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救亡图存.民主富强

郭卫华

摘要：爱国主义作为反应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综合复杂的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从产生之初到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种形态：(1)孕育于中华民族血缘文化中的古代“天下一家”爱国理念；(2)孕生于“天朝模型世界观”幻灭和“亡国灭种”危机中的近代“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3)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民主富强”的爱国目标。

关键词：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09)06-0052-04

爱国主义是以情感和理性为内在动力、调整国家和国家成员之间伦理关系的重要道德理念。爱国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情感与理性的共同作用调节个人特殊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益关系，以期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之间有序的伦理秩序。因此，爱国主义作为对人的伦理地位的一种规定，其精神本质上是人类对实现自身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集情感、理性、意志于一体的最高伦理理念，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根本精神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一、中华民族血缘文化与“天下一家”

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诉求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我国在殷周之际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特质之一就是：奴隶社会的国家在取代原始社会部落的过程中，保留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点，“它(指中华文明——笔者注)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了氏族血缘纽带的家族，而是由家族到国家，以血缘纽带来维系奴隶制。”因此，中华文明在产生之初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制度、宗教思想和道德意识的轴心，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特有的血缘文化。这种血缘文化不仅使当时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极为充实和稳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即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家国一体、由家及国”。这种独异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直接熔铸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即在以血缘文化为基本文化形态、“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为基本社会结构的传统社会中，爱国主义精神范式为“天下一家”，这一范式的基本内容包括：

第一，忠孝一体。在中国血缘文化中，“家”与“国”不是截然二分、毫不相干的两个伦理实体，而是合而为一的一个整体。“家”是“国”的原型和母体，“国”的结构原理便是“家”的结构原理的延伸。因此，此种文化孕育的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源自于对祖先的崇拜，然后生发出爱国情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爱国也就是爱祖，即缘亲祖而爱国。中华民族爱国思想产生之初便是从“亲亲”、“敬祖”的血缘亲情中推衍而来，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血缘文化在爱国主义精神中的根本体现。因此，在中国“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传统社会中，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本内容之一就是忠孝一体，即对国家的“忠”是从家庭中的“孝”推扩而来。在此种文化理念和爱国意识的支配下，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俨然犹如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体对国家的热爱犹如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因此，“天下一家”成为每一位仁人志士毕生追求的爱国理想。以至于今天此种情怀仍沉淀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为祖国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财物。

第二。忧世情怀。“移孝作忠”、忠孝一体，成为传统社会中华儿女忠君爱国的强大精神动力。忠孝一体的爱国精神表明，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只局限于家庭内伺候父母的范围，而是一种放眼于社会和“天下”的宏道求道、成仁取义、以天下为己任的修身、立身之道。因此，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爱国精神范式又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世情怀。如孟子所发出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人乎”《孟子·尽心上》的感慨，表达了孟子一种以“道”为原则和目标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家国情怀和“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也正是这种浩然正气和忧世情怀孕育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如宋代民族英雄岳飞，自幼立下“精忠报国”的宏愿，以身报国，面对岌岌可危的宋代王朝，呼吁人们抓紧时机挽救自己的国家，并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忧患意识唤醒人们的爱国心。中国历代杰出爱国主义志士把自身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全部投射到对祖国的忧患情怀中，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爱国主义的极致表现，乃至于今天忧世情怀仍是爱国主义的重要精神品格。

第三，整体主义。中国传统社会忠孝一体爱国理念以及把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投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世情怀又导致了传统社会“天下一家”爱国主义范式的另一种精神品格，即注重国家民族利益的整体主义意识。这种整体主义将个体与家庭和国家两大伦理实体交融互摄，认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光宗耀祖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光宗耀祖”的实现就存在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的行为中，认为个人及其家庭向来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私利以及家庭、家族的维持和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中此种整体主义意识又较为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忠孝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超越了君臣之义的局限性。孕育于中国血缘文化中的“天下一家”爱国理念的源泉和基础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血缘亲情，然后由血缘亲情向外推扩，归结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于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大家庭，使血缘亲情之爱与对国家的爱融为一体。然而这里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即家庭和国家这两大伦理实体之间的矛盾，即俗语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当对国家的“忠”和对父母的“孝”发生矛盾时该如何抉择呢?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意识认为忠的价值高于孝的价值、对国家的爱高于对亲人的爱，把对国家民族的爱视为民族大义；认为孝是忠的根源，忠是孝的终极价值，当忠孝难以两全时，肯定和高扬忠高于孝大于孝，甚至主张大义灭亲。另外，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中，君臣之义被看作为核心道德规范之一，然而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君臣之义只是低层次爱国意识，只有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义”才是最高层次的义。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即使昏君当道，仍涌现出大批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志士。这种整体主义伦理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

二、“天朝模型世界观”的幻灭与“救亡图存”

在中国传统社会孕育于血缘文化中的“天下一家”的爱国理念培养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爱国理念和民族精神激励着智慧、勤劳和勇敢的中华民族在在中华大地上发展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16世纪之

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阶段进入“世界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打破了中国的优越地位。特别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全面爆发，保守而内敛的中国无法再继续维系“天朝上国”的尊严，随之“天朝模型世界观”幻灭，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进入近代时期。这一时期，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在应对时代挑战、争取民族独立和促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斗争中，耦合成与时代相契合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范式——“救亡图存”。

第一，爱国理念的变革。追求“天下一家”的文化精神和爱国理念不仅使中国文化具有统一性而且具有绵延性。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进，面对西方文化的坚船利炮，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被迫卷进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主导的“世界文化”中，面对中西文化的根本冲突以及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中国有志之士不得不从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天下一家”的爱国理念并依据社会现实对其进行变革。如李鸿章立足于当时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之威势开始冲击正处于衰败之中的中国的社会现实，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康有为、梁启超把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相糅合，试图通过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机；严复全面介绍宣扬西方进化论思想，试图通过进化论世界观指导中国人改造世界，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以孙中山位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进化论为革命武器，通过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实现“振兴中华”的宏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唤起、凝聚和领导整个民族争取解放、独立和富强的核心力量，克服以往爱国理念和爱国精神的局限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在中国近代，从李鸿章提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民族独立所体现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一方面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精神，中华民族开始真正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同仇敌忾，在客观上冲破了古代社会以种族、地域、生活习惯或民俗风情等因素界定民族身分的局限性，真正实现了“天下一家”的爱国理想；另一方面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中进一步锻炼和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极大地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的爱国理念获得了质的飞跃。

第二，主体精神的弘扬。中华民族在近代“救亡图存”爱国主义的发展历史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力量，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范式，把侵略自己的敌人当成学习的榜样，而不是让西方列强任意摆布或对西方文明盲从。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角度反思自身文化，并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挽救民族危亡，极大地彰显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主体精神。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足于“革命反满，文明排外”的爱国实践，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把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强大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立，力图建立一个超过英美的新中国，政治上以“三民主义”为政纲，民族观上形成“中华民族自救解放”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新的民族思想，经济上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文化上主张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和平改造。可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诉诸的爱国实践进一步强化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主体精神。应当说，为挽救中国近代深刻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从器物方面的觉悟到学术的觉悟到政治的觉悟再到文化觉悟等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形成了中华民族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品质——主体精神的弘扬。

第三，新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在传统社会，由于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周边文化的中心和主导地位，中国人逐渐养成“华夏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心态，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直接相关的民族观往往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传统爱国主义虽然追求“天下一家”的爱国理想，但是仍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周边的少数民族，如中国古代“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等等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便显示出一种狭隘民族观，因此处理民族矛盾时往往以暴力为手段。随着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大肆入侵，新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即近代爱国主义不再以“华夏文化优越论”的理念看待和处理民族矛盾，取而代之是以主权、人口、领土为要素处理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形成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和民族意识。而“救亡图存”的近代爱国主义范式进一步对传统爱国主义的民族观起到了提高和升华作用。正是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过程中，中华民族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却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精神，中华民族开始真正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同仇敌忾，在客观上冲破了狭隘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这种民族整体得到空前强化，对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达到了高度自觉。正是这种高度自觉，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获得了不断超越和提升。

三、中华民族的崛起与“民主富强”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并开始走上新的征程，爱国主义也随之进入现代时期，与社会主义本质相一致的“民主富强”的爱国目标成为现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范式。

第一，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这一统一使爱国主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并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爱国精神。邓小平同志从生产力的高度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区别所在，是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最本质的体现。可以说，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真正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全部力量的积极性，真正消除了旧式爱国主义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离、祖国与国家的分离，实现了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有机协调的高度统一。

第二，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内在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而且还是全体中国人遵循的道德原则，因为爱国主义是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同时也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最终价值目标是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能够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与爱国主义价值取向相一致。爱国主义作为一项道德原则，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具体要求是：在国家与个人的伦理关系中，爱国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应尽的伦理义务，国家普遍利益与个人特殊利益相比，始终处于绝对地位，它以体现国家的普遍利益的原则和规范为善恶标准，以必要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强调节制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原则和规范来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成为国家成员是个人的最高义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这种内在一致性以及相互统一使爱国主义所反映的道德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为爱国主义的发扬起了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和道德保证作用。可以说，二者的内在一致性和有机结合为实现我国的民主富强的伟大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第三，不同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虽然说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局面早已形成，文化上的互容共识也很早发生并且长期延续着，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并不是和平进行的，常常是在一种以“华夏文化优越论”、“夷夏之分”的不平等理念下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暴力征服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经常伴随着民族歧视和斗争。直到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政府，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中华民族才真正初步消除民族歧视而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同仇敌忾，共同反抗外敌入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并针对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自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把“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等政策以及缩小差别、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手段。从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成果来看，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的正确道路。随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互帮互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获得了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