒂凡尼的早餐》以二战期间的纽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霍莉的十九岁女孩的浮华白日梦。霍莉,一个只身来到纽约闯荡的乡下姑娘,在这里经历着人生的辗转,努力追寻自身价值,渴求属于自己的“理想家园”。然而在畸变异化的后工业化社会中,她绮丽的梦想终究一个接着一个地消逝了。

《蒂凡尼的早餐》虽是一部城市小说,但卡波特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墨停留在纽约光怪陆离的表面,而是以其为场景,用小说家的眼光深刻地发掘了这座大都会当时的内在脉动和命运。正如张素珍所言:“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置于开放的、公众的社会大背景下,使主人公的遭遇和美国的整个社会因素联系起来了,因而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果。”[1]珠光宝气的蒂凡尼珠宝店、酒吧、古玩店、沃尔沃斯商场等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主要标志,而物化和异化则是它的主要意志。热闹中的孤独,享受后的空虚变成一种“城市综合症”。霍莉把这种膨胀的物欲导致的心灵焦虑称为“红鬼病”,她向她前夫道克感叹到:“在这儿生活还不如仰望青天好。这样一个空虚的地方,那么模模糊糊的。不过是雷声一响什么东西都无影无踪的地方。”[2]

在纽约这个纷繁芜杂的假象世界里,人的灵魂没有固定的面孔,只有面具。感情失真的面具生活成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霍莉原名鲁拉米·巴纳斯,她给自己取了个新的名字以告别从前的生活状态。为了金钱,也为了完成她十四岁以来的梦想——和最爱的哥哥佛雷德一起到墨西哥牧马,霍莉戴上交际花的面具,整日周旋在众多富豪和政界名流之间:她从来没有不戴墨镜就出门的……因为如果不戴墨镜,她的眼睛就有一种珠宝商人估价首饰时候那样的斜视。[2]尽管如此,霍莉却始终在金钱和身份上找不到归宿。精神和物质的此消彼长造成理性消解而感性凸显,迷惘的她每周总会去几趟乔贝尔的酒吧,因为它“是一个冷静的所在。它既不炫霓虹灯也不夸耀电视机”[2]。在那她仿佛才能卸下面具,暂时地逃离这虚无的生活。

二、书写“城市边缘人”:“无根”的漂泊者

在卡波特的笔下,人心向往的城市虽是病态的,但乡镇生活也不再是悠然闲适的理想生活象征。无论是霍莉位于美国南方的家乡小镇还是她后来可能待过的托科克尔——“一个默默无闻索然无味的村落,不过是一簇泥屋”[2],都道出了乡村压抑的生活、乡镇居民狭隘的思想观念以及内心的彷徨与不安。霍莉并不甘于过这样安逸却平庸的生活,于是她逃离了平淡的婚姻。对此,她的前夫始终觉得难以释然:“我们的心都撕碎了……她没有理由要逃跑。家里的活儿全都让她的两个女儿干了。鲁拉米尽可以悠悠闲闲地过日子:整天对着镜子瞎忙乎,洗她的头发。我们有奶牛,有花园,小鸡儿,小猪崽。”[2]

都市里的电光声色就如色彩斑斓的梦,尽管并非人人都能拥有,但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召唤。因此,“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与欲望抗争的历史,是城市市民在不断调节自身欲望的历史。”[3]霍莉与嘉莉妹妹一样,同是“风中的一根稻草,被激情的风吹动着”[4]来到纽约。虽然她在人们的侧目下跨出了社会习俗为传统女性划定的狭小的生活天地,出入酒吧、商场、珠宝店等公共场所,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泥塘里的花朵”般的弱女子形象,始终把获得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物质的追求上,试图以此确定自我价值,过上梦想中的幸福生活。但却从未有过归属感,只能是沉浮于躁动不安的社会,身心相悖、价值无法定位,成为浮躁、困惑的“城市边缘人”。她一直都在艰难地寻找一个让她觉得安适的“家”。衣箱和空板条箱构成霍莉房间的主要家具,给人一种“当夜就要乘飞机动身的样子”[2]。她在都市中流连,却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儿,于是在明信片上印上“在旅行中”几个字与瓦杰克在在两岸高耸建筑的峭壁之间驶过时,她说:“我爱纽约,尽管它不是我的,可是事情往往总是这样,一棵树,或者一条街,或者一所房子,不管是什么,是一件属于我的东西,就因为我是属于它的。”[2]

三、明暗交界处的心灵家园:灵魂突围及人性出口

卡波特对霍莉的描绘映衬着明暗交界处的自己。她的人性是矛盾的,既天真率直又时常轻佻虚荣,祈望未来又回顾止步。谙熟功利的手腕,却一直怀着天真美好的原则——“千万别做一个懦夫,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一个感情上的骗子,一个妓女:我宁可生病也不要一颗不诚实的心。”[2]于是,当她得知哥哥死去的消息时,并没有担心失去巴西富翁而隐藏自己的感情,而是激烈地摔着房内所有的东西。即便是象征着名利世界的“蒂凡尼”,也与物质虚荣相距甚远。霍莉化解“红鬼病”的方法是坐出租车去蒂凡尼。因为“那儿那么清静,气派那么富丽高贵……要是我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地方,使我感到像蒂凡尼一样,我就会购置些家具,并且给这只猫起个名字。”[2]

萨特认为:“由于我们人存在于世,才与外在世界形成复杂的关系,使外在世界的存在得以显示出新的面貌,把麻痹状态中的大地唤醒,因此人是‘揭示作用的。艺术创作就是一种意识活动,它能揭示世界的存在和意义,满足我们‘感到自己对于世界是本质性的这一需要。”[5]卡波特对欲望的审美叙事并非消解主体性,而是在叙事中建构自己对欲望的价值观,给心灵以家园。程文超曾言:“首先要面对欲望,然后才能去寻找有创造性的欲望叙述。”[6]名和利是霍莉想方设法达成的目标,但她向往的,不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而是个能让她呼吸顺畅的自由空间,她的欲望是其个人价值的实现。她认为自己是个“野性的东西”——还是喜欢保持着我的自我。“当我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醒来,上蒂凡尼去吃早餐的时候,我愿意我还是我。”[2]她大胆而执着地追逐她认为触手可及却不存在的将来。而她最终的下落不明似乎显示着其身份和精神的落空,也给读者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残香依旧在人间”的惆怅。但事实上,卡波特却通过霍莉指出了心灵的真正归属来自人们的互爱。我相信霍莉的纯真羽翼,将会在卡波特笔下美好而变幻无常的世界中永存,就像她用吉它反复弹唱的那支歌:“不想睡,不想死,只想上天逛牧场。”[2]《蒂凡尼的早餐》是一部悲伤的童话,以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与希望,从而在形形色色的世相中,找出生活的本原和真谛。

注释:

[1]张素珍:《杜鲁门·卡波特文学创作探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美]杜鲁门·卡波特:《在蒂凡尼进早餐》,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3]冒建华:《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4][美]西奥多·德莱塞:《嘉莉妹妹》,王克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程文超:《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李睿,蔡庆 南昌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外语系 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