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乐观与乐观的叙事

2009-02-12 08:47
电影文学 2009年1期
关键词:乐观叙事

胡 牧

[摘要]十七年革命英雄主义电影是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视听语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外,在叙事上呈现出乐观主义的色彩,本文主要通过十七年《南征北战》、《柳堡的故事》、《上甘岭》等典型影片,分析其叙事风格的具体特征,勾勒出乐观的叙事风格在十七年电影中的表现特征以及最终得以确立的内在机制,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通过对叙事风格的考察深入研究电影叙事的内在话语结构,

[关键词]叙事,乐观,革命英雄主义,话语结构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传播媒介,必然要服从于中国社会主义特定的传播制度,导演对革命英雄人物的态度、塑造,以及对历史的阐释,对电影的基本要求,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何充分发挥好革命英雄主义电影的宣喻功能,在历史与现实的重合中寻找意义的建构路径,就成为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构思着力点,也是观众欣赏口味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提出的要求。英雄是一个体现民族精神和希望的意象性代码,英雄的故事反复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英雄故事被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英雄故事的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思潮在十七年电影的叙事中凸显、加强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铭文”(inscription,直译为题记或墓志铭,在解构主义文论家德里达的相关论著中通常译为“书写”)的功能。即,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将叙事和符号篆刻/书写在每部红色经典影片之中。对这种“铭文”的考察无疑是有意义的思考。

一、英雄主义精神与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里所说的“乐观主义”,表达了电影所要求的抒情的、歌颂青春活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的风格,主要限制在中国电影的影像画面与镜头运动所产生的独特的政治诗意。对于在一些电影中常见的近景和特写镜头及镜头运动之隐喻思维机制的思索,即考察具有浓厚叙事性传统的中国电影中渗入的抒情性如何与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相联系,并表现在电影语言之中,以探求电影叙事与表意之间的深层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一个新的英雄模范辈出和崇拜英雄的时代。“每逢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转型时期,就意味着某种或某些旧有类型的英雄的引退和某种或某些新颖类型的英雄的登场。”“但是人们崇拜英雄决不是崇拜‘英雄的名号。而是崇拜英雄品质,通过崇拜被称之为‘英雄的人而强化自己身上的英雄品质,从而凭借自身固有及内化了的英雄品质迎战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这一时期的电影也把英雄人物作为重要表现对象,尤以军事题材影片表现得最为明显,编导以此来表达当家做主的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和赤诚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南征北战》、《中华女儿》、《钢铁战士》、《翠岗红旗》、《风暴》、《老兵新传》(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影片)、《红色娘子军》、《上甘岭》、《战火中的青春》、《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儿女》、《回民支队》等,英雄人物传记片则有《雷锋》、《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等,表现历史人物事迹或历史事件的影片有《聂耳》、《林则徐》、《甲午风云》等。

英雄成长叙事彰显了乐观主义叙事风格,它一方面来自革命成长者个体的乐观,另一方面来自电影叙事本身的乐观。这种类型的叙事模式直接受到前苏联电影《夏伯阳》的启示,成长主人公先是具有“朴素阶级感情”但觉悟认识还不高的主体,只有当他/她们入伍后经过代表党的正确思想的政委(指导员)的帮助和引导,思想才能成熟,最终成长为英雄。导演凌子风和摄影师钱江展现抗联战士生活、战斗环境异常艰苦的目的也正在于凸显抗联战士顽强、英勇、豪迈的革命气概。这种气概与其说是由一种带普遍性的英雄形象的价值,不如说是乐观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从而达成了在特定语境的体验层面上的认同机制。的确,那活跃在大森林中的抗联战士们的联欢会以及联欢会上欢乐的朝鲜舞洋溢着的难道不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吗?据此,我们可以说:英雄主义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以歌颂毛泽东伟大战略思想著称的史诗性电影《南征北战》为代表的战争胜利模式,主要以“失败/总结经验教训/走向胜利”的叙事逻辑,把战争胜利安排在影片的高潮和结尾,以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同时,也尊重了主流意识形态。影片以恢弘磅礴的气势表现了1947年冬天,我华东部队七战七捷之后,在毛泽东主张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取得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史实。电影的史诗气派本身就彰显出一种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史诗气派的战争片,它的问世无疑喻示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影片在广阔的空间中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华东战场上的一场大决战。银幕上硝烟弥漫,影片充溢着乐观主义的胜利感与自豪感。影片把镜头直接对准战场,让人们在银幕上接受革命战争的洗礼和革命乐观主义叙事风格的感染,从而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再现美学的先河。在此片中,当故事被讲述到我军抢占摩天岭、活捉敌军军长以后,我军师长到战场检阅士兵和民众。他站在敌人毁弃的坦克上(一个喻示),发表了一段乐观昂扬的演说:“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中国各个战场上,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有获得的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话音刚落,士兵们和群众兴奋地举起手和枪,大声呼喊:“毛主席万岁!”镜头主要采用仰拍角度,将师长、群众与士兵的形象跟天空的背景融合在一起,这时,美好的前景仿佛展现在我们眼前,一种崇高、豪迈、坚定、乐观的精神展现无遗。我军军长的这段宣讲使今天的我们通过影片去发现所谓“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标本,从而把影片视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作的政治神话。

二、意识形态询唤下的乐观主义叙事

革命英雄主义电影属于主流电影。而主流电影是指能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主体地位并能广泛传播的电影作品,它区别于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影片。由于电影的叙事话语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一般而言,电影只能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得以广泛传播。家国意识、集体主义价值观、英雄主义崇拜、革命乐观主义一直是革命英雄主义电影制作的基本诉求。不断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就成为该类影片的自觉,比如,将革命与爱情处理得恰到好处的影片《柳堡的故事》最值得谈说的地方便是它在诗情画意中彰显出的乐观主义叙事风格。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优美的民歌小调。生活气息特别浓厚,画面上经常展现出江南水乡的景物:大风车和小风车。“晚霞在麦垛上镶着金边,小河岸上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向远处走去。远处风车转动着,柳树摇曳着,歌声从牧童那里传来。”(《柳堡的故事》分镜头完成台本119镜号)影片的歌曲《九九艳阳天》贯穿全片,如部队刚一在柳堡村的

田头出现,这支歌曲的旋律便轻盈地飞了出来,李进和全班同志们帮助田大爷修房子时,李进唱的也是这首歌,二妹子对李进的爱情发展了,河边洗衣服,唱的是这首歌:“风向不定车难转呀,决心没有下呀我怎么开言”抒发了自己的衷肠,部队准备转移去参加大反攻,李进和马小宝从团部领了东西划船回来,李进呆呆地看着河岸,马小宝唱:“这一去翻山又过海呀,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呀,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影片结尾,五年之后,李进和二妹子终于重逢了,影片在展现他俩欢聚画面的同时,出现女声独唱:“哪怕你一去千万里,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只要你不把英莲忘呀,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整首歌洋溢着美好的情愫、乐观的基调。我们还从电影文本中体会到“艳阳天”、“革命胜利”、“胸佩红花”等词所显现出的乐观明朗的抒情风格和深刻意指。

三、乐观主义英雄叙事的美学色彩

为增加革命仪式的肃穆与威严,创作者进入创作时就存在疑虑:什么题材可写什么题材又不可写。翻阅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文章,几乎众口一词:文艺要表现正面的积极的人物、革命的新英雄人物。其理由有两条:一是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如果主要的不去表现人民中正面积极的人物、革命的新人、新英雄主义的典型,那么其教育意义在哪里呢?二是人民喜爱生活中前进的、向上的、积极的人物,如果能创造这样的典型,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喜爱。此外,影片革命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还源于人们对英雄革命力量和英雄个人魅力的崇拜。“英雄是为人间消除不平、为人生踏平坎坷而存在的。”“人们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向英雄靠拢的本能冲动。”我们的影片对于诸如“革命”、“牺牲”和“献身”之类的字眼是带着歌赞的情感态度去描述的,自信和乐观源于对道德力量和英雄魅力的崇拜和迷恋。人们总是试图以显在的或隐在的乌托邦式的道德精神力量来反抗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的因素来维系社会的正义。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呼唤英雄。中国生命哲学强调生生不息的循环往复和一切如新,这也在革命英雄主义电影中得以充分体现。贯注于影片中的这种乐观的生命基调使影片结尾没有悲怆凄惨的气氛,反而总是能够以喜剧、以希望、以乐观冲淡先前发生的悲剧和冲突,使结局成为段落式的消歇,成为新一轮更新再生的起点,在影片《上甘岭》的结尾,我志愿军在经历了极其酷烈的战斗之后,战士们接受首长的检阅,仰拍镜头又一次从每一个战士脸上移过。仿佛是在向每一个立下战功的英雄行注目礼,具有无穷无尽的意味,在影片《英雄儿女》的结尾,在两位“爸爸”的教育和期待的目光中。王芳坚定地汇入战争的洪流,“王成排”的旗帜(作为一个意象一个象喻)在英雄士兵的手上飘扬,影片喻示了“真正的英雄是不死的”的深刻含义,彰显出为了革命事业,英雄生生不息的乐观主义叙事风格。

四、结语

我们通过对十七年革命英雄主义电影丰富的抒情性和其乐观主义叙事风格的粗略考察,发现了该类电影叙事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第一,在叙事性很强的中国电影中,抒情性可以通过自然画面、社会生活场面、音乐、空镜头等体现。这是通过音乐、近景、特写镜头、人物语言等的巧妙组合而产生的崇高感和庄严感而引起的带有乐观气息的抒情性。第二,乐观主义不是通过较大的历史场面呈现,而是通过人物融入事件的性格发展变化及其作出行动的叙事过程呈现出来的。单一的叙事构造,正是确立乐观主义叙事之中国性意义的基点。第三,通过探索乐观主义叙事风格和其展呈的镜像特征,设定了叙事与意识形态机制的深层关系,产生出独特的意指性。因此,若将该类电影的乐观主义叙事风格同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化思维机制与中国电影的艺术构型联系起来打量,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意义”。在中国电影语言中,通过惯常使用的自然意象的独特蒙太奇手段及人物镜头的特殊表意作用,强化了叙事机能,起到了体现叙事的民族风格和意义,烘托叙事人物。询唤主体和深化主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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