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武帝萧衍文论观中的矛盾性及其调和之道

赵理直

摘要：梁武帝萧衍是梁代的开国之君和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他的文学思想素以兼容并包、中允著称。然而，纵观萧衍的文论思想，在文学本质功能论、文质现、文学发展观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矛盾，梁武帝本人也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自身文学思想的前后冲突。

关键词：萧衍文论观矛盾调和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南朝是承前启后继汉开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文学思想争奇斗艳，文学整合思想层出不穷。南朝梁代的开国君主梁武帝萧衍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萧衍的定性多以正面肯定为主，认为其思想兼收并蓄，较中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然而，纵观萧衍的文论思想，笔者发现其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兼收并蓄?的作风会让本身对立的文学理论共存，也可能造成文学思想的前后不一致、观念上的模棱两可。本文主要探讨萧衍文论观中的矛盾之处并剖析萧衍为调和对立文论观所采取的对策。

萧衍文论观矛盾性的第一个层面体现在其文学本质功能论方面。武帝萧衍是梁代的开国君主，他吸取了齐亡的教训，认识到了“淫逸之风”对江山社稷的巨大危害，积极主动采取“诗教治国”的方针来加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武帝禅齐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他非常重视礼乐教化，曾多次下诏，修礼作乐。《隋书·音乐志》载：“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又曰“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在《访百僚古乐诏》中，萧衍明确指出“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辩贱，而《韶》、《(氵蒦)》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礼乐坏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订，以为永准。”梁武帝继承了汉代《诗大序》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高度重视文艺“移风易俗，明贵辩贱”的作用，强调用“礼乐”来教化百姓，节制引导感情。《立学诏》中有言，“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将儒家的传统经典作为修身的根本，这从侧面反映了梁武帝以儒为本的治国方略。《隋书·经籍志》载：“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由此可知，梁武帝的文学态度以政治教化为归依，突出了文学的治世功用，体现了对传统“政教中心说”的高度认可和接受。

另一方面，南朝是一个“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时代，当时人们对文学抒情性和形式美的追求一浪高过一浪。作为著名的文学家和当时的文坛领袖，萧衍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高度认可文学的抒情娱乐功能，承认“情性”是文学重要的品评标准，文学终极功能指向满足主体宣泄情感的需要，满足主体的审美愉悦。梁武帝关于“情性”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孝思赋并序》中，“想缘情生，情缘想起。物类相感，故其然也。……情切于衷，事形于言，乃作《孝思赋》云尔。”另外，《净业赋》中也有，“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净，感外物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眚。”文学创作产生最初始的动力是人的心灵受到的外物的触动，进而创作冲动被激发，写出优美的文学作品。萧衍所认可的由外物感召而产生的“情”是一种自然而生的真情，是不受任何礼义束缚的本能性情。相应地，由这种“情”产生的恣意挥洒的文学作品也不具备任何有益教化的政治功用，它们主要是用来抒发内心真情，供贵族平日把玩娱乐。萧衍对文学“娱宾遣兴”娱乐功能的肯定，反映了梁初文坛的普遍倾向，体现了高度的“文艺自觉”。

客观来讲，文学的功利价值和娱乐审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要实现文学“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用，就必须遵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则，遵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要实现文学“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的审美观照，就应该采用“吟咏情性”、“流连哀思”的抒情写法，情感尽情宣泄。在文学发展中，“情”和“礼”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文学不可能同时满足“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大表情性”的双重需要。

梁武帝对“文”与“质”的认识同样存在矛盾。一方面，萧衍推重以内容为主导的‘‘雅正”文质观。他十分欣赏当时守旧派的裴子野，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对裴子野的推重，侧面反映了梁武帝重视文章内容典正、形式质朴、崇尚传统的以“雅正”为宗的正统文学观念。另外，萧衍对“四声之说”不但不理解还有所抵触。《梁书·沈约传》载，“(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为四声?周舍曰：‘天予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齐梁以“四声”为代表的新变的“声律说”十分流行并形成了大规模的影响。然而，萧衍并不认可新变的“声律说”，可见他对文学形式的认识还是比较守旧的。

另一方面，“永明以后，(文学)则从抒情性进而发展到装饰与娱乐，文学成为宫廷的文化装饰与士人的娱乐需要。文学的思想核心是转向艺术形式之探讨。”萧衍非常重视文章辞采和形式之美，并亲自参与文章形式的改革创新，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曾讲：“梁武以开国能文之主，雅好音乐。吟咏之士，云集殿庭，于是取前期民歌咀嚼之，消化之，或治旧曲而谱新词，或改旧曲而创新调，文人之作，遂盛极一时。”对乐府民歌的改造创新，体现了萧衍重“文”的倾向。乐府民歌索以内容抒情、词语清丽、形式自由为长，脱离了正统文学对“质”的典正的要求。萧衍十分欣赏清新自然的文风，尤其钟爱谢灵运的诗。《太平广记·谈薮》中载，“(梁武帝)不读谢诗三日便觉口臭”。他创作的许多诗文作品都体现了清新的风格，如《首夏泛天地》：“碧芷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鲜明亮丽的色彩，优美的景致，细腻的情思体现了梁代特有的艳丽风格，对“文”的追求溢于言表。

萧衍总体上持“文质并重”的观点，强调内容和形式两不偏废，既要求内容的深刻、典重，又要求形式的典雅、华丽。他试图将文和质结合起来，既尚形式又重内容，既尚华丽又重自然。只不过在创作实践上，尚“文”的倾向大于尚“质”的倾向。总体来看，梁武帝萧衍的大部分作品都倾向于描写男女之情、酬答和宴的抒情诗歌，“质”的方面脱离了雅正，“文”的方面追求音律流畅、声律和谐、色调艳丽。可见，“文质并重”的观点在实质上存在矛盾，华美的言辞，优美的乐调通常是和缠绵的情思、敏锐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人们很难在宣扬伦理道德的“典正”观念时，选用艳丽词汇，使用民歌形式。因此，萧衍的文质观同样存在着矛盾，根本原因仍然是其帝王和文人的双重身份矛盾，及当时文风的转变。

萧衍文论观矛盾性的第三个层面体现在文学发展观中“因”与“革”的关系上。梁武帝萧衍并没有什么明确系统的文学发展理论，但在其著作中多处体现了“通变”的思想。在《与何匡书》中，他称赞何匡的文章“理存用合，义

贵随时”，这种赞成思想要随时代的进步而更新的主张，体现了萧衍“文随世变”的文学发展观。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萧衍强调将创新和继承结合起来，“望今制奇、参定古法”，他赞赏“制作多法古”的裴子野，评价裴子野“其形虽弱，其文甚壮”。裴子野是梁代复古文风的倡导者，其《雕虫论》以儒家传统的“诗教”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推崇质朴的文风，反对只追求形式新奇，无益教化的“新变”文风。“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淫文破典，斐而无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对裴子野文章的推重，从侧面反映了萧衍赞成“复古”文风，支持学习前代文学精华的观点。由此可见，梁武帝的发展观明显地倾向“袭古”。另外，武帝非常重视文学创新，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新变”理论，然而对“变”的重视在创作实践中流于言表，《隋书·音乐志》载：“(武帝)即位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对乐府民歌的改造和创新，体现了萧衍文体变革的意识，他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大胆创新，涉及男女情爱的占半数以上，这正和梁代文学“大表情性”的时风相一致，明显带有“趋时随世”的倾向。他的许多作品鲜明地体现了梁代“新变”的文学特色。如著名的《子夜夏歌》：“江南莲花开，红光照碧水。色同心复同，藕异心无异。”细腻的笔法，谐音的使用都体现了梁代不同于前代的特有的情感张扬、注重形式美的“新变”的文学风格。

由此可见，梁武帝的文学发展观是既“崇古”又“尚今”的。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作为王朝统治者和“重古”派的支持者，萧衍“尚今”的文论倾向是内敛含蓄、稍显保守的。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曾评价：“齐梁作者，非即秾华，然观梁武昭明，尚是雅音，纤丽不及。”，梁武帝的创新是在不脱离前人“温柔敦厚”的基础上，创造“高雅清艳”的作品，这种创新是以传承为基础的。然而，“雅正”和“清艳”实质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内容正统的前提下，即使言词再优美、形式再多变，也难以创造唯美的佳作。

为了调和以上三重矛盾，梁武帝试图通过文体辨析的方式来区别不同文体的功能，将纯文学从杂文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以诗、赋为核心的单独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文学创作可以不理会“诗教说”的限制，完全追随主体的创作冲动，任意展现情感的波澜。另一方面，制、诏、诰等应用性文体来发挥治世功能，进行礼乐教化。但这种尝试更多的是创作行动上的，理论上则很少提及，大有“只做不说”之意。萧衍及其文学集团创造了大量形式华美、情思绮丽缠绵的宴游应和之作和仿乐府民歌作品。例如，《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闾。南窗北牖挂明光，罗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谁与．同。”优美的言辞、细腻的情思体现了高度的唯美追求。另外，这种文体辨析的尝试更多的是一种创作自觉，文体辨析的目标不是很明确。萧衍本身的文学创作风格变化也非常大，这促成了各种创作思想在其作品中都有体现。

在因与革、雅与俗、繁与简、文与质等文学观念的论争中，萧衍的立场十分不坚定，他不断在文学“守旧派”和“革新派”的阵营中转换，在“帝王”和“文坛领袖”的双重角色中挣扎，并力求找到一条可以调和各家文论的兼容之道，然而文学思想本身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想要两全、折中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夸大萧衍在文学进化中的作用，萧衍多次试图在文学思想领域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然而他始终不能摆脱前人、时风、自身地位等多种困扰，因此在萧衍时代，文学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文体革新也没有进行到底，最终此项任务落在了他的两个儿子萧纲和萧绎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