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的镜像分析

在创作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将“自我”悬置的时代,具有自传性、被戴锦华称为“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的《青春之歌》,却成为红色经典之一。但是,看似单纯的文本是否真的能如时代所愿的那样隐匿了其他的可能性,在经过历史去魅的洗礼之后,在叙事的间隙,潜在的层面,有哪些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的痕迹?

一、文本镜像

在拉康早期的论述——镜像阶段(Mirror Stage)中论及,镜像阶段是婴儿生活史的关键时期与重要转折,这是每个人自我认同初步形成的时期。婴儿在“不是他”的地方见到了自己,在一种想象的层面上认同了自身的影像,他会把镜像内化成一个理想的自我;并且不仅仅是对于自我的认同,主体对任何对象的认同都是一种期待的、想象的与理想化的关系[1]。这种想象的探索和作家的创作有着某些相通之处。作家往往会在作品中寄托自己的理想,通过塑造人物及文本叙事表达自我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完成对自我的不断确认。

美丽、热诚,还有些天真任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刚迈入社会时荆棘密布,几次险些被黑暗的浊水吞没,所幸前有温情的骑士救美,后有潇洒或深沉的革命者倾心指引,爱情与革命是成长的催化剂,使自我身份逐渐清晰,自我镜像也在爱情与革命中得以彰显。从浪漫爱情到柴米夫妻,坚定的人生抉择,深切的革命情谊,林道静似乎成了另一个林红,后者“大理石雕塑的绝美的面庞”正是前者成熟的自我镜像。

想象是作家的思维方式,现实的碎片在想象中整合,林道静的身世之感,失学失业的焦灼,个人情感的起伏,革命的执著,都有着作者的真切体验,隐现出自我的影子。1950年10月7日日记:“忽然,我被某种说不出的创作欲望推动着,每日每时都想写——一些杂乱的个人经历,革命人物的命运,各种情感的漂浮,总缭绕在脑际,冲动在心头。”[2]与卢嘉川原型路扬的曲折感情引起的情感激荡,无疑是激发其创作的一个重要契机,成就了文本中最动人的爱情。1951年日记,“九月一日 ,忽接s 信。……使我又高兴又惊奇。…… 我应当在未来的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写出他对我经受了考验的感情(也许只是一种幻想的感情)……使他永远活着——活在我的心上,也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上。”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套路产生了超时代的魅力,旧小说的“才子佳人”变为“英雄美人”,3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的“革命加恋爱”模式似乎再次得到延续。茅盾先生曾经著文讨论的革命与恋爱的三种叙事模式,在文本中相继演绎了一遍:为革命牺牲了恋爱,导致林、余的分手,林与卢则是革命与恋爱相因相成,林、江之间是因革命产生了恋爱。

描摹着爱情瑰丽、充溢着革命激情的青春,形成了人物的自我镜像,在成长的道路上要克服多愁善感、软弱、幻想等个人弱点的林道静,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主体不断自我认同与发展的过程。林无疑又是作者的自我镜像,隐含着作者的想象、理想与期待。突出的一点,在性格气质上,文本中的主人公有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她努力谋求职业,希求同代人之间的社会联结,而不愿做一个居于附属地位的传统的家庭妇女,作家自己也在1955年12月14日日记中表白,“(我)喜欢把自己投入于一种湍急而激越的生活中。我的内心是极端不平静的,为了一种梦想的生活 ,和一种应当那样活下来的生活 ,我投身在两个极端中。”林即是作者想象的理想自我镜像,此镜像的形成,有创作主体欲望情感的真实映现,而周围的现实境况,也以互文的方式进人了文本的创作,透射出作家在多种镜像映射下的复杂心理。

二、现实镜像

基于婴儿期的镜像体验,拉康进一步指出所谓的镜像并不只限于真实的镜子,也包括周遭他人的眼光与其对自我的反映,来确立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的认同。围绕《青春之歌》,周围的他者,以各种不同的镜像出现,导致了杨通过文本进行的一次次自我确认。

对《青》这一文本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在红色经典的内部,叙事的间隙,各种意识如一个多面镜,互相的角力,余永泽的出场可说是五四个性解放的余绪,林、余二人的浪漫同居与江华的一夜情都带有这种色彩。文本中林提到邓肯的自由个性与爱情观,自己的抱负期望,部分来自创作主体的阅读积累。后来对历史人物胡适、蒋梦麟的一番丑化,与现实中对胡适的政治批判运动有关。相应地,是林要迫切地求得郑德富的认同,甚至到模糊嗅觉的地步,这无疑带有左倾思潮的影响。后来林革命意识成熟的标志,是越来越熟练地操纵革命话语,思想言论多来自时事的引文。这些博尔赫斯所说的“引文”,存在于红色经典的叙事中,对其意识来源做着现实注解。

将自身经历概括为“革命加文学”的杨沫,对自己的这两个选择都怀着足够的自信和热诚,怀揣革命者对未来时间的激情,和新世界主人翁自豪感的作家,却因为种种原因从“中心”暂时退居“边缘”。疾病是一个客观原因,促使她投入艰辛创作的,还有现实环境的刺激。1947年 11月 26日与1951年5月6日两次日记都提到“中灶”待遇问题,1951年初到1952年11月近两年的时间,组织关系从原单位调出后一度没有落实 ,在五六十年代高度集体化、组织化的社会中,杨沫似乎成了编外人员,这虽然能使她少受干扰,较好地保留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但内心是十分焦虑的,一个有着强烈自我实现欲望的人,必然努力向中心靠拢。

写作《青春之歌》,营造主人公镜像,正是她进行自我认同、重塑自我的途径。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文本题材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构成方式与命运。据披露的书信资料,稿子1955年初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露面,1956年6月18日在杨沫的书信中,已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但迟至1958年1月才出版。“如果是搞个写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当时也是要挨批的,” 杨沫似乎也在时代的光影中看到了文本的命运,不免心里惴惴,1956年12月16日日记:“那本可怜的书 (《青》)可以见世面了么?人们看了,将如何评论它?会不会批它在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是批它丑化了共产党员?”

作为镜像的“他者”起了参照物的作用,推动了文本象征化的过程。在作品问世出版的前后,外界的反响,如潮起潮落,形成冲击,她不断地据此进行自我调整与确认。1958年7月19日日记:“他 (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一股劲问我:‘用两年时间怎样? 两年怎样? 一定写出来吧! 这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太需要了! 你要不写,我叫学生写信催你写。”作品出版一年后,1959 年2月28日日记:“……看了郭开又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青》书的文章,……我才意识到了。改,坚决地改!”工人郭开两篇上引毛泽东的“讲话”,下有工人声音的文章,使她不能坐视,撇开茅盾、何其芳等人的肯定之词,几个版本几经修改。在时代政治和文学审美之间,创作主体作了一次次周旋,向时代政治中心一次次靠拢,产生了最后的结果——高度敏感自觉、自我规范的创作主体,以及叙事中心由恋爱向革命的逐渐挪移。

“旧事重提是为了镜照现在,所谓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将过去收纳于现在。为了解释当前,而将旧事反复重提,使之成为现实的一项注解,旧事也就‘故事化、‘寓言化了”[3]。自我的旧事成为一代知识分子革命心路历程的象征,文本也相应成为公共性的教育读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范本。《青》因此成为可读与可写的文本,主人公的一再被改写,赋予他者另外的象征意义,构建了历史的自我影像,与创作主体的自我异质同构。我们只有借助他者的多重镜像,在想象、现实、象征几个不同的层次中,才能看到趋向完整的主体自我。

【参考文献】

[1]拉康.拉康选集 [M].储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杨沫.自白——我的日记 [M].杨沫文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3]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10.

(作者简介:徐文静,临沂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