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青春的成本

温亚军

郑小驴出生于1986年，是个真正的“80后”。他真名叫郑鹏，很大众化的一个名字。如果在“百度”里搜索，会出现许多与写小说的这个郑鹏无关的信息。我原来以为，郑鹏把笔名起成郑小驴，是为了区别于他人。其实不是，小驴告诉我，他出生在湖南湘西隆回，他们那里没有驴，他对这种没见过的动物有足够的好奇心，加之他性格倔犟，像头小驴似的，认准的事只会往前冲，便起了这个笔名。现在看来，年仅22岁的郑小驴，还真像头小犟驴，在文学这条窄道上左冲右突，硬拼着属于自己的道儿。

我是从小驴的博客上“认识”他的，曾经看到他的一篇博文，写他刚上大学时家里突然失火，房屋全被烧毁，他父母在长沙的建筑工地打工，过年时无家可回，一个瘦弱的青春身影陪伴着父母默默地守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倾听着大城市新春的喧闹声，过了一个寒冷凄清的春节……

小驴一家人的遭遇使我欷歔不已，想象着那个工棚里一家三口围在一起过年的情景，联想到我的少年苦难，心里特别难受，当即给博主留了一条不起任何作用的安慰话语。那个情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后来，我写下一个短篇小说《下水》，写得温暖而百感交集，与小驴一家人的悲苦相去甚远，却能聊以自慰。

后来，小驴到了《大家》杂志社，在博客上给我留言约稿，我们这才真正建立起联系。

第一次见到小驴，是2008年的夏天，他与韩旭来北京约稿，当时我有事没能如约参加他们的聚会。第二天在一个朋友的安排下，我们还是见了面。同时，小驴带来了马小淘和沙言，这三个小朋友极富教养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后来我还收到了小淘和沙言寄来的著作和杂志，在此一并谢了)。第一眼看到小驴，觉得他太瘦，有点弱不禁风，可他极其明亮的眼神，透露着一股执拗和坚定，没有他的一些同龄人的狂妄、傲慢和欲望，令人欣慰。小驴不善言辞，像个姑娘似的，带点儿腼腆，带点儿羞涩。小驴的这个劲头，有点像我当年刚当兵时的那个样子。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小驴。

从那之后，我开始关注小驴的作品，像刊发在《青年文学》、《上海文学》等杂志上的小说，能看到的我都看了，感觉小驴不像“80后”写作者，他的叙述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没有他那个年龄段写作者的狂放恣意。如果非得要用年龄段划分，小驴在“80后”写作者中绝对是个异数。他的作品大多都与这个时代脱节，不时尚，也不喧哗，但他的小说色调却是明朗的，没有一点对自身苦难的宣泄，他的语言比较平实，却不乏张力。

如果说，小驴的《鬼子们》、《少年与蛇》等小说还有点“异想天开”的话，他后来的《1945年的长河》，还有这次发表在《十月》上的《1921年的童谣》和《枪声》等等，小驴对小说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对人生、生活，还有命运，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

写了一圈，小驴把想象的目光拉回故乡，投向他的出生地——湘西，那里发生过的许许多多能扯清、能道明的家族人物、历史故事，还有那里的民俗风情，都成为他现在追寻的书写内容。可以这样说，小驴的一些作品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他对历史想象力价值取向的重新打量。他的想象力不是一个小说功能的概念，也不仅仅是艺术创造力的呈现，在当下小说越来越复制现实生活而忽略想象的环境中，“写什么，怎么写”只成为一部分作家自觉实践的小说信条。无疑，小驴是这一部分写作者中甚为年轻的一员。虽然，在追寻家庭历史的创作群体中，有一大批知名或者还不知名的作家，他们写出了许多不乏独具创造精神的作品，也不免可圈可点之作，但小驴的自觉意识还是促使他对生存、个体生命、地域文化之间的真正困境产生了挖掘意识，在小驴这个只有22岁的年龄段，难能可贵。

像中篇小说《1921年的童谣》，小驴对家族的追忆，从遥远的1921年开始，经历了多次历史变革，那么多艰难困苦的岁月，小驴就是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对故乡日常流程中逐渐流失的痛与爱的重新打捞。就是在叙述郑家家族经历盛衰过程中的恩怨情仇、伦理危机、道德崩溃、精神破产，揭示了命运无常中人作为历史人质的无奈与被动，演绎出人性在与强大的社会异化力量对抗中的脆弱与毁灭，里面包含了中国农村变迁的重大信息，郑家人在各个时期面临的困惑和灵魂挣扎。在众多悲剧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能作诗的美丽祖母，在风雨飘摇命运多舛的年代里，她的前夫被当做地主枪毙后，改嫁到郑家，成了“我”的祖母，面对游手好闲的祖父，祖母生下两男一女后。为守住一份家业，以温良恭让的道德力量与现实社会进行妥协，想以隐忍、克己、宽容、善心去面对她愿意和不愿意面对的人生，她的命运是悲惨的，她的人生充满了痛楚。她在自己的挽联中写出一种存在被现实不断侵蚀的无奈心境，从祖母她老人家的精神气质上，时时透露出她坚韧的品格和面对人情世态的感伤。这令人心碎。

再说《枪声》，这是小驴对当下乡村人们自身存在另一种可能的思考，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枪走火”行为，无意识地透露出了乡村人物之间的隐秘关系，应该说小说的情节起伏还是很大的。从郑时通的枪走火，还有郑时通的朋友老郑莫名其妙的自杀，小驴把这些事件写得波澜不惊，从头至尾，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看似单一平静，却暗藏了无数玄机。

总体来说，小驴给自己的小说写作或多或少还是设置了难度的。也就是说，小驴的这两篇小说是有追求的。在当下小说越来越生活化，缺乏虚构能力的当下，小驴的这番努力没有白费，能在《十月》这种高档次的杂志发表在“小说新干线”，就是个例证。但是，可能是小驴年龄太小的缘故，他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经验还不太丰富，他的有些作品还缺乏足够的耐心，语言需要好好锤炼。小说除了语言、结构等方面需要讲究外，还得讲究叙述语气和节奏等内在的情绪。像《1921年的童谣》在叙述节奏的把握上，小驴写得随意了一些，有些地方还可以描述得更详尽一些，有些地方完全可以简略，可能会使这部小说更显紧凑。还有《枪声》，虽然看起来人物丰富复杂，而且把郑时通和老郑两个人物的心理矛盾，甚至怪异都写出来了，但是这种不牢靠的预设，如果仅靠习惯的叙述或者常识性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很容易使人产生简单白描化，并且使我们对小说人物的真正复杂性没法理解。我的意思是，小驴既然能够自觉地有别于这个年龄段的写作，那么，你有青春这个成本，就不要急，把这活做得更精致、更有说服力一些。

责任编辑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