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两岸文学创作背景的特点研究

崔　杰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大体的走向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从原来的一体化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与本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 两岸文学 创作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陆的文学创作首先是五六十年代以歌唱颂扬为主题的描写新人物、新事物、新面貌的文学创作，虽然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却都是在重大主题规定的范畴里创作的；“文革十年”更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台湾文学在同一时期，先是50年代“反共文学”的猖獗，后有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兴盛，70年代“乡土文学”重新崛起，虽然出现了大批的作家作品，但是创作题材和主题却过于单一。这一时期两岸的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政治一体化的影响。

进入80年代以来，两岸文学呈现的新倾向各有其特点，但也有共同之处。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80年代的文学走向多元化，有其直接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79年，台湾发生了对其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三大事件：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国对台湾敌视大陆政策的支持不像以前那么积极和露骨，迫使台湾方面也不得不考虑对大陆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同一天，全国人大发出《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当局共同努力结束民族分裂的悲剧；年底发生了“高雄事件”，包括作家王拓、杨青矗在内的一百多人被捕。此后，台湾面临着日益强大的民主运动洪流，面临“法统”危机、“继承”危机以及祖国大陆“一国两制”的挑战。因此，台湾当局不得不做出若干改革措施：解除“戒严法”，开放报禁，允许反对党参加竞选等等。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台湾文坛。大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也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3200多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以隆重而盛大的方式来确认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邓小平同志又对如何实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行了科学阐述，他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1]他还援引列宁的话说，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对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2]他强调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3]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了作家、艺术家贴近时代、深入生活、讴歌民族精神、反映社会进步的自觉性。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本时期的文学总体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对于台湾这一多元化发展的文学态势及其成因，痖弦也曾作过具体而透辟的阐述。他说：“从现今的创作情况来看，我觉得十年来我们的文坛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富有信心，早年主张‘横的移植的国际化，重视‘纵的继承的民族化，以及稍后强调乡土情怀的本土化，三者的界限渐趋模糊，这种经过长期痛苦演化获致的必然的模糊，加速了不同文学观点交集、融合的速度，我认为是非常可喜的发展。在早年,上述三路人马是不相和，甚至是对峙的，但通过创作的催化，不少人似乎已经发展到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4]他还说“总之在日益国际化、咨询化的台湾，任何时髦的、尖端的理论或作品，几乎是可以立刻接受得到，较新的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女性主义文学，在此都有人研究，也都溶入了文人的创作经验。”“国际、民族、本土的快速融合，使我们的创作更富多样化，观察文坛，你等于见到一个百花竟开，千红万紫的世界，真正应验了前辈诗人纪弦早年‘大植物园的期许。”[4]

除政治生活的影响外，两岸的经济发展也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素材和广阔的创作空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给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体制变革影响到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而且由此引发了人们的思想变化和心理变化。作家感应时代、呼唤改革的使命感、责任感直接催生了“改革文学”，开创了大陆文学的工厂题材和现代城市文学题材。特别是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得到的长足发展，与经济变化血肉相连。最初大陆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往往是把城市作为背景，小说的文字意义并不在表现城市人与城市的对应关系上，更多的是应和时代、政治的需要，体现对城市背景下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城市背景犹如舞台上的布景，只是人物活动的场景标记，在这些作品中，城市中的文化特征、历史传统、道德习俗以及在以上因素中所显现出的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并不构成作品的审美倾向的主体。但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为城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文学自身的积累也达到了一种自觉的状态，作家逐渐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城市意识，审美取向也逐渐集中到展示城市人的生存状态，描绘市井的风貌人情上，依此展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城市文化生态和心态的当代性思考。小说的创作一时色彩纷呈，“纵向”的“系列”，“横向”的“味”，层出不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城市乡村。这一时期的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村实行了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土小说率先突破了文学的陈规，以犀利的批判精神楔入了当代现实生活，使乡土小说摆脱了对政治、政策的依附，把关注的重心逐渐从社会事件转向了人本身，这其中包括农民的心灵状态、精神历程，人物塑造开始从“高大全”转向对人物个性化的探索。出现了“湘军”、“陕军”、“晋军”等风格趋近的地域性文学集团，还出现了独具地域风格、文化风格的个人创作系列，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汪曾祺的“高邮系列”等。小说打破了十七年农村小说较为单一的表现手法，实现了多样化的审美追求。除了以上两大类的小说在日益繁荣的经济大潮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外，这一时期的其它流派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历史小说在80年代显示出自己的成熟。出现了诸如姚雪垠、徐兴业、凌力、二月河等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本时期的军旅小说也有重大突破，敢于直面真实的人生，敢于揭示生活的真理，突破禁区——“军中无冲突”的《高山下的花环》；80年代中期知青出身的人的“知青小说”、“寻根小说”；80年代社会的转型给一大批人造成了生活和心理上的困惑，出现了“先锋小说”。从以上可以看出，80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给文学带来了从内到外的变化，作家辈出，流派纷呈。同样80年代的台湾经济的发展同世界一样，迅速快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劳工问题、老兵问题、妇女问题、体制问题等等。这些给台湾的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除此之外，生活在台湾工商社会的人们，工作紧张，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文学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满足那些单一的、模式化的作品，而是喜欢消遣性、娱乐性、刺激性的作品以缓解生活、工作带来的压力。这些都为80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要求。在纷繁多姿的文学中，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乡土文学；既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也有女性主义文学、后乡土文学。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经济密不可分，完全脱离是不可能的，也是荒谬的。

注释：

[1][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第210页、第213页。

[4]痖弦：《台湾文艺思潮回顾》，《幼狮文艺》，1995年，第7期。

（崔杰 滨州学院中文系 256600；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