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本元杂剧婢女燕燕形象分析

戏曲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打动观众，元杂剧的较多作品在这方面的创作都是成功的。而女性形象的塑造，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较以往各代丰富。研究元杂剧，其女性形象永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元杂剧女性形象所达到的高度被认为是元杂剧作家最为超越的精神高度，代表了元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就《全元戏曲》而言，旦本剧占总剧目的三分之一，而以处在底层的女性为关注对象的作品又占旦本剧的二分之一以上。在人类生活中，处于底层的女性始终是被鄙视或怜悯、同情的对象，而元代杂剧一反常态，给予她们大胆、叛逆、机智、聪明、善良等特质，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底层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处于底层的婢女形象，她们大都遭遇着悲惨的非人的命运，但是在她们身上看不到屈辱的被征服的痕迹，有的只是为改变不平的人生而反抗的呐喊声。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与之有着相似坎坷不公命运的杂剧作家——元代文人，他们在塑造这些标志着中国戏曲开始成熟的元杂剧女性形象时，一反传统的鄙视或怜悯、同情的态度，热情地赞美女主人公的大胆、叛逆、机智、聪明等不平凡的精神。通过对底层女性形象的塑造，元杂剧作家把自己愤怒的激情、不平的呐喊、反抗的精神灌注其中，从而使压抑的心灵得到释放。

于是当他们进行戏剧创作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婢女等女性形象，便成了他们情感宣泄的最佳载体。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塑造，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元代文人的悲苦心路历程，也可以对中国古代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元代婢女生存状况

驱口是元代对奴婢的通称，“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1]。驱口是一种类似奴隶性质的人口，其数量很多。战争俘虏是驱口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无力还债而沦为驱口者也为数甚多。农民或其他劳动者因生活所迫，将子女或自身卖为驱口者也很普遍。灾荒之年，“父鬻其子”，“夫鬻其妻”的现象到处可见。甚至一些贫困的蒙古人，也有被转卖为奴的。

元代驱口买卖之风盛行。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与马市、牛市、羊市并列的还有人市，只要经官府检查给据，就可以买卖成交。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进行人口贸易的人贩子。

驱口的地位极端低下。元初，“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专杀” [2]。驱口不得逃亡。驱口与主人的法律地位极不平等。驱口强奸主人妻女要处死，主人强奸驱口妻子却无罪，“诸主奸奴妻者，不坐。”[2]驱口杀伤主人要处死，故意杀伤主人要凌迟处死。驱口和普通良人的地位也有很大区别。法律上严禁良贱通婚，良男与贱女为婚，其女即为良人，所生子女仍为良；良人女子嫁与驱口为妻，“良家女愿与人奴为婚者，即为奴婢”[2]。驱口女儿的婚配，要由主人做主。驱口所生子女，称家生孩儿，要世代为奴。驱口只有交纳大量钱钞或实物，经主人许可并出具从良文书，再经乡胥里长认定署名，方可脱离奴籍，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的。

驱口的广泛存在，相对于两宋以来租佃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松动，无疑是一种倒退。

二、元杂剧中婢女形象

在元杂剧中，以婢女为主角的有五部：《西厢记》、《诈妮子调风月》、《梅香骗翰林风月》、《刘夫人庆赏五侯宴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在这五部剧目中以《诈妮子调风月》中燕燕的反抗意识最强烈。

1、红娘、樊素

在《西厢记》中红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不是她在中间撮合、穿针引线，张君瑞和崔莺莺二人的婚事几乎无法成全。她一方面对于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爱情进行了“抛光和清障”工作，用她爽利的嘴“骂”掉了男女主角所背负的妨碍他们积极行动的包袱，从而使他们在情感交流上进入到了一个更明快、更主动、更自觉的阶段，最后又由红娘牵引，实行同居，在他们由爱情到婚姻的道路上迈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红娘有面对面地批驳了老夫人的后悔行径，陈述利害，揭示真相，从而使正常婚姻的客观阻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在整部剧中，红娘的特殊力量，缘于她作为婢女这种卑贱者身份所给予的。在“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美好愿望的实施过程中，红娘凭借她的俗使这一主张得以实现，并且她的俗既迎合了当时市民的口味，又完成了作者王实甫的爱情理想。所以红娘虽然俗，但她更热情，更感性，更具有亲和力，更吸引人。

在《梅香》中樊素也是促使白敏中与裴小蛮二人婚事的关键人物。但在整个过程中，樊素始终表现出理性、冷静的一面。从剧情交待来看，樊素与小蛮陪读受益匪浅，在她身上有更多文人的气质。樊素虽然也曾帮助白敏中完成夙愿，也曾刁难小蛮使其信守约定，也曾质问裴夫人，她虽然也热情，但她更多的是讲理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在樊素身上文人气质使她显得更理性，更矜持，缺乏一个女孩子的活泼，与当时的市民阶层有一定距离。

2、燕燕

在元杂剧作家中，关汉卿是对下层妇女关注最多的一个。他的《诈妮子调风月》塑造了一个为争取做人权利而极富抗争精神的婢女形象的典型——燕燕。

红娘、樊素与燕燕相比，她们有质的区别。红娘、樊素的热心、聪明，更多的只是身为婢女对于主子的忠心，她们只是无私地为别人的爱情婚姻幸福积极奔走的同名人物，她们身上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奴性，是顺从，是讨主子欢心，对自身的人格尊严、权力地位的关注几乎等于零。虽然她们也有过一些反抗，但相比于燕燕的不屈服于命运而勇于反抗的个性，似乎她们的反抗也不称其为反抗，不过是隔靴搔痒。

燕燕是一个是不可辱没、桀骜不驯，敢于大胆反抗的婢女，她对于自己作为“人”有一个对人性的自我觉醒意识。作为一个靠自己的抗争而最终摆脱婢女地位的女性，燕燕有众多与红娘、樊素不同的特质，她对于自由、人格、尊严的争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燕燕作为一个奴婢，深知自己处境的卑微，但她却是倔强的、骄傲的，有着强烈的自尊心，绝不肯低头、屈服。夫人命令燕燕：“有小千户到来，教燕燕服侍去，别个不中，则你去。”主子之命不能违抗，燕燕只好叹息：“想俺这等人好难呵！”然而外人也来欺负——“等不得水温，一声要面盆；恰递与面盆，一声要手巾；却执于手巾，一声解纽门。使的人无淹润，百般支分”[3]。既然如此劳顿，那么生活环境又怎样？“入得房门，怎回身？一个我方儿窄窄别别，有甚铺陈？”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燕燕只能呼之即来唤之即去，并且生活条件极差。面对如此恶劣的“非人”的生存状态，燕燕何去何从，是继续做红娘樊素之流安于现状，还是打破它、改变它？

小千户的殷勤，在客观上提供了可能。

燕燕面对小千户的“殷勤”，想想自己“无男儿只一身，担寂寞受孤闷”，决定“自堪婚，自说亲。”“怕不依随蒙君一夜恩，争奈忒达地，特知根，兼上亲上成亲好对门。觑了他兀的模样，这般身份，若脱过这好郎君。”想着小千户对自己知根知底的关怀，燕燕大胆与其成就了“一夜恩”。燕燕这一系列“出轨”的表现并不是很随意的举动，而是源于对小千户的爱。虽然这爱连她自己都怀疑“燕尔新婚”之后的小千户“不至诚”，并且现实也是“一个个忒忺新，一个个不是人”，“一个个背槽抛粪，一个个负义忘恩。”但燕燕还是警告小千户“许下我的休忘了”，“专等你世袭千户的小夫人”[3]。燕燕做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抉择，并开始等待小千户誓言的兑现。

然而命运依然是不公平的，小千户在寒食日踏青那天与别家小姐莺莺相识相恋而燕燕还不知情。等小千户一再有反常举动——归来迟、对燕燕的问话不耐烦、魂不收尸呆头呆脑、“天昏地黑时节不肯更换衣袂”、手帕掉地时“手慌脚乱紧收拾”——出现时，燕燕才察觉。燕燕厉声问道：“哥哥撇下的手帕是阿谁的？”一听小千户说出实情，燕燕怒火中烧，吼叫道：“老阿者使将来服侍你，展污了咱身己。你养着别个的，看我如奴婢，燕燕那些儿亏负你？”并且越想越恼火，“我敢摔碎这盒子，玳瑁纳子，交石头砸碎；这手帕煎了做靴檐，染了做鞋面。”囫囵吞枣接受了小千户的“变卦”，燕燕一人独处，仔细开始舔舐自己的伤口时，她才从恶梦中醒过来。面对“好说话清晨，变了卦今日，冷了心晚夕”的变故，想着自己“痛连心除他外谁跟前说，气夯破肚别人行怎又不敢提” [3]。只恨自己“折桂攀高落得”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遭受了如此深的感情创伤，还沉浸在痛苦中的扑火飞蛾燕燕，又一次被命运戏弄、摧残。

恬不知耻的小千户再次求欢不成，求夫人命燕燕去保媒。燕燕严词拒绝，无奈主命难违，只好忍痛去了，去时心想莺莺小姐有可能拒绝婚事。殊不料一提就成，燕燕不甘心准备破婚，“小姐，那小千户酒性歹”，谁知话音未落，便被莺莺骂将回来。

承受着所有的不幸，燕燕说不出的悲哀！婢女受侮辱遭践踏的悲惨命运，压得燕燕喘不过气来，于是她觉醒了，她要还击、要反抗！于是在婚礼上燕燕上演了一幕控诉小千户罪行的戏。看着婚礼上小千户莺莺甜甜美美的幸福样子，回头看看自己“撇得我鳏寡孤独”孑然一人，燕燕愤怒了，她上前揪住小千户的衣领腰系控诉道：“燕燕那书房中服侍处，许第二个夫人做。他须是人身人面皮，人口人言语。”“到如今总是彻梢虚，燕燕不是石头鑴、铁头做；教我死临侵身无措，错支剌心受苦”，诅咒他们的婚姻，“据着生的年月，演的岁数，不是个义夫节妇，休想得五男并二女，死得教灭门绝户，”[3]以宣泄内心的怨恨，这些刚强、泼辣的举动是她“刀子根底”性情的展示。最终她赢得了胜利，成了“小夫人”。在抗争中，充分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势力的强大和狠毒。

在整个过程中，燕燕没有屈服于不公平的命运的安排，而是要极力摆脱被奴役的奴婢地位。燕燕经过勇敢而艰辛的斗争，终于在当时奴婢如云的社会里“弃贱从良”，当上了世袭千户的小夫人。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从良”是非常不易的，而对于婢女燕燕来说，做个“小夫人”是改变自身地位的惟一途径。

对于位卑势弱的燕燕来说，虽然在爱情上等待她的只能是悲剧，但在维护人格的尊严，争取做人权利的抗争上，她却是胜利者。燕燕地位的改变，没有恩赐，也非奇遇，完全是由她倔强不好惹的性格决定的。正是由于她能维护并争取自己作为正常人的权利，才使反常社会吞噬不了她。在中国戏曲史上，燕燕是第一个为争取人身自由而积极反抗的婢女形象。所以郑振铎曾评价说，燕燕是一位真正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红娘”。这一形象，不仅展示了元代驱奴苦难的命运，而且也表达出了她们内心深处愤怒复仇的呐喊之声。这在驱口问题十分严重的元代，无疑给奴隶的反抗斗争以极大的启发与鼓舞。

综上所述，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可以透视整个元代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元杂剧作家在塑造这些悲剧人物时，除了对造成她们不幸命运的各种黑暗势力进行抨击之外，还把自己内心的愤怒、呐喊和反抗灌注其中，从而使压抑的心灵得到释放。于是在杂剧中就表现为作家们一方面揭示出她们作为奴婢的不幸遭遇，并给予一定的同情；另一方面又热情讴歌了这些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物善良、美好的品质和追求人格平等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1]陶宗仪，缀耕录·卷十七·奴婢〔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2]宋濂（明），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王季思，全元戏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冯晓玲，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