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底层文学

徐文海

摘要：他就是个农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村人的穿着打扮，农村人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能概括赵树理的文品和人品。写农民看得懂的通俗作品，这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他喜欢民间艺术，了解北方的风俗民情，这为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赵树理底层文学农村

正如王庆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社会中，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之本，而底层群众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中坚力量。底层群众的生存状态如何，发展状况如何，权益保障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学要反映“历史前进”，自然不能绕过“中坚力量”。不管是“主流叙述”，还是“边缘叙述”；是“冷门叙述”，还是“热门叙述”，总之，有社会就有“底层”，有底层就会有关于底层的“叙述”。

谈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了赵树理。

首先，什么是“底层”?

顾名思义，“底层”就是社会最底下的那一层——任何社会都是有“上层”和“底层”的，“上层”是小部分，“底层”是大部分，正像一个物件，通常是底座大上头小，而底座小上头大就很难立住。

在议及“底层”的时候，人们曾关注那些城市中的下岗工人，那些“小人物”如何跌倒，跌倒了又如何爬起来成了许多作家关注的重心；后来，城市中来了一批“打工”的农民，虽然呼吸的是城市的空气，但“根儿”却深深地扎在农村的土地上，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精神上遭受歧视，这些人获得_个称谓叫“农民工”，反映这些“农民工”题材的作品逐渐占了很大的份额，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实，不管是“下岗”的工人，还是“农民工”，都是在“城市”这个语境中说的，在城市这个特定的环境中看起来很汹涌，但在中国大环境下却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大的“底层”却是在广大的农村。换句话来说，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工”需关注，而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才是更应该关注的!

就当代文学的整体情形来看，反映农村生活的创作不少，作家大概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出身农村的作家，写农村的“那人、那山、那狗”；另一部分是曾接受过农民再教育的作家，追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出身农村的作家，早都把“户口”弄进了城市，为子孙后代争取到了“城市人”的资格；那些受“再教育”的城市人，对他们曾经的“课堂”和“老师”离得越来越远了。

这也就是说，虽然作家们没有“下岗”，也没有在城市“打工”，但不管是“坐地户”，还是“农转非”，只要从“作者”进入到“作家”的层次，身份也随之改变——“写”中自有黄金屋。

马克思说过：“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但是，目前中国境内还很少能看到“城市化”的乡村，性急的作家们只好先把自己“化”进了城市。

可以说，中国作家已经城市化。

现在的城市人写现在的农村人，是不是有很多障碍呢?

也许这一切是非常正常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却有人逆着这个流向而动——这就是赵树理。

他之所以能成为“铁笔”、“圣手”，这与他自己的角色定位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他就是个农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村人的穿着打扮，农村人的思维方式。

他也曾做为农村人的杰出代表进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但根儿却无法在钢铁和水泥当中扎下去。

20世纪严文井著文《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这样写道：“50年代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自己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30年代在北京或上海熏陶过的可以称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里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

所以，“锦城”没有“乐”，只能“早还乡”。

作家体验生活，大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因生活存在而体验，另一种是因创作需要而体验。前者是指一种先在为生活经验，或称“原生经验”，即生活现实已经如此。对于创作行为，它是创作前的一种“无动机”体验形态，时间上具有体验前倾的特点：一切只是为了生活而体验着，创作只是此后的事情。如此，这种体验是与一种生命经验的自然生长、自足存在状态全息对应。后者指一种后天的生活经验。对于创作行为，它是创作前的一种“有目的”体验形态，时间上具有体验错后的特点：一切体验都是为了创作的需要。此情形类于文章写作中的“主题先行”，然具体到创作中主题的含义则是复杂的，其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模糊状态的。体验生活与创作心态的最佳结构关系应该是：同步发生，同步完成，即实现物与意的同步效应。

纵览赵树理一生的创作，我们发现其体验生活的方式既包括“第一体验模式”，也属“第二体验模型”。

笔者认为，赵树理就是农民。

郭沫若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后这样说道：“当然，大也还并不敢说就怎么伟大，而这树也并不是豪华高贵的珍奇种属，而是很常见的杉树、桧树，乃至可以劈来当柴烧的青杠树之类，但它不受拘束地成长了起来，确是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街异，大大方方地，十足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郭沫若这里说的是文品，更说的是人品。“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确实能概括赵树理做人和做文的执拗追求。

1962年大连会议，周扬说“他对农村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

邵荃麟说：“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起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视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1959年他就看得深刻。”

他又是怎样的“独立思考”呢?

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晋东南蹲点时就因反对“盲目冒进”与地方领导多次激烈论战：对所谓文艺放“卫星”的荒唐运动也公开撰文坚决予以抨击。1959年他又写了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大胆揭露了“大跃进”中的种种问题，并毅然上书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结果被转回他工作的中国文联。赵树理因此遭到严厉“批判”，被斥之为和彭德怀“反党意见书是一个腔调”，“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而赵树理却表示，“我最厌恶的是放空炮、不实在的坏作风，因为它一坑国家二坑人民。”并不认错。20世纪60年代初，赵树理对当时所谓阶段斗争的严

重估计以及稍后的“大写英雄人物”的说法均提出过质疑。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在这几年中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而仅仅留下的几部作品如《实干家潘水福》、《卖烟叶》与剧本《十里店》中都秉承着作家的良知，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阴暗面而成为抵制极左路线的难得“顶风”之作。

他的杂文《“起码”与“高深”》之所以被称为“反动文章”，因为他的文章中有几句批驳以毛主席诗词为例证来反对“两化”的理由，文中写道：“毛主席多写古体诗词，那是他老人家的爱好，形式上的不通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做方向来提倡。毛主席本人还曾在给《诗刊》编辑部信上这么说过。打一个比仿来说吧，毛主席喜欢吃大米，不等于白面不是吃的东西。毛主席出门坐汽车，也不等于火车不是交通工的具(大意如此)。”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触犯禁区，闯下十恶不赦的大祸了。

如果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那日

益恶化的文化处境，就知道赵树理的这种“坚持”显得多么的稀有、可贵!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

解放以后赵树理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实践者，一方面要响应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号召去写应景作品；一方面由于他特别了解农民的实际情况，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因此必然会陷入非常痛苦的矛盾中。

比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虽然写过《三里湾》，但在深入农村中体会到农民还是不愿意单干，不愿意合作化。《三里湾》实际上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条件并不成熟．包括一些共产党员也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心情，赵树理就没有写高大全式的人物。不但没有写到地主、富农的破坏，还有意无意地把一大批“中间人物”当做主体予以重彩浓墨的刻画。

“这是他的固执，也是可贵的坚守。”

面对今天的浮华，这种“固执”和，坚守”是多么难能可贵!

实际上，赵树理并不“天生”就是一个农民作家。他曾对“五四”新文学有过狂热的迷恋。早在长治市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时候，便接触到新文学，而且陶然沉醉于其中，尝试模仿新文学。

夕阳西斜，天空轻轻的抹了彩霞。湖畔的芦获，像新拭了的列在架子上的刀枪；青苹的小草，仿佛刚刚浴罢。雨珠留在草木叶上被夕阳照得莹莹闪烁。堤上的香柳，一株株整队的平平的排成一列，垂着微尾无力的轻俏的拂打。远山展开了一望无际的翠屏，归鸟在空际散队的硫落的流行。碧绿湖中，又缀了凡多点水的蜻蜓。这一切的情形，在湖中又映成整个的倒影。

这段文字选自赵树理的早期作品《白马的故事》。你可以说他“雕琢”，说他“堆砌”，说他“幼稚”，但你必须说他也会“文诌诌”，沿着这个路子往前走，他也能运用“新文学语言”而“欧化”下去。

但是，赵树理却没有顺着这个路子继续走，而是另辟蹊径。因为当他含着眼泪激动地为父亲念鲁迅的《阿Q正传》时，父亲却毫无听下去的兴趣。父亲尽管是农民，但是他是村里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学背景，他尚且如此，其他的农民更可想而知了。“农村的现实击败了新文学，赵树理不得不十分痛苦地重新审视新文学以及新文学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农民的关系。他发现新文学是一种只在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传阅的文学，和老百姓是无缘的，老百姓爱看的还是那些千古流传的民间故事、唱本读物、通俗小说，等等。现实状况逼迫他不得不放弃新文学宣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版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

他断言“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了”，旧小说也被炮火轰没了，小说在农村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空白”。所以他主张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搞艺术创作的人的“主要业务，就是‘满足大众的要求”。

这绝不是无根之谈，毋宁说是自我确证。

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思想水平、情感层次、日常生活和语言习惯等强有力地制约着赵树理作品的主题、情节、细节和语言，当然也制约着他布局谋篇的写作程序乃至技法。追求写农民看得懂的通俗作品，这是他的自觉的审美追求。

他喜欢民间艺术，了解北方的风俗民情，这为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奠定了基础。

所以，他顽强地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脱胎而来的说书人传统，他的小说一般都采用连贯叙述、全知叙述视角，基本上以情节为结构，仿佛说书人说出来的。在这种叙述性的话语类型的作品中，深厚的民间文化积累，民间故事的因素，以及自己的倾向性都非常便利地被赵树理贯穿在叙述中。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当然，他也注意有效地扬弃传统小说中那些程式化的框框，从而使他的小说表现出比传统小说更大的艺术活力，创造出一种和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新颖独特的艺术新形式。

所以，赵树理的小说在新文艺运动史上最杰出的贡献，第一位的是文学语言上的贡献。“五四”文学革命，废止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功劳不小，但真正使书上的语言，不说字的老百姓也能听懂，到赵树理这儿才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为他写作时首先考虑的是识字不多的农民读者能读下去，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昕进去，他才那样刻意地在小说里尽量采用农民的日常用语，即使叙述人的语言，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标准

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你可以在当时任何一个农村里所到，就像是作者顺手拣来的，一点也看不出加工的痕迹。顺便指出一点，赵树理力求文学语言使用农民的口语，却不用那些行之不运的方言土语中的词汇。使用方言词汇虽然能为作品增添一些地方色彩，但是除了流行那种方言的个地别区外，反而加剧了‘读不懂、‘听不懂的问题。这是赵树理和其他一些也注意使用农民语言，却免不了随手使用一些方言词汇的同时代作家(如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语言上的一个差别。可以说赵树理在考虑他的读者对象的欣赏水平和欣贫习惯上完全算得上刻意求精了。

方欲晓先生在关于“山药蛋”派的通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一位有心学习赵树理风格并且已有初步成绩的年轻同志，写信告诉笔者，他听说有的学者认为赵树理写的东西不属于文学范围，特别是在国外。这位年轻的作者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和你交换一下意见。的确，某些学者的那种意见确实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写过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有的人称为“经典之作”。那本书里谈到赵树理的小说，认为是“糟不堪言”、“蠢笨及小丑式的文毛”，“嘻嘻哈哈真为共产党作宣传”。我还看到香港出的一部新文学史，几十万宇的著作中，赵树理只占三百多字，而且和靳以编在一起。知道赵树理和靳以同志的风格大不相同，把他们二人放在一节里，也不知根据的是什么。这种评价的分歧，除了名立场的不同外，一是因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不同。例如有人以作品题材与政治斗争的距离远近定优劣。四十年代有一部长篇，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都不提，而哥伦比亚的那位教授认为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一部”。可见标准不同，对事物的评价真会相去千万里。其次，也跟生活有很大关系。海外一些学者，他们不熟悉中国农民，不了解解放区生活，因此不可能理解赵树理。那位教授在他的书中说：“较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无论是属于讽刺性或人道主义的，都显露出作者对时下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有足够的或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以写得蹩脚，无疑是作者无视于风俗习惯使然”。按照这个标准应该说赵树理小说的价值很高，他那么充分地反映了山西农村的风习，并且涉及婚姻、家庭、宗族及许多伦理内容，为什么反倒是“糟不堪言”呢?如果不是偏见，那就只能说他没有理解赵树理小说的内容。我们中国人读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甚至读《红楼梦》，也会因为不了解异国或本国古代的生活而无法深刻理解，这足不奇怪的。有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看法就不一样了。像美国记者贝尔登，他曾在晋冀鲁豫边区生活过，尽管他自己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也并不高，却说了句公道话：“若是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一位中国作家，也未免太学究气了。”

这是1981年说的话，今天读来仍然能受到深深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