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曾得罪全中国的纪录片

殷孜涵　姬松梅

大菜园村是河南省林州治下的一个普通村庄，30多年前，它不经意间走进了享誉世界的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年~2007年，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中，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透视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绝佳影像。然而，《中国》在西方大红大紫之时，却遭到了来自中国的巨大的批判声浪，中国政府认为它恶意丑化中国。而当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中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时，2008年10月24日，央视一套《我们》栏目组再次把镜头对准大菜园村时，一段尘封了30多年的记忆被慢慢唤醒。

村里来了外国导演

1972年5月底的一天，当时的林县城关公社大菜园大队来了几个身背摄像器材的外国人。今年65岁的马东升是当时大菜园大队的副支书，他还清楚地记得，这几个外国人中，岁数较大的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只是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和蔼亲切的老头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导演。随行的有摄影师都沃里、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恩丽卡和一位负责录音的男助理。他们是在时任林县县委宣传部部长的陪同下到来的。

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对西方人来说，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考虑到意大利记者在意大利外贸部长访华期间所做的客观报道，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中国外交部发出了邀请。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辗转到达北京。北京、河南林县、苏州、南京、上海成为中国官方同意他拍摄的5个地方，林县大菜园村是摄制组拍摄的唯一农村地区。5月28日，安东尼奥尼从北京来到林县。

马东升对当时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安东尼奥尼一脸络腮胡，但刮得很干净。摄影师都沃里个子高，红色的上衣很显眼。马东升印象最深的是安东尼奥尼的女秘书恩丽卡，她嘴唇上抹着口红，手指甲和脚趾甲也都染成了红色。中国之行也成就了20岁的恩丽卡和安东尼奥尼一生的爱情，回国后相差40岁的他们结婚了。

对马东升来说，那时见到外国人并不稀罕。20世纪60年代末，通水后的红旗渠吸引了无数外宾来此参观，林县也成为对外开放县。当时的大菜园大队有面粉厂、机械铸造厂等几家企业，比较富裕，是河南省革委会树立的“大寨式大队”典型，所以也成了一些外宾光顾的地方。但是这次，外国人来村里拍电影还是很新鲜。

在林县的4天时间里，安东尼奥尼没有重点关注红旗渠，而是让更多的镜头静静地掠过农村。时任林县第四招待所所长田永昌告诉记者，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似乎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无论看到什么他们都要问一问，拍一拍。小学、胡同、田间地头，甚至当时大菜园大队领导班子在大队部开会的场景，他们也都要拍下来……他们晚上一般回来很晚，不过有时会看一看《红旗渠》的英文版电影。

《中国》这样介绍大菜园村：“我们要求参观一个村庄，它有1628个村民。所有的设施都在这四合院中的公共院子：农具存放室、玉米仓库、磨坊和裁缝铺。院子里还有革命委员会，它负责生产队的工作。”

“今天要开会……他们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开始讨论这些语录。有人说，如果首先抓好政治思想，其他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谈完政治，他们又回头谈耕地、割草、筛选种子……”

“他们告诉我们，委员会甚至可以批准离婚，但又说离婚很少见，农村的夫妇很少离婚，因为他们很少吵架。”

安东尼奥尼希望拍真实的中国人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因为种种原因，原计划拍3个月的他，在22天后带着3万米胶片离开了中国。

一部影片得罪了全中国

1973年1月，时长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该片产生了巨大轰动，也受到了西方的追捧。然而，让安东尼奥尼没有料到的是，《中国》遭到了来自中国的猛烈批判，中国官方下令查禁，1973年9月，安东尼奥尼被迫把电影拷贝交给中国。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在影片中，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显得更加古旧，住房也非常简陋。庄严的天安门被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恶意拍摄去天安门附近上公厕的人；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据资料记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文章最后结集出版，字数达12万字。作为回应，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红旗渠畔展新图》，在国内外公开放映。

面对这一切，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

“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在罗马举行的《中国》首映式上，安东尼奥尼这样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情。来中国前，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说：“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后来，在接受《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摄制组采访时，安东尼奥尼说：“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想做见证，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2004年11月，由意大利驻华使馆主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

人们看到的《中国》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息，这是大菜园胡同的一个镜头：胡同两侧是低矮的土坯房，中间是一条泥泞的路面，胡同的尽头是一片菜地。

影片中也有这样的镜头：纺织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片尾的解说词是：“中国正在开放它的大门，但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用它的一句老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为外国导演拍纪录片

看完《中国》，北京的刘海平受到很大震撼，他和妻子侯宇靖决定拍一部关于安东尼奥尼和中国传奇之缘的纪录片。在罗马台伯河边的寓所，安东尼奥尼一见到他们，眼中就噙满了泪水。当看到刘海平妻子带来的30多年前他曾拍摄过的大菜园村的照片时，老人放声大哭。

2004年年底，刘海平夫妇循着安东尼奥尼的足迹来到林州大菜园村。村庄依然宁静，渠水仍在慢慢流淌。摄制组带来了安东尼奥尼对大菜园村村民的问好，村里的一些群众也非常想念安东尼奥尼，30多年过去了，他们希望安东尼奥尼在有生之年能再来大菜园，看看这里的新变化。可惜的是，94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在20世纪80年代，身体就已偏瘫，他不可能再来这里了，这也是他一生的遗憾。

通过刘海平夫妇带来的光碟，马东升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看到了自己和大队干部在破烂的大队部里一起开会的镜头。他告诉记者，那时，他发现摄影师在偷偷拍摄土坯墙草房，他通过翻译和安东尼奥尼交涉，说“群众住的大多是红瓦房，你为什么拍草房？草房不能代表大菜园的面貌”，安东尼奥尼解释说：“我尊重你的建议，现在只是取镜头，回去后还要剪辑的。”马东升看完纪录片后，发现果然没有土坯草房的镜头，压在他心底30多年的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

2007年10月，《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制作完成。而就在3个月前，安东尼奥尼逝世。时年11月，意大利首次发行了安东尼奥尼最富争议的《中国》的DVD。

再次聚焦大菜园村

2008年11月9日晚，大菜园村的村民们坐在电视旁收看央视一套《我们》栏目播出的节目。在“一个农民家庭的2020年”大型访谈节目中，首先把36年前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镜头和现在做了对比。接着围绕村民马旺周一家进行访谈。同时连线了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学者南希，64岁的她见证了大菜园村的沧桑巨变。1972年，南希以关心亚洲学者的身份首次踏访了大菜园村后，便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先后9次来到大菜园村，用相机和文字记录着这个村庄的变迁。

节目的播出，让人们的视线重新集中到大菜园村。

2008年11月21日早上，位于林州市市区内的一个市场内人头攒动，这是2006年11月大菜园村筹资1500万元建起的林州最大的蔬菜粮油批发市场。36年前，这里是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一片菜地。另外，《中国》镜头中大菜园村的胡同也不复存在，一条条整齐统一的新胡同两侧是林立的高楼，纪录片中的村大队部已被漂亮的两层楼房取代。

大菜园村村支书石青山介绍，1972年，大菜园村人均收入100元，20世纪80年代初人均收入200多元，2007年全村人均收入已达到6000多元。现在，大菜园村家家是楼房，小轿车近百辆，还有挖掘机等大型机械70多台。由于城市框架的逐渐拉大，现在大菜园的2400多人成了城镇居民。

30多年来，虽然大菜园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淳朴的民风却没有改变。至今，大菜园很多家庭的门楣上仍镶有“善为宝”“和为贵”等字。

《我们》栏目编导戴峰说，改革开放30年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在今后的12年里，他们将继续关注大菜园村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