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钟道新

一点说明：钟道新不幸去世前的那个春节期间，我凭据记忆，打出三十万字一部作品。书名《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其中有关于钟道新的一些文字。曾经动过念头，请他看看。但也不忙付诸实施，来日方长，机会多得是。谁知死神竟是施出了霹雳手段！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道新的去世，在院内同行心中产生的震撼，不言而喻。治丧期间，我想说一点什么，然而也没有。我们不得不面对了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感慨多多，心情难以描摹。

时至今日，我将当初写下的关于道新兄的一些文字，稍加整合发表在此。这是我心中对文友的一点真实感觉和主观评价。所自信者，为文交友，诚挚率真，实话实说便了。

大约是在１９８２年初冬，我们山西作协在大同召开了一次笔会。笔会规模盛大，参会作者数量不少。而且，这次笔会冠之以“城市工矿题材创作会”，意义就更其不凡。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省作协在新时期以来举办的首次全省规模的笔会。

山西的文学创作，老一辈作家树立的山药蛋派的大旗，在中国文坛迎风飘扬。后起作家，相当部分也以写作农村题材见长。能够注意到书写城市生活、工矿题材的作者群体，肯于召开这样一个专门笔会，足见作协领导和机关刊物的胸怀与器度。

大同，是山西第二大城市，是世界著名煤城。这里，有个焦祖尧，五十年代发表作品，是我省老一辈作家之后所谓第二代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以他为首，这儿集中了不少写作煤矿题材的作者。

本省这次创作会，选在大同召开，自然有上述原因。

更重要的是，所以召开这样一个创作会，是因为新时期以来，我省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写作非农村题材的青年习作者。参加笔会的，有太原蒋韵、徐捷、何力力、徐学波、孟钊等，有榆次柯云路夫妇，临汾贺小虎，晋中毛守仁，有大同的焦祖尧、程琪张枚同夫妇、马立中、王巨台，以及诗人秦岭等。

当时的雁北地区、如今的朔州市，则来了一位在神头电厂工作的钟道新。

套用一句老话，堪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会间，大家参观了市区附近的云冈石窟，游览了市区内的上下华严寺和南寺，还去瞻仰了应县木塔，登临了位于北岳恒山崖壁上的古建珍奇悬空寺。华严寺著名的露齿微笑木雕侍女，令人心动；恒山上蜿蜒盘绕的内外长城和蹲踞兀立的烽火台，发人遐思；悬空寺对面，摩崖石刻四个字，“公输天巧”，耐人琢磨。

会间，作者和编辑们自由交谈，起舞把盏，言笑甚欢。

有一次，看见大家在餐桌上吃饭风卷残云的样子，蒋韵说：哎呀，这真是一群饕餮呀！

这样用词，果然是太原师专毕业生的水平。插队初中生钟道新却是老实，没有不懂装懂，当即发问：“饕餮”是什么东西？

我在一边说道：这，正是蒋韵所要达到的效果！

蒋韵本意并非故意卖弄，所以对我的调侃多少耿耿于怀。

当时，郑义的《枫》和蒋韵的《我的两个女儿》早已轰动；成一、柯云路以及张石山小说全国获奖。文坛后起、写作新秀，奋起直追。

从事后多年的既成事实看来，那次大同笔会或曰雁北笔会，要说山西文坛有所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一个钟道新。

同样是北京插队知青，柯云路属于一种类型。

他的作品《新星》之类，倡言改革，靠拢时政，无可厚非；但他在虚拟的作品中，已经开始造神。他全力塑造的，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英雄，高高在上、纵横捭阖，几乎无所不能。

有意或者无意，塑造这样的主人翁，绝不是偶然的。作家在书写什么的时候，往往首先会书写出了自己。

我想，所有与会者，在当时已经感觉到了柯云路那种居高临下、舍我其谁的大师派头。

与大师派头的柯云路相比，插队知青钟道新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钟道新，出身知识分子世家。父亲是早年留美博士，老牌电学专家。门生故旧遍天下。两个兄长都是成名教授。由于文革，钟家三少没有念成书，初二水平，插队山西。但只要是种子，条件成熟就会发芽。农村却果然是一片广阔天地，生活的磨炼、于无字句处读书，最能成就有心人。钟道新开始投身文学，向《山西文学》投来他最初的习作《继承》。

责任编辑燕治国热心推荐，刊物主管李国涛慧眼识珠。《继承》得以发表，钟道新初露头角。老李的评价是：这个作者，不唯占有的生活素材独特，文笔也有自身特色。

大同笔会之后，钟道新给刊物连续写来了《姓赵的山东人》和《风烛残年》等短篇小说。再后来则是中篇小说《有钱十万》。他的创作风格渐渐成型。他主要着力刻画那么一些有知识而高智商的人物，那些人物活动于官场、商界，尤其出没于高科技领域。

于是，钟道新找到了全然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地，在山药蛋派的故乡独树一帜。而他竟然能够在山西这样一方水土，打出一片属于他的天地，他也就等于杀上了中国文坛。

一位作家，后来成名；作品风格迥异，涉猎领域独特。那么回想当初，他是否的确有些与众不同？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尽管这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

大同笔会，钟道新刚刚发表一点东西，初初和大家相识，其语言和行为的主要基调是谦虚谨慎。这相当正常。但他的表现不仅如此。犹如他的创作风格，在《姓赵的山东人》中已经看出雏形；属于他的，后来充分展现的个性风格，在笔会当时也已经得到某种展示。

钟道新说话有粗口，但他的举止并不市井。

粗口，那是北京粗口；不市井，那是家学家风家教。

人际交往，他懂得应该靠拢世俗。哥们弟兄，吃喝玩乐。米面夫妻、酒肉朋友。但我的判断，那多少接近白领交际的“世故”、而不像平民往来的“江湖”。

饭后，桌上有牙签；但钟道新会掏出一个特制小皮夹，里边是排列整齐的葵骨牙签。正如后来，他脚底是鳄鱼皮的皮鞋，腕上是劳力士手表。那是钱，更是派头。

当时，短缺时代，钟道新抽最豪华牌子的牡丹香烟。那不是收入高低的问题，那是一种能力和身份的象征。你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你能买到，不一定能搞到。而且，他不一定是去搞到，而是牡丹香烟自己来到。

他向所有抽烟的编辑和作者同行敬烟，决不吝啬；因为他不在乎破费，在乎的是人们的认可。

大同笔会之后好多年，省里作家编辑但凡途径朔州，钟道新都要做东，盛情接待。有一次，成一、李锐和我，还有赵瑜、刘淳等人路过，钟道新摆酒款待，一桌客人喝掉八坛子老白汾酒。然后，他扛出十来条子高级香烟赠客。外烟“长健”、“短万”，国烟“中华”、“云烟”，人手一条。

李锐劝阻道：道新，你干什么你？

道新陪客喝得舌头短短：这是一场面！

“一场面”，而不说“一个场面”。地道的北京腔，说的是实在的心里话。

钟道新请客，最终出了名。青花瓷的坛子汾，极品五粮液，喝！结账时刻，不使现金。需要金卡，刷！随便签名记账，拿单子来，签！

当然，他多半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自己的钱，“有钱十万”也早该折腾完蛋了。他能弄来钱。这叫本事。所以，大家颇为佩服。吃请呢，都认可那是吃了钟道新。

大家或许记得，钟道新生前讲过的最后的段子。段子大致是这样的：林彪在长征途中，缴获了一支勃朗宁手枪，献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将手枪扔掉。主席说，到我需要使用手枪的时候，我们红军早完蛋啦！

这个段子，不妨说是钟道新在“夫子自道”。

我请客，并不需要自己打开钱夹数票子；自己数票子，那是煤老板土豹子。

有人替我花钱，好比有人替毛主席扛枪打冲锋。

签字，画圈，才有领导者一把手的派头。

但钟道新作为文人小说家，在生活的真实中，从来不是一把手。

我不曾亲耳听到，但不止一人转述过，说钟道新有名言一句：

走哪儿，你别和那一把手过不去，那人管你饭碗儿！

或许他真个这样说过，并且这样身体力行。那么，这几乎就是一个象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

大同笔会最后一天，晚间会餐痛饮。回到房间，不知怎么着，我和他玩儿开了摔跤。水泥地板，刷了红色地板漆，让人误会那是地毯。带着酒意，叽哩咣当的，摔了几局，我略胜一筹。因为我学过摔跤。但钟道新也不弱，绝对也有过实战训练。

酒后的钟道新，和我在水泥地板上摔跤练把式的钟道新，仿佛是另一个钟道新。

经过文革磨难，经过插队锤炼，在温文尔雅的钟道新背后、或者在这样一个钟道新里面，一定还有另外一个钟道新。

文革，对于中华民族是一场噩梦。

具体到一个群体，插队，对城市知青是一个噩梦。

有见识的评论家曾经严厉指出过张贤亮小说的致命立意：

但凡他小说中的右派主角，无一例外地都能遇到漂亮并且善良的乡下妇女的爱慕和救助；仿佛妇联早就在和极左政策作对。但凡他小说里的主人翁，最后都不仅逃出劫难，而且走上了成功的红地毯。这样的情节设置、立意编排，掩盖了数十万右派被劳改被迫害被肉体消灭的血淋淋的真实。

赵瑜拍摄他的纪实片《内陆九三》时，钟道新曾经撰写过其中两集，是专门叙述插队生故事的。由于审查的缘故，两集东西被封杀，没有公开播出。但我们都看到了样片。按照整个拍摄体例，每位撰稿人都在片末有一段言论。向来气度雍容的钟道新，此刻几乎是痛心疾首地说道：

知青，老三届里，出现了若干英模，也出现了一批作家。插队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但这只是特例。个别人的幸运，不能掩盖数百万知青曾经遭受苦难的历史。我保证，我发誓：插队再好，我决不会让我的儿子插队！

我们的前辈知识分子，有的无奈自陈“百无一用是书生”；有的曾经呐喊“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在优雅和世故的背面，还有一个钟道新。那是父辈受过整治、父辈知识分子骄傲的脊梁骨被打得节节寸断的钟道新；那是自己插过队、有着血泪途程的钟道新。

所有一切，“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才是完整的一个钟道新。

我也来句北京腔的话，那得这么说：

这才是“整一”钟道新。

——愿道新有知。知道在他身后有一个张石山如此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