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农村”，不要农民　城市人的乡村臆想

陈　非

中国的农民又何尝知道，城里人爱的永远都不是他们，而只是意淫中的“普罗旺斯”。

城里人有医疗、教育、住房保障，有“体面”的工作，有抽水马桶，有知识、有文化，知道北京在哪。夏天他们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吃农民种出来的粮食，用农民的地盖工厂，他们的腰板很直，衣服经常笔挺。他们中的一些会开车来农村住上个一两天，留下几句“这里真普罗旺斯”后又回城里做那体面的工作。他们会种地，只是每次只种半把个小时，然后就坐在桌边喝酒吃土味，喝高了还免不了嚷几句“村姑万岁”。

这样的“农家乐”，还真是“乐”了。

把农村旅游作为一大发展项目的，中国倒还不是第一家。巴黎人就最爱到南部的山庄酒庄去过周末。小白领喜欢的在农村认养块地的做法，也是郊区别墅的山寨版。可是，人家是安安稳稳地住在城里，假期去乡间认认真真地种地，跟和自己住一样小别墅的农民们交流利地心得；而我们却是死皮赖脸地集资在农村拆迁买地盖房等以后升值，对被赶到城里的农民们还要白个眼来上一句“民工”。

殊不知，这些民工正是土地被征用盖你住的楼盘的农民，是资源被抢占去发你用的电的农民，是跟你一样有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却连教育、医保都没有的兄弟姐妹。但你的脑海里只有普罗旺斯的“农民”，他们开着自己的农庄，风趣快乐，衣着整洁，飘着薰衣草香，见到你就拿出羊奶酪和面包，露出洁白牙齿微笑——如果你的农村一定要有“农民”这样摆设品，你希望他们跟卖奶粉和发达国家旅游局广告里的一样。但巴黎人能接受他们法国本土最土的普罗旺斯农民，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本国最土的农民?既然你只是人家的山寨版，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山寨版里的农民不是山寨版?

改行角色扮演的农民

“农家乐”兴起之快，快到大家尚未意识到正宗发源地在成都，上海、成都等地就开始了给“农家乐”挂星，房地产商也开始为自己的楼盘找到了“田园乡村”来升华意境——好在中国人十个有九个是农民，还有一个曾经插队落户上山下乡，大城市里人百分百接受过“普罗旺斯”的教育。“我不是农民，可我要住农村”，立马IN起来。

被城里人似乎欺负到现在的农民终于等来了斩对方一刀的时间。种地的把自己的地租给城里人，再帮他们照料，比起光种农作物至少可多赚个一倍以上；渔村的则晒起了渔网，卖起了鱼干，让漂亮的老板娘收拾干净接待城里人；要是村子里的老屋还算不错，那就更好，收拾收拾总是个元明清的古生态遗址，再不济也能招来一群艺术家。全民“农家乐”的日子里，城里人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下“反哺”了农村。

在著名的周庄、乌镇、黄姚、宏村，农民们靠扮演船夫、船娘等城里人YY中的“农民”获得了巨大成功。而这也鼓励更多农村加入到了角色扮演的洪流中。农民们开始试图抛弃“目光短浅”的毛病，试着跟城里人一样着眼于远大的利益——不要依靠世代证明的种植穷生活，发展经济。就在大家庆贺终于也富起来，村里引以为豪的环境也没了，城里人臆想中的农民“朴实”也没了，而最坏的消息是，他们都转去了边上的那村享受“乡间的安逸”!

中国的农村何其多。中国的农民又何尝知道，城里人爱的永远都不是他们，而只是意淫中的“普罗旺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说的隐于田园的生活，多少年来只是用来教育城里的失败者好自为之的动听说法。而千年前的士大夫一族，终究是被“农村包围城市”给改造成了农民。

忘恩负义的城里人

在广州郊区造了一座“草堂”的陈宇以至今还在雷州半岛当农民的爷爷名字“茂德公”命名了这座草堂。草堂里的房子都是茅草盖的顶，房间后院还有牛喝水的井。大家在这里吃着雷州半岛原汁原味的土特产，在自留地上种几棵菜，迷路时让穿着古装的姑娘带路。但这样的环境更像是个传统士大夫趣味的地方。若非草堂会员和堂主的朋友，是进不去的。这里不是为了满足哪个老板的乡村情结，在这聚集的“要么本身是个文化人，具备这个消费能力；要么具备消费能力，又向往文明生活的老板”。

从农民到生活在城里的商人，陈宇的生活轨迹从农村到城市再到现在的“80％时间在乡下”，这个看似的“城里人”，说起话来却一点都不待见“城里人”。

“城里人是很忘恩负义的，”在陈宇看来，在拼命从农村往城里赶的风潮过后的“消费农村热”，纯粹是城里人“缺啥补啥”的心理在作祟。没了空间，没了晚饭后“一家院子遛到另一家院子”的悠闲，没了蓝天白云，城里人又想把农村的这些资源占为己有，但碍于农民的“名声”实在不怎么好，免不了又拔高自己城里人的地位。“一般我们都看不起农民，拼命地把自己从农民那个群里划出来，但是我们骨子里又是农民，又眷恋着农村那种空间感，有一天我们成为城里人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乡下那种风光了、那种空气，甚至没有乡下那种星星和月亮了……在乡下待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对城里的繁华、财富充满想象；等我们到了城里，获得一定财富，这样、那样城里的便利，同时又失去了农村里面的东西。”

失去农村里的东西倒不怕，怕的就是陈宇说的“装B”。古代士大夫向来敬重农民，有诸葛亮种地种着种着成了辅国奇才，也有大把的当官当着当着回去种了地，毕竟农业社会的老大就是最大的地主；到了工业社会，农民被拉去当了工人，剩下的又时刻要受机器鄙夷，社会地位荡然无存，自然跌倒最惨。而士大夫一辈却也在要么工人要么农民间被迫选择，一来二去，对当农民的向往先不说，人留得留不着都是疑问。

一群“农民”对着一片农地，自然只会幻想莫须有的农村，因为他们看不见真正农村的不同；一群“农民”对着一群农民，自然要尽力曲解以保全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好制造特权；一群“农民”，拼命要踩低另一群农民，去保卫自己曾经也是其中一员的秘密。

“我骨子里是农民。我爷爷、我爸都是农民，我干嘛不是农民?”造了座被“城里人”们以为高雅之处的“农民”，却再明白不过：不管这片地多自我、多风雅、多比“农民”想到得多得多，也只是有钱农民、有知识农民的“汇贤雅居”罢了。

生于农民、吃农民、用农民、消费农民，都逃不过你本就是个农民的事实。

城市人只要农村风光，不要农村生活

刘醒龙

所有风光秀丽、令人神往的地方都在农村，有几个城市是令人向往的?

农村最大问题就是制度上的歧视，起码公民权的问题。农民代表是4万人里面选一个，在城市里，1万人中就能选一个，这是制度上的歧视。农民应该在这个社会里政治生活中与任何人权利都是相等的。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按照乡村实际人口反映的情况，自然问题就不一样。但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它告诉农民，你没有说话的权利，你是绝对少数。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和农民工，感觉像是对农村的一种恩赐一样，这是极不道德的。

从城市出现开始，城市的基本建设都是由财政部门、纳税人的钱来投资。但几年前国家还没想到用农村拉大内需的时候，农村的很多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我到台湾去感觉不到乡村在哪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比城市弱，主要就是比城市偏僻些。我们乡村没有自己的声音，大家把它们看成可怜，然后恩赐给他们。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农民工进城来，街上随地大小便，角落里，树丛下，公园里，大家都没看到一种现实，城市的公厕是收费的，前两年才开始改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想想，上次厕所最少要五毛钱，甚至一块钱，当他们每天的收入是二十块钱的时候，他们怎么舍得掏钱上厕所。城市人偷电偷水没有人批评，乡村人偷鸡摸狗那就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来批判。

乡村的日常生活，我觉得是很符合道德的，是令人向往的，是安宁的。他们的事情很容易被放大，那是因为多数人的心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对乡村的歧视。我们在表达的时候，经常把乡村的生活和风光剥离开来，城市人只要乡村的风光，不要乡村的生活，这是不道德的。所有风光秀丽、令人神往的地方都是乡村，有几个城市是令人向往的?我们不应该把乡村一体的东西分隔开来。

我跟你讲个黑色笑话，一个官员到乡村去，他看到乡民都把稻谷铺在柏油路上，他说，这样晒谷不安全，而且对稻谷有污染。农民却说，我们自己不吃，要卖到城里去。官员说，那城里人吃了不城里人得病吗?农民说，没关系，他们有医保，我们没有。你在城市问路，你碰到过一个很真实的答案没有?

人家都很不耐烦。你在乡下问人，人家很热心告诉你，还怕你走错了。横穿马路的不是外来人，都是当地人，那些人怕，不敢。我们这里有个笑话，有个人早上上班，不愿意过天桥，在栏杆跨过去，结果把裤裆弄破了，回家去换条裤子，依然从那翻过去，不愿意过天桥。

(采访／汪璐)

广州茂德公草堂“堂主”陈宇城里人爱农村就是缺啥补啥

《新周刊》：“农村”能让城里人找到他们想要的么?

陈宇：城市里面给不到这种空间感，从空间感上来讲，你说的是对的。从心灵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又不一定。真正的城里人是无法享有这种自由的。放不下城里的那些东西，就算给你一片一千亩的土地，你的心也不会是自由的。尽管很多人在郊外弄一块地，但他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心灵还是受到城里的欲望牵拌，其实人往城里赶，就是欲望在作怪。如果你能够觉得回归乡村是一种自由的话，我觉得你的心里就是真正的喜欢。

《新周刊》：你觉得自己是农民还是城里人?

陈宇：我爷爷、我爸都是农民，我干嘛不是农民?我很多习惯挺“农民”的，就是说，我不受拘束，我不讲究的，不装B，没有太多规矩感。其实我喜欢随地吐痰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是半个城市人，我又知道痰要吐到该吐的地方，这就是我的进步，如果这能被称为进步的话。

《新周刊》：草堂算是赶上了“回归农村”这股时尚了吧?

陈宇：现在有两个潮流：一是我们乡下祖祖辈辈兄弟姐妹拼命往城里赶，被城市化，我是读了书出来的；第二就是在城里赚了点钱之后，觉得城里空气太污染、空间太窄，回到农村，很多时候也就变成了一种时尚。你说中国有哪些人不是农民呢?那些在城里搞房地产赚了钱的就不是农民吗?骨子里一样是农民，比我还“农民”。咱们这帮老板出来，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叫作“老板”，有多少不是农民出身的?就算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是农民，他也在农村待过吧?

《新周刊》：商家都大炒“农村”概念，这对你有吸引力吗?

陈宇：在中国农民长期代表着贫穷、落后、底层、不被尊重，所以有一个阶段农民成了骂人的话，代表了一个很低下的概念。从我爷爷开始，觉得生活在农村里——也许我爷爷不是——可能是低人一等、落后，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就鼓励孩子要读书、要进城。等我们进了城之后，站在我们的观点来讲，由于我们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我也会在享受城里的这种便利的同时，觉得城里很多东西跟我们农村生活背景的人是格格不入的，这时候我不禁会想起农村的种种好处来。所以人是很矛盾的。不想当农民，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东西；但是想享受农村的环境，也许有心理元素，但更多的还可能在生理方面。

《新周刊》：你怎么看像你自己这样在城里的“农民”?

陈宇：我希望中国的农民都像我这样，多好。其实我们都是农民，整个中国都是农民，包括官员也都是农民。农民很朴实、很勤劳、很知足、很小富即安，但从某一点来说，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这绝对不是贬义——农民的眼光又是比较短浅的。农民关注的利益只是眼前的利益，不会系统地考虑。从这点上来讲，反观我们现在住在城里的那帮人，也是农民。在城市里待着，你经常会看到修路，从年头修到年尾，从年尾又修到年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在修路的一开始就没有全盘考虑到这下面的各个管道的安排，从表面上来看，起码是这样的。真正能从长期性去考虑问题的人或者机构，还很少很少。

《新周刊》：农民和城里人的问题到后来是农民和农民间的问题?

陈宇：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不可以规划得更和谐一点?我们的楼盘一开始规划就考虑到邻里关系、生态上一点点?同时，我们的农村，可不可以把在城里修一条路的钱，把农村的环境改造得好一点?假如农村有一些配套的公共措施能够有城里面的20—30％的话，医疗、教育、卫生这些能有城市的百分之二三十的话，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多人挤到城里来。假如城里有的东西我们都差不多有了，那我又想要蓝天白云的话，我还会往城里赶吗?我不往城里赶，城里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了。

为什么我们都是农民?

我们是第几代农民?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一百多年前，没有那么多城里人，在座的各位基本上过不了三代就是农民。

——2007年1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与市政协委员座谈时呼吁要“善待农民”。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多土中国》一书中说。

农民身上具有的善良本分，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的品质我都有。我感激我的故乡的水土，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是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故乡的，当时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曾在离开家的那天高兴地想：我把我身上农民的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说。

我们今天中国的城市市民，往前追溯，大部分人，不是父辈就是祖辈，总是一个移民，其中很多人做过农民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农民工的后代。

——学者朱学勤说。

避开农村不谈的话，中国的城市是空的，城市文化是虚假的。

——歌手崔健说。

我们现在离开了土地就是瞧不起乡下人。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花盆就反映了城市人的原始记忆。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他以为忘记了，实际上根本没有忘记。大地作为人类的母体，实际上是不自觉就存在的。

——作家赵本夫说。

那种“城里人”面对双脚沾满泥土的“乡下人”而持有的优越感，使大量的城市“新移民”以不粘泥土为自豪，而去追求光亮和铺装的广场。于是乎，瓷砖大行其道，不仅厨房、厕所是瓷砖的，卧室是瓷砖的，墙是瓷砖的，地是瓷砖的，就连花坛、水池和树木的种植坑也是用瓷砖衬贴的。瓷砖的横行，使中国地域文化景观的多样化消失殆尽。不必多时，人们很快会认识到，原来人们所欲摆脱的“土”恰恰是最具有生机和最为人所需要的。

——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在《谨防城市建设中的“小农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一文中说。

北京是个大郊区……我访问过北京，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大家都在追求道路的宽度，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从北京城市路网巨大的尺度来看，也是一种郊区模式，这失去了城市的感觉。

——记者王军在著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中引用的建筑罗马奖获得者克劳弗教授对北京的评价。

乡土中国是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烂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建筑在贫瘠的沙滩上的城市，怎么可能保持它的长治久安?

——传媒人潘采夫说。

最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色之田园城市。

——作家郁达夫这样形容北平。

(辑／谭山山)

儒家文化都是农民在坚守

刘亮程

去农村看看，每家每户的生活道德，为人处世方式，观念……我们在细节处体会的都是儒家文化。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学校毕业然后到乡里工作，再进入城市。我本来就是农民，只是我的后半生改换了职业，成了作家，但本质上我觉得我还是农民。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民的贫穷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小的时候住的村庄是破村烂舍，现在的村庄经过这几十年的建设变新了，几乎家家户户住上了好房子，屋里有电器，院子里还有农机，生活相对提高了，但贫穷没有被改变。年前我跟一个经营种子化肥的朋友去村里收账，到了一个新农村样板村，看到村子干干净净，道路整洁。进到一家大户人家，院子里有拖拉机，房子也气派，进到屋里就觉得不好，外面天寒地冻，屋里也是冰凉，客厅一个铁炉子冒着烟，炉子旁放着一堆棉花杆。问怎么不烧煤，他回答说没钱买煤。2008年棉花收购价低，这里的棉农多一半赔本，少一半持平。秋天棉花卖了借款还了，就啥也没有了。这就是新农村的穷人，住在好房子里靠烧棉花杆过冬。以前农民是自足的生产者，种子是自己的，肥料是自己的，劳动力是自己的，自产自销，过着自足的生活。现在的农民，首先是一个消费者，种子要买，化肥农药要买，机耕费要买。没生产，先消费。这些全是投入。现在种一亩棉花的成本是1500元。不管有没有收成，这些钱要投入进去。农民的一点点收入都让价格飞涨的农资吃掉了。

中国农村一直是一个有文化的贫穷之地，中国的儒家文化都是农民在坚守着。你到那些人家看看，儒家文化就是他们的生活。每家每户的生活道德、为人处世方式、观念……我们在细节处体会的都是儒家文化。比如，农民的邻里关系就很和谐。邻与邻之间有长达几代人的交往，所以，它不像城市，你隔壁住了一个新人，你对他们什么都不了解，也不往来。农村的邻里都住了好几代了，所以他们的那种关系非常融洽。有矛盾也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和谐，在那种环境中必须寻找和谐，不然他们没办法生活。鸡零狗碎的矛盾都会有的，但很快都是可以化解的。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都能过去。现在，当村长也变成致富的一种渠道了，村里人都说种三年田不富，当三年村长就富了。以前农民对当不当官都不在乎的。现在不一样了，每三年一届的村长选举，就像美国选总统一样热闹。竞选活动大都在晚上进行，竞选手段大都是摆桌子喝酒，把村庄搞得整晚狗不停地叫。村民开玩笑说，选个村长把好多狗都累死了。有些人还借钱去选，请人吃饭，许诺好多东西，当上村长后会做些什么。虽然看起来很混乱，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中国最底层的一种民主方式嘛。中国农民得到的唯一好处可能就是给予了他们一种民主选举方式。他们最先享受到了中国的民主，但没享受到富裕。

(采访／汪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