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论著与自传的互动

2009-02-25 06:32[法]ElianeLECARME-TABONE苏小北
粤海风 2009年1期
关键词:自传

[法] Eliane LECARME-TABONE 苏小北 译

《第二性》因其研究的彻底性以及作者的旁征博引,一出版即被视为一部巨著。这部著作涉及女性生存境遇的方方面面,借鉴了包括心理分析、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医学、文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一些试图从自传角度研究《第二性》的批评家往往只是泛泛而谈,要么尖酸刻薄,要么诽谤侮辱,将波伏瓦想象成一个或放荡、或沮丧的女人。后来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中告诉我们,她是出于强烈的自传写作欲望才动笔写作《第二性》的。1946年她开始酝酿自传,她注意到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身为女性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和萨特的讨论过程中,她发现这个问题比她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于是她决定放弃诉说个人生活,转为研究女性整体生存境遇。[1]。我们试图证明的是,尽管暂时让位于哲学思考,这一自传欲望,以明显或隐密的方式在事实上滋养了《第二性》的创作,并且随着理论思考的深入滋养了自身。接下来我们想知道自传对论著的作用以及论著的写作如何加深了作者对自我的了解,并且在后来改变了自传创作方式。

一、《第二性》中的自传成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性》中隐含的自传成分。

作者采用两种方式运用个人生活经验:证人与主角。

1、证人

在论著中,只有证人的立场得到,且仅仅是部分地得到明显体现。作者经常运用第一人称单数,但没有哪种情况她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书中,波伏瓦的表现得要么亲眼目睹或亲耳听到某一别具意味的场景,要么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收到他人告白。她的证人经验体现在很多地方,而不仅仅是在有“我”出现的情形中。

如果从最相近的时间开始考察,我们会发现波伏瓦从她几次美国之行中汲取了很多材料和想法。1947年,在《第二性》写作过程中,她去了美国两次,从而得以对美国妇女的命运和黑人问题进行思考,而黑人问题可以为她思考女性整体生存境遇提供一种理论模式。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记行》中她对这两大问题已进行了深度挖掘,《第二性》中又重新加以体现。

现在将时间往前追溯。《第二性》对女子教育问题给予了相当关注,自然,作者会想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波伏瓦从前生活的圈子里尽是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她描写了这一阶层传统女性的生存境遇,揭露其局限性。波伏瓦好朋友扎扎(本名伊丽莎白·拉库安)的家庭给她的写作提供了很多例子。拉库安夫人(在《闺中淑女》中被称作马比耶夫人)以“主妇”的形象出现,由于她们旺盛的繁殖力,对肉体的恐惧以及家庭生活中的皇后地位,波伏瓦谈论这一类型的女人时总是充满蔑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揭露天主教中产阶级仍然实行包办婚姻。波伏瓦童年班级上的女孩子,如同她在《第二性》中描写的那些女孩,活在对婚姻的憧憬中,不期待任何其他未来。

波伏瓦从扎扎的经历中借鉴了一些不太合理的抵抗的例子,那些没有未来的女孩只能通过那样的方式进行抵抗,尤其是饮食怪癖和自残。“用咖啡和白葡萄酒搅拌成难喝的饮料然后强迫自己喝下”[2]的正是扎扎。“为了逃避一次无聊的聚会而用小斧头把脚砍伤”[3]的也还是扎扎。当她提到一些年轻女孩正在谋取自由,而由于她们所处的阶层成为断翼之鸟[4],也许她想到的还是扎扎。

《第二性》给出的家庭妇女的例子肯定来自于她母亲。“关于家庭的一切,一位好妻子的生活方式,如同我母亲所过的生活,带给我的是致命的恐惧。”波伏瓦在1947年11月27日,也就是说在《第二性》写作过程中,给美国情人尼尔森·阿尔格伦的信中写道。在《第二性》和《闺中淑女》中,我们能读到一个同样的场景:小女孩满怀恐惧地想着家务劳动,尤其是清洗碗碟的重复性特征[5]。波伏瓦夫人的生活会给她女儿造成心理阴影,因为她的生活不仅无聊,而且充满失望,她完全是一位被毁掉的中产阶级妇女,独自承担过重的家务劳动,在和丈夫度过头几年的爱情生活后便遭冷落。弗朗索瓦兹·德·波伏瓦没能拥有幸福的生活。我们能理解西蒙娜心中致命的恐惧。

2、主角

《第二性》的哲学分析同样依赖于波伏瓦作为主角经历的生活,不过这次表现的方式要隐密得多。她的个人回忆尤其作用在“女性形成”一章中。

在论著和回忆录中,她对童年的很多行为和信念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为了摆脱断乳带来的焦虑在成人面前卖弄自己;在发现父亲的权威之前,由于女人在家庭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短暂地感到女人占支配地位;将玩具娃娃看成替身和孩子与之嬉戏;对于繁衍和出生的奥秘进行的有时甚至是古怪的追问。

波伏瓦对受虐性质的幻觉赋予了重要性,少女由于文学或宗教作品的影响经常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少女时期的波伏瓦曾经产生的那些美妙幻觉在《第二性》中都有所提及。关于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她记得自己那时感到耻辱,并在《第二性》中对此加以描写:对身体不知不觉的生长感到尴尬,月经初潮时由于清教徒母亲没有认真提醒而感到害羞,在父亲得知此事时感到自身堕落。所有关于女性身体最初觉醒的描写都大量引证书本上的例子,但同时也有很多例子就源自她自己的经历:无法抑制的尤其是在舞会上的生理冲动,带有性意识的噩梦,看到连衣裙低领口产生的纷乱心绪,最初几次无以名状的快感。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经历过一次柏拉图式的爱恋,她暗恋年轻的文学教授加利克。她在《第二性》中提出这种对一个无法企及的男性怀有的暗恋反映了“年轻女孩对男性感到害怕同时又受其吸引,从而形成这样一种折衷的方式”。[6]

另外有必要考虑到女孩子与父母亲的关系。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从自身经验出发,描写一个追求解放的年轻女孩和其母亲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因为母亲自认为依然可以施加权威〔她也以非常私人的口吻分析父亲对长女美好的祝愿以及当父亲不接受她时感到的痛苦)[7]。最后,有必要再提一下对《第二性》写作产生很大影响的美国之行。当她说到一对相爱的男女之间灵与肉完美的和谐,她想到的必然是她正经历的与尼尔森·阿尔格伦之间的爱情。

在“生存之辩”这一章中,似乎看不出任何自传成分,但我们却能从中发现波伏瓦年轻时努力摆脱的阴影。她尤其分析和批判了自恋和深陷爱情的两类女人,这两类人试图挣脱命运枷锁,但借助的却是错误的方式。自恋者极端崇拜自我,不惜牺牲一切其他兴趣而膨胀自我。西蒙娜·德·波伏瓦经常引用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安娜·德·诺阿耶、伊莎多拉·邓肯的例子。她对这几位女性的日记或传记做了细致的研究。也许将自恋视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倾向实在出人意料,要知道她一直对有些女性写作时的过度自恋加以批判,而在自己的传记中小心避免。根据玛德莱娜·戈贝尔对萨特所做的采访,她在生活中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也是如此[8]。不过,最近出版的《青春手记》无可置疑地留下了她自恋的痕迹。日记反映了那位年轻女孩的演变,在演变的不同时期自恋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她在1926年的日记中大量引用莫里斯·巴雷斯,追随他以狂热的激情实践自我崇拜,将自我神圣化,将他人看作“野蛮人”(还是追随莫里斯·巴雷斯),看作威胁自我完整性的可疑分子。

在接下来的几年,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一场场考试,在所有学科得到自我肯定。她确信自己超出旁人,对自己的形象骄傲而满足。对于她在《第二性》中揭露的外貌自恋,她并无多少表现,但她沉迷于对自身力量和智力的满足之中,并时常重复对自己的爱。比如,对优雅有度地与她调情的年轻的高师已婚学生马约,她这样写道:“也许他对自己没能苛求生活而感到遗憾,要知道生活中还有些像我这样的女人……”[9]她与他人的关系在最初几年体现了一种自恋性质的工具化。她对他人感兴趣或喜爱他人,要么出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奇,要么出于一种自我谄媚。举个例子,对于社会服务小组的学生向她表示的喜爱与感激,她这样评价:“我骄傲过,我承认,但这样一种骄傲是如此纯粹,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是这种骄傲将他人引向我,我为拥有它而爱我自己,我为自己是他人爱我的样子而爱我自己。”[10]她经常流露出后一种态度。《青春手记》还记载了波伏瓦在少女时期就表现出的一些品质,由于有了这些品质,她才不会陷入自恋带来的狭隘无趣的命运。那是些什么样的品质呢?投入到学习中的充沛的精力,渴望了解一切的不知足的胃口,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上天赐予的爱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自恋者所不具备的。《第二性》中“自恋”一章有一句简短的话:“在自我崇拜过程中,少女获取勇气面对令她感到不安的未来,但必须很快跳过这一步,否则未来就闭合了。”[11]这句话也许是波伏瓦的间接告白,认为她当年的自恋倾向是她人生中有益的一步。

深陷爱情的女人将爱情视作完全的弃责,她将一位男主人神圣化,为了他放弃一切个人抱负。波伏瓦在《青春手记》中就对这种心态感到恐惧,努力防止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在她与萨特相交之初,她就曾陷入过这种状态。在《年华的力量》中,她承认当时由于满溢的幸福感,由于对伴侣十足的欣赏,她陷入爱情幻觉中,产生依赖性:“于是我意识到已经停止为自己而生存,像寄生虫一般活着。”[12]她暂时放弃了自我,对此深感懊悔,最终克服了。不过在写作《第二性》的时候,很可能她又感到有必要驱除自己的爱情依赖性,因为萨特对多洛雷斯·瓦妮提的爱引起了她的焦虑,而在1946年,这焦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激起了她以往的不安。接着在与尼尔森·阿尔格伦相遇后,她立刻明白了这份爱的局限性,因为她尊重自己的作家使命。但是这一主题一直占据着她的思想,她的小说表现了很多在爱情中失去自我的女性形象,比如《名士风流》中的保尔,《被遗弃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

由此可见,《第二性》往往被视作一部博学的专著,但其实书中的个人经验成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二、自传对理论著作的影响

显然,《第二性》中的自传成分帮助作者进行思考。但尤其可贵的是,它给理论著作增添了文学性。比如,我们能读到一些敏锐而准确的事物、场景或人物描写,这些描写反映了观察的主观性。波伏瓦写过这样生动的一幕:“我记得在一家咖啡馆的洗手间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她手里拿着一支玫瑰,一脸陶醉的样子,她将嘴唇凑到镜前,啜饮自己的影像,边微笑边喃喃自语:‘可爱,我觉得自己真可爱。”[13]还有一幕描绘的是失恋中的女人:“另一个女人浮现在我眼前,尽管脸颊因痛苦而浮肿,但依然保持美丽的双眸和优雅的轮廓,她在公众场合流泪,自己却浑然不知,仿佛失明又失聪。”[14]第二卷中此类描写给文本注入活力和说服力,而这些显然都来自于波伏瓦自身的观察。

如果没有作者亲身经验参与其中,《第二性》可能仅是一部枯燥的学术论著,而没有动人的情感。比如,当她提到少女对未来惴惴不安而从对大自然的爱中获取平静时,她重又体验了自己少女时期在乡下的幸福时光,后来她在《闺中少女》中感情充沛地再次作了描绘。对分享的爱与快感的叙述也充满着与读者交流让读者体验的激情:“正是对分离的身体相结合的意识给予性行为感人的特征……。男性与女性的美好彼此映照,彼此理解,形成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动态统一体。”[15]《第二性》的文学性感染着读者,因此也为论证提供帮助。

三、理论著作对自传的影响

理论著作的撰写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引导后来自传的写作。波伏瓦通过《第二性》的创作将自己的生活选择理论化,首先包括寻求经济独立、拒绝婚姻和拒绝生育。波伏瓦少女时期因为父亲的破产而寻求经济独立,可以说是必然的选择,但她是满怀热情地接受这一现实,在《第二性》中,她认为所有女人都应该选择工作。她在精神和哲学两方面论证进行收益性工作的必要性。女性只有通过经济独立才能摆脱依附男人的命运,获取自身尊严,摆脱性交易,承担自由。波伏瓦并不是一开始就果断拒绝婚姻的,她在爱慕表哥雅克的时候,有时将婚姻看作可以接受的出路,但这一出路必须要以自我实现为前提。和萨特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毫不含糊地拒绝婚姻,以此表示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与对体制的拒绝。

在《第二性》中,对婚姻的批判以两种形式系统化呈现给读者。波伏瓦将婚姻作为女性命运的唯一结局进行揭露,因为女性在其中找不到美满的爱情,且家庭主妇这一角色无法给她带来真正的成就感。但她同时也彻底批判婚姻制度本身,如果是“包办”婚姻,那毫无爱情可言;如果是恋爱结婚,激情无法维持长久。因此她鼓励双方的性自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爱情的真诚。在保持这种性爱自由的同时,还可以与一个男人在进行共同事业的基础上维持固定的伴侣关系。因此说,波伏瓦将她与萨特之间的约定,将必然之爱和偶然之爱的区分理论化,并且认为这一理论适用于所有人。

至于拒绝生育,波伏瓦称这是她少女时期开始的自然选择,同时,身为作家,她必须保证写作需要的自由。拒绝生育肯定不能作为普遍法则。然而,在《第二性》中,作者揭示了所有女人都拥有母性本能这一信念其实是父权制意识形态设下的陷阱,给女性规定了唯一的使命和在社会上的唯一位置。因此她积极反对将生育义务化。通过将个人生活选择理论化,波伏瓦深化了对这些选择的认识,更好地确定了其伦理和潜在的普遍化价值,因此她更深入地了解了自我。而且,由于事先的理论准备,她在写作《闺中淑女》时,能够非常清晰坚实地描绘她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过程。

因此,《第二性》和回忆录应该对照着阅读。先读《第二性》再读回忆录,我们会发现《第二性》中的自传成分,反之,我们能猜想《第二性》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作者对自我的认识从而影响她的自传写作。同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会注意到,从文学层面看,波伏瓦经常进行理论探讨的种类区分并没有她所宣称的那样清晰:论著、小说、自传互为解释、互相补充、互相丰富。凭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她的作品属于现代性作品。

[1]伽里玛出版社袖珍版丛书,《时势的力量》,第一卷,第135至136页

[2][3][6][11][13][14][15]伽里玛出版社袖珍版丛书,《第二性》,第二卷,第123、123、114、543、528、578、189页

[4]伽里玛出版社袖珍版丛书,《闺中淑女》,第255页

[5][7]伽里玛出版社袖珍版丛书,《闺中淑女》,第144、137—138页,《第二性》,第二卷,第49、40页

[8]“她这个人,怎么跟您说呢……不会想到自己。她不会主动想到自己。她想着在她面前的那个人。……有时她对自身设问,但这并非出于自恋,而只是惊讶于拥有自我,只是出于这样一种感性。”Vogue,1965年7月。

[9]伽里玛出版社袖珍版丛书,《青春手记》,1929年5月31日,第676页

[10]伽里玛出版社袖珍版丛书,(《青春手记》,1927年10月12日,第113页)

[12]伽里玛出版社袖珍版丛书,《年华的力量》,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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