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能否一夜成为百万富翁？

罗　灿　韩雨亭　大　雷

贫民开启财富的钥匙，究竟在哪里?

3月26日，奥斯卡新宠大片《贫民富翁》引进国内首映。这部讲述印度阶级社会与贫民梦想的电影，已经引发过一轮话题。中国并不缺乏贫民，他们也有梦想。其实，我们更应该追问：中国社会能不能产出贫民富翁?曾几何时，中国缔造了多少贫民一夜之间成为富翁的神话?

那是一个各阶层几乎被抹平的扁平社会，当人们的创富欲望被放出樊笼，江湖草莽英雄纷起，一场影响深远的阶级再造运动从此拉开序幕。直至今天，还未谢幕。所以，让我们也来分享中国式贫民富翁的发迹故事吧。他们与我们一样平常，但他们创造了财富传奇。

他们的创富神话还能被复制吗?于是我们更需要寻找开启阶层壁垒的钥匙。如果贫民只有通过中彩票或者参加电视《百万富翁》游戏，才能摆脱他们的底层身份，那么贫民的富翁梦想依然非常昂贵。但中国人创富的剧情还得继续。贫民开启财富的钥匙，究竟在哪里?

放牛娃怎样炼成玻璃帝王

在“胡润百富榜”上，他位居第56位，“慈善榜”的第14名。他不是资产最多的富豪，却是捐款最多的民营企业家……

屋顶的水晶吊灯让宽敞的餐厅有一种冷冷的色调，曹德旺穿着灰白色西服，坐在铺着白色蕾丝餐巾的长形餐桌正中间。他是这张餐桌的主角，举着玻璃杯，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会儿自我调侃，一会儿发表对国际局势以及慈善事业的看法。

当然，他永远是社交场的中心，对于他发表的高论，客人们不停地点头，但，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对于来自社会的褒贬之声，他往往只是淡淡一笑。

多数时候，他是孤独的，尤其是在做出最关键决策的时候。

3月中旬的福州，从欧洲休假回来的曹德旺，设宴招待前来采访的记者。

底层的财富

曹德旺经常感慨自己早年的辍学，并常因未接受正规教育而惋惜。“如果要我讲自己童年的生活，我怕自己讲起来也会很伤心，会流泪。”

他出生于1946年5月，他的童年几乎弥漫着艰辛和贫困，家里穷，没有钱，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9岁才上学，14岁就辍学了，老师和同学也常欺负他。

这种经历让曹德旺更加意识到同情心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我母亲很优秀，她一直在教育我们——贫穷的时候，也可以热爱生活，也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为了让曹德旺成才，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厉，甚至给他立下了苛刻的戒律，如18岁以前不能留头发，留胡子，喝酒；吃饭时不准说话。但曹德旺未能变成一个父亲眼里的“乖孩子”，他很早就表现出了某种叛逆特质，打架、偷东西吃、恶作剧……如今想起来“实在太调皮了”。

“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这是我一生的财富。”他说。

对于下一代，他更喜欢像母亲那样身体力行地教育孩子——早起晚归、省吃俭用、负责任，他只给儿女们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吸毒。

生存的强者

动荡的时代与艰辛的家庭生活，让曹德旺的成人礼来得太早。

14岁退学后，母亲向生产队申请领养了一头牛——他们都不会种田。曹德旺每天早出晚归，挣两个工分，但村里人总是说牛没吃饱，老告状。过了一年，父亲对他说：“我们不放牛了，你跟我去做生意吧。”

最早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常常从福州拿点烟丝回来卖，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抓住了就会没收，发现别人不会注意小孩子，父亲开始让他跑腿。这样，曹德旺就骑着自行车到长乐拿烟丝回来卖，5天一趟，来回200多公里。

后来，烟丝生意不好做，18岁左右，他又做起了水果生意，一趟300斤水果，纯利润两块多。一个月20趟。

那时，每天凌晨3点左右就要起床，从高山镇骑车到福清市去卖，来回80公里，“每天都很累，第二天起床非常困难，我妈每天都要先哭一阵子才叫醒我。”至今，曹德旺都能回忆起的母亲坐在床头哭泣的样子。

1976年，曹德旺终于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成了高山异形玻璃厂一名采购员，自此没有离开过这家工厂。因内部管理不善，玻璃厂从1976年至1982年连年亏损，领导认为他很有商业头脑，希望他能承包玻璃厂。

上个世纪的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行，创业已不存在政治问题，尤其是商贸发达的沿海地区，涌现了一批创业家。1984年，曹德旺用房产作为抵押人股，成立了福建省第一家私人合资厂，他个人占其中股份的50％。没想到承包当年，他就净赚了20多万元，上交了6万元。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板，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最早的企业家。

然而，这笔20万元在他眼里并不是第一桶金，而是1985年他赚到的一笔钱。当时，大量进口汽车涌入中国，但很快车主发现，他们必须用高昂价格去配置进口汽车玻璃。发现这一商机后，他通过购买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旧设备图纸，成功完成了设备安装并投产汽车玻璃，当年实现盈利70多万元。这笔钱为他组建“福耀玻璃”创造了条件。

曹德旺的事业驶入了一条快速轨道，有人开玩笑说他不是在生产玻璃，而是在印钞票。

两年后，即1987年，他联合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开始正式生产汽车玻璃，他是中国较早涉足这个行业的私营企业。10年间，他不断引进技术，成为了中国最大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玻璃在中国几乎占了55％以上的市场，并于1990年开始出口。1991年，福耀获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更名为福建省耀华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增至5719万元，成为福建最早上市的企业之一。

在福耀工业区，他一边介绍着福耀集团全国分布情况，一边对周围人说：“我已经退了美国绿卡，如果我不退的话，那么汽车玻璃市场就少了一个中国的。”

这让人联想起8年前的曹德旺。2001年12月18日，加拿大PPG公司向加拿大海关总署提出对中国出口挡风玻璃反倾销指控，福耀玻璃牵涉其中。这惹怒了他，不顾一切地应诉。最终，他打赢了这场中国入世后应对反倾销诉讼第一案。

可能经历了中国曾经的苦难，他身上有着他那一代人浓烈的民族情结。在很多外国同行而前，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强者的气势。

留给王孙的应是智慧

在席间谈笑风生时，他的眼神也会不由自主地直视着坐在右边第三排的儿子曹晖，那种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的派头，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电影《教父》中的维托·唐-科莱昂，不经意间有一种父性力量，至高权威。

面对父亲的讲话，曹晖一般不发表意见，大多时候是埋头品尝美食。

曹德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们都没沾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拥有三个争气的孩子可能是上天对他行善的“回报”。他的思想与为人，都未能走出中国传统的价值框架。

在价值观上，他已经与儿子曹晖有了明显的差别。曹晖身上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海派文化：崇尚

自由。他不那么喜欢像父亲那样穿正式的西装，更喜欢休闲与运动风格的服装。另外，他不喜欢住在奢华而宽敞的别墅，在他的居住观念中，300平方米已是极限，像父亲那样的别墅简直是一种浪费。

这些曹德旺都看在眼里，他也都能接受，唯独让他意外和不适的是；曹晖竟称不想继承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尽管，他一直在为这个家族工作，听从父亲指挥，从基层干起，直到成为福耀香港和北美公司负责人。但是，他不想坐在父亲的位置上。

因为架不住父亲的号令，曹晖去年回国——担任福耀集团总裁。

“呵呵，他满脑子都是美国人的思想。”在福耀工业区宽敞而又清冷的办公室里，曹德旺这样评价儿子。问起对儿子的工作表现，他表现出父亲对表扬的审慎和吝啬，“父亲对儿子永远都不会满意的”。半晌后，他又幽幽地说道：“终归是儿子，不是私有财产。”

这句话说得很洒脱，但谁都明白他最在意什么——他总把眼神扫向曹晖就是证明。

这位玻璃大亨不但想给儿子这个家族的财富，更想向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孙子、孙女们的照片，孩子们的灿烂笑容可能会让他心情愉悦。

这是那一代中国创业家共同的特征；当想到即将会把财富传给子孙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两种情绪：害怕和忧虑。要么害怕财富会让下一代失去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成功的人生动力，要么担心年轻继承人不能深刻理解自己的事业。

在曹德旺的财富价值观里：“留给子孙的，不应是财富，应是智慧。”

水饺皇后身家数亿

当初为了女儿才摆水饺摊

30年前她只是湾仔码头边的一个无牌小贩。家庭变故让她在陌生无助的香江唯有坚强。靠着勤奋和聪明，湾仔小贩终成身家数亿的水饺皇后。她说，苦难是财富，更是最好的励志。

这是3月20日的下午两点，在上海环球富豪亚洲酒店十三楼的商务房内，这位开创了湾仔码头品牌的水饺皇后与记者握手，柔软、有力。商务房陈设简单，喝的饮料也是酒店赠送的，看得出她并不追求奢侈。

臧健和曾经是青岛一家工厂的护士，为了与出国的丈夫团聚，她带着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女儿远奔泰国，但面对重男轻女的婆婆，纳妾生子的丈夫，她又断然离异滞留香港。她说带着两个幼女无助地走在香港的马路上，感觉前路漫漫，三个人的身影在马路上拉得老长。她们娘仨挤在一个四平方的狭小空间，洗厕所、洗夜车、护理老人，她一人兼做三份工，累到病倒。无奈彷徨之际，她选择摆饺子摊。

面对辛酸，她自立自强，笑着奋斗。香港是一片倡导个人奋斗的沃土，勤奋加上聪明，她可以几夜不踵熬红双眼研究出香港人爱吃的饺子；她说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激励她“做下去，一切都会好的”。于是，靠着勤奋和聪明，昔日的湾仔小贩终成今日身家数亿的水饺皇后。

对话臧健和

南都周刊：当年面临变故时，你选择留在香港独自打工照顾两个女儿。还要向留在青岛的母亲寄生活费，一般女性似乎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你当时的决定是深思过后的选择还是因为一种不服输的性格?

臧健和：这两者都有。在遇到那么重大的变迁、那么多抉择时都是需要深思的。到底是进还是退?我当时深思很久才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而我本身的性格也决定了我是不服输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独立，我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培养得有出息。虽然想到今后的生活会很苦，但我一定要站起来。

南都周刊：在内地是白衣天使。在香港是洗厕所的工人。这种巨大反差，你当时犹豫过吗?

臧健和：没有，一点也没犹豫，我知道我身负着重任，要让两个女儿过上好生活。以后的日子我又当爸爸又当妈妈，身无分文，在这个陌生的社会里我要活，要让孩子们成长，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犹豫。所以我只是说了一句，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挑选工作，只是一份工作，人家能要我，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南都周刊：码头现在已经成了你记忆和感情的一部分了。能复述一下当时一天的生活吗?

臧健和：最初很辛苦，清晨五点就要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便洗菜做馅。一切准备妥当后，推车去码头。步行去码头也差不多20分钟，但是推着小车走，要走40分钟。到了码头后就立即生火，边包边煮，一直忙碌到最后一班轮渡过后才能收拾回家。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管阴天还是下雨。

南都周刊：第一次出摊时，心里忐忑吗?

臧健和：是啊。当时有几个朋友说，香港有二十多万的北方人，卖饺子的、开饭馆的，甚至像我一样在街边卖的都有很多，但谁也没有办法让香港人或者广东人接受北方的饺子，你推个小车难道就能在香港卖出个饺子来?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沉重，因为那时我全部的希望和生路都在这个饺子上。所以对第一批客人，我非常渴望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的饺子。

南都周刊：还记得当时的第一帮客人吗?

臧健和：第一天的五个客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帮年轻人，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高中或者大学一二年级的孩子。那天是一个休息天，我的两个女儿都不用上学，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小姑娘就跟着我团团转。所以那五个客人就很好奇地走过来问我卖什么，我告诉他们卖饺子，他们连我的话都听不懂，还是我的女儿翻译给他们，他们就“哎呀，饺子”，每人要了一碗。

平时我心灵手巧，可是那天在那些孩子跟前，不知道为何我饺子皮也不会擀了，三下两下圆皮就擀成八角皮儿了，最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才把这五碗饺子包出来，当我战战兢兢地端着第一碗给一个年轻人时，我甚至忘记了礼貌。我心里只是充满了渴望和疑问，我把我的那份渴望投射到他们脸上：告诉我好不好，你们香港人爱不爱吃?所以这种想法透过我的渴望的脸传递给他的时候，他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反而吓了一跳，他一定在想“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看人!”哈哈，我把人家看羞了。

这时我就突然听见一个“哇!好好吃啊!”这是一句广东话，我听懂了。他们一说，我心就踏实了。他们每人吃了两碗，第一单生意我做了十块钱。

这几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他们不经意的赞扬，会救活了一家人，可以说是我的恩人。遗憾的是，我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他们。

南都周刊：几个年轻人的认可带给了你信心，但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还要与警察周旋々

臧健和：是的，虽然有信心了，但当时我没有钱，更没有工厂，只是一个推着车子满街跑的无牌小贩，所以警察也要抓，小贩管理队也要抓，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一路做饺子、煮饺子，还要一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准备逃跑。

后来，小女儿说“妈妈我帮你放哨”，每次她一叫“妈妈，走鬼呀(警察来了)!”，我们就会一下子跑掉。可是有一次，我们一起摆摊的一个卖报小贩不知从哪领了一条小狗，小女儿爱动物，一看小狗，她就把自己的活儿给忘了。结果就那么巧，警察来了，一把就按住我的摊子了。

这时小女儿才反应过来，“哇，妈妈被抓了!”吓得放下小狗就往这边跑，跑过来看着警察，扯着警察的

衣服边说：“叔叔，叔叔，你放了我妈妈吧，不是我妈妈的错，是蓬蓬(小女儿名)的错，蓬蓬没有看好你。”那一刹那，我眼泪突然就像决堤了一样，我在遭遇人生变故那么苦的时候，都没掉过眼泪，但这时我却收不住了，眼泪哗的就下来了……

我以为我在为女儿付出一切，可是我自己没有想到，我把我不能承受的压力不知不觉间也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看着大女儿在那儿哭，小女儿在那儿求情，我突然觉得太对不起她们，我几乎想抱着两个女儿告诉她们一声妈妈对不住你们……后来警察看到这一家三口哭成一团，就轻轻地说了一声，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南都周刊：警察也成了你的恩人。

臧健和：是的。在香港，法律高于一切：警察这样执法，是冒着失去职位危险的。还好后来听说这个警察没有被开除，只是挨了一顿狠批，这大概是法律富于人情味的一面。

南都周刊：从街边的小摊到如今的身家过亿，现在回首时是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心里早就描绘了这样的蓝图?

臧健和：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其实我一直没想过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其实当你在努力做的时候蓝图也就开始一点点构建了。当然，如果我在做小贩的时候就能想到今天，那肯定是不现实的骗人话。当我还是小贩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如何能多赚一些钱开个小铺子，当有了小铺子时我会想什么时候能开一家工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考虑着、努力着。

南都周刊：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臧健和：转折点发生在1982年。当时，在一家日本公司的一个聚会上，我的朋友带了我的水饺去参加。那个日本大老板的女儿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姑娘，从小生活富裕，所以她吃东西非常挑剔，但那天她竟然吃了20多个我做的饺子，把她的爸爸吓丁一跳。这个老板用生意人的眼光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出色的商品，也是一个商机。后来他联络到我，经过艰苦谈判后，湾仔码头的产品进入了日本的超市渠道。198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扩大经营了。

南都周刊：在迈出关键一步后，随着水饺生意的日益壮大，吸引了不少公司前来洽谈，为何只有美国通用磨坊打动了你?

臧健和：在规模慢慢的一路发展起来后，我发现企业做得越大自己的能力反而越小，因此我需要找老师了。在这样的阶段上，我开始考虑那些来邀请我合作的人和企业中，哪些适合做我老师。这些人有日本的，也有欧美的，等等。在我而言，我只是个手工作坊，要想做大，一定需要有个强力的企业来合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的态度愿不愿意教，我就一直这样等待一个有缘人，一直等到美国通用磨坊的到来。

南都周刊：听说当时通用磨坊是“三顾茅庐”?

臧健和：他们当时就像找诸葛亮一样三次找到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应该是1996年，第一次是找到我的女儿，后来女儿回来和我谈，我还是比较不屑的，认为美国人不懂饺子的文化。我女儿也这样认为，第一次就这样淡了下来。但当时负责谈判的美方总裁还是很耐心地等了我们三个月，三个月后又再次找到了我女儿，我就在香港与他们吃了顿饭。席间，美方说他们非常有诚意想和湾仔码头合资，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们美国人怎么可能懂得饺子的文化，怎么会包饺子?”我非常感激他们这样的大公司的诚意，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于是第二次也拒绝了。

没想到，最后他们又第三次邀请我，订了机票与酒店，请我们一家人去美国参观工厂。他们对我说，无论合资与否，都希望我能去看看他们现代化的工厂和管理，如果当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们愿意无条件帮助我。他们这一招的确管用了。

我去了美国总公司，去到他们的工厂，感受到他们现代化的管理和机械化的生产，操作工人严谨用心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卫生品质的严格要求。最后到研发部参观时，研发部门之大，着实让我感叹，一个工厂的研发部门竟然比一些香港企业的工厂都要大，而且每年研发部门的研发基金就有一亿美金。

我有如今的成绩，是因为遇到了这个好伯乐，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如今，在大中国区、北美、欧洲都有我们的系列产品。今年，我们计划在澳大利亚推广我们的产品，让这个品牌从香港走向全世界。

南都周刊：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你离开内地来到香港也差不多是30个年头，你对中国的变化有什么感受?邀之中想过回来发展吗?

臧健和：那肯定是震撼啊。当我离开的时候，人们还没有从“文革”中苏醒，人们的眼神是彷徨无助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了太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充满了希望。从青岛家乡到内地其他地方，无论在哪里，你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就像年轻时唱的歌曲那样：快马一鞭三千里，一天赛过二十年。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对比过去，百感交集，毕竟我经历过那段没有改变的时期。

其实我在1992年就在山东投资了其他生意，但对于水饺产品我还是非常谨慎，寻求合资的机会我更是谨慎看待。一直到1997年，我和美国方面合作后才回到中国做水饺生意。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合作还是非常成功的。

如此倒霉蛋

照样成千万富翁

林A的经历，像一个水滴，几乎浓缩了那个时代创业者所有的机遇和艰辛。他平凡得很难找到一个去展开的切面，却又复杂得让你哭笑不得。他眼光极好，多次抓住时代之潮积累财富，他又霉运当头，时代的几次调整又把他几次打翻。他是时代造就的一个草莽英雄，当然，他现在还是个富翁。

林A，不是化名，是真名。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林B，一个妹妹叫林C。

这个独特的名字曾给他带来许多好处，比如简单易记，参加班干部竞选得票极多，接触过的朋友都对他过目不忘等等；这个名字也给他带来过很多烦恼，比如实行学籍制度时，林A就被迫变成了林诶。现在，这个名字又给他惹来了新麻烦。

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刚刚因为林A拒绝将自己的署名更改为“林诶”，而放弃出版他的新书，出版社的说法是“林A”这样的署名“不符合出版规范”。

3月1日，林A在天涯发帖解密，并发布了自己新书的部分章节，此举引起了多家媒体的风吹草动。而我们找到林A，不是因为他的名字是非，而是他在帖子中自称是中国版“贫民富翁”。

林A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贫民富翁”?

还是从他被拘留的那一晚开始说吧。

回到海南的中专生

晚上11点多，林A被带到了一个拘留所，这是1996年的一个夏天，海南东方市八所镇热得出奇。林A还没有从几个小时前的惊愕中清醒过来，他本是当地一家迪斯科溜冰城的老板，现在却因莫须有的罪名，不得不面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牢狱之灾。

穿过一层层铁门，进入那个黑咕隆咚的房子时，林A的心就沉了下去。他从小就怕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烂泥糊成的房子，他说如果有猪撞墙，墙肯定都会塌。那时，林A的家人每晚上都要去生产队里记工分，队长每次又会讲几句话，时间就拖得久，林A就被

一个人反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泥房子里。好多次他从睡梦中醒来，哭叫都没人理。于是从那时起，对黑暗封闭空间的恐惧，就在他心里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果当初中专毕业时留在广州，这场牢狱之灾根本就不会发生。

1989年，20岁的林A从广州轻工业学校中专毕业，但他却选择回到海南。在他毕业的前一年，中央刚决定把海南建成全国最大的特区。骤然间，海南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的热土，火热得连上岛都要办通行证。20岁的林A自然不愿意错过。

然而闯天下谈何容易，多少年轻人失望离去，或者不甘心地去偷去抢，多少女大学生不得不卖笑卖春，当时海口宾馆和望海楼中间的机场路硬被生生地叫成了“鸡场路”。当时有个流行语，或许你不会陌生——不到东北不知道胆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

虽然这是林A第一次进到拘留所，但他对这个环境并不陌生。尤其是当看守员一走，狱友原形毕露——老大是老大，孙子是孙子，挨打的缩进角落被围殴，这都是80年代香港黑帮电影的招牌。曾经营过录像带出租店的林A对此早就“耳濡目染”。

其实林A回到海南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国企打工，录像带出租只是他的副业。但这个副业的实际收入却数倍于他的主业。这其中有林A的聪明，也有时代的脉动。

林A的商业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小学三年级，他就敢上街叫卖父亲书写的春联，顾客都啧啧称奇。在广州读中专时，林A发现毕业册的商机，虽然设有本金，但他却能七拐八绕地搞到校团委的公章，以学校的名义去赊货。因为定制的毕业册有学校的名字，顿时热销。

而在当时大特区的海南，到处都是淘金者。在海口随便一间民房里都有注册的几间公司，这些公司的最重要家当就是营业执照和公章，装在皮包中就可以带走，“皮包公司”由此而来。当时有个著名的玩笑——“海口一个椰子掉下来，就可以砸死3个经理”，公司之多由此可见。

在这里创业，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而林A显然属于会撑死的那种。他是第一批觉察到录像带商机的大陆人，并创造了多元化的经营思路。比如登记顾客电话，通告新带消息，推出会员制，兼营图书租售，还安装了公用电话等。他的生意秘诀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快，人快我绝。

几年下来，林A有了一定的积累。同时计划经济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不温不火的单位让林A逐渐感到窒息，他渴望更大的发展。林A联系上了张丽莉，在她的介绍下，林A被广东新型溜冰城的火热给深深吸引住了，他决定引进。

三个溜冰城

在拘留所的第一个晚上，林A彻夜难眠。他说不清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进来了：八所镇派出所所长为何抓了狂似的要跟我作对?我先后开过三家溜冰城，为何就八所镇的这一家这么倒霉?

林A第一家溜冰城开在海口。林A尽情地施展了自己的营销才能：在报纸上打出健康娱乐新潮流的名头，以溜冰票为奖品赞助电台有奖节目，以“溜林英雄帖”的形式制作传单……一番策划之后，溜冰城开业那天，从早到晚只见一个漂亮服务员在门口高举“客满”招牌。三个月后，林A收回所有投资，并收获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那时的林A从里到外都像一个暴发户——头发梳得光亮，有车有房，出入时总带一两个保安，吃饭的时候，大哥大从不躺着摆，一定要竖着放。

不过共苦容易，同甘太难，由于合伙人的一些分歧。1995年溜冰城被转让。拆伙后的林A，马不停蹄地物色新的落脚点。当时在海南西部，日本财团正计划与政府签约租赁儋州洋浦港，准备建设“第二个香港”。林A的第二个溜冰城自然就开在了这里。

不过彼时，生意已经不再好做。竞争对手的出现，不仅分流了顾客，还打起了价格战，恶性竞争带来了整个行业的萎靡。加上洋浦港计划告吹，这个溜冰城项目彻底失去了盼头。

最终的希望落在了东方市八所镇的溜冰城上，可是东方八所又有自己的症结。试营业当天，竟有人来打架，派出所的人来调查，让每月交1万元的“赞助费”。林A对于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不过现场经理阿文劝他忍下：“不交钱，就搞不定当地的烂仔，搞不定烂仔，怎么赚钱。”阿文建言不如给所长个33000元，给所里5000元，这样还能省2000，林A批了。

不过，派出所的走了，工商局的来催办证了；工商局的走了，税务局的又来了……这些林A都如法炮制，靠钱打点。

不过，没几天，又有人来闹场了，林A赶忙报警。等到民警慢悠悠地来到，现场早已狼藉一片。林A去求派出所所长，因为打点了8000块钱，他以为会好说话。谁知所长反而怒斥林A这个外地人来此地尽捣乱，勒令溜冰城停业整顿。林A提醒所长自己是交了“管理费”的，此言一出，所长火气更盛，令手下将林A铐了送拘留所。

想到这，林A差不多明白了：原来，是阿文把给各类衙门的钱都黑了。

命运的玩笑

东方八所溜冰城就此谢幕了。不仅80万投资血本无归，身上还背负了50万的债务。林A说他从这件事情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一个人的成长。

接下来的一年，林A北上，一边帮助朋友策划溜冰场，一边也为了躲债。等他再次南下广东时，他有幸地听到了一堂倍增式营销课——这是一个在美国很流行的生意，它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只需要时间，去找一些适合的客户，再教那些客户找到更多的客户，从而就能得到倍增的收入。

这个生意就是传销。林A深信这个新玩意可以致富。他加入了一家在香港成长很快的公司，在香港总部林A第一次听激励演讲时，曾激动得泪流满面。1997年，林A再次回到海南，做起了传销生意。也是从这里开始，林A的演讲和教授的才能，慢慢地得以展现，很快成为国内首批传销普通话讲师之一，林A说他当时的月收入一度达到5万元。

可是中国的市场随时变天，由于非法“异地传销”的兴起，1998年4月国家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形式的传销活动。这时，林A才知道，所谓的倍增式营销模式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把它当作营销工具，它就可以赚钱，如果把当作诈骗，那它就是凶器。

虽然林A再次失败了，但是他收获了成长。这段时间的培训，使他渐渐明确了自己要做激励型心灵工程师的目标。所以这次失败，他并没有消沉太久，马上就在一家名为“亚加达”的教育机构找了份工作。他自动请缨，给全校老师做创新培训，还创设了主动式招生模式解决了学校招生的难题。林A理所当然得到了老板的认可，一年之内就连升了三级当上了总经理。

但命运似乎非常喜欢跟林A开玩笑，1999年底，一间民营私立学校的老板用收取“教育储备金”方式招生后，卷款潜逃。国家通过调查，把这种学校发展模式定性为非法集资，勒令禁止。当时的亚加达与碧桂园都是通过储备金方式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面对这场生死考验，要么转制，要么破产。当时的碧桂园因为

有房地产的支撑，加上积极宣传，得到了家长的理解。学校转制成功；而亚加达则因为资金链的破裂，陷入了深渊。

千禧之年，林A生命中在经历了国企打工、溜冰城、传销、亚加达之后，第五次重头开始。此时的他也只不过刚刚31岁。

被说不可能，要想怎样才可能

那是国企普遍开始改制的年代，林A说服妻子张丽莉买断工龄，拿了10万元的经济补偿。为了再次翻身，他赌上了爱人的未来。

由于资金有限，林A这次瞄准的是清洁公司，因为进入门槛低，竞争少，利润很可观。林A加盟了一个叫“特丽洁”的连锁项目，在广东顺德成立了公司，生意就从清洗高楼外墙这样的小业务开始做。大机会公司成立后一个月就出现了。东芝顺德公司有一单价值30万的楼面清洁业务，当时共有5家公司参与竞标。

林A志在必得，他看过竞争对手的方案，都只是一张纸，而他给出的却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书。至于现场演说，那更是林A的强项。东芝这个项目不仅让林A的公司从最初的3个海南老乡发展到30个人员的规模，更为他赢得了好口碑，此后上门业务不断。

2002年底，林A又做了一件大事。不仅不收钱，还给出66244.28元／年的报价，中标了顺德容桂镇的一家最有利润的公园。当时开出“0”承包费的对手只有傻眼的份。

不过势头红火的公司，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很多鸡蛋里挑剌的恶意投诉后，“特丽洁”收到了政府的整改通知，林A有口难辩。他个人第一次真正的飞跃就发生在此时。

既然我的关系不够硬，那么我让贤给硬的人。林A找来了他称为强哥的一个生意伙伴，自愿地将董事长的位置和公司50％的股份送给他，如果赚钱就对半分，如果亏本则亏我一个。为了最后的“得”，林A做到了跟前的“舍”。从此，公司顺风顺水，现在的员工2000人，年营业额达到数千万。

放下清洁公司不管，林A又另起炉灶地搞起了德才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目前的学员已经超过了两万人。他喜欢做演讲做培训，一直都是。到现在，他还忘不了在贵州黄果树瀑布的第一次讲课，激动的学员将他抛上了天。

“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林A说：“我做一辈子企业，员工也不会因为老板给他发工资，而把老板抛起来。”

现在，林A身家过千万，豪车数辆。在林A四层楼的别墅里，他一边不厌其烦地翻出自己小时候的奖状、证件等“历史档案”，一边对记者讲述着陈年往事。在林A的房间里，还有他的奔驰座驾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那是他今年的目标：新书热销200万，海景别墅……

摄影师给林A拍照时，他先是一本正经地假装正在授课，同时又职业性地出口成章：“别对自己说不可能，要想怎样才可能!”继而又做着任何摄影师要求他做的滑稽动作。张丽莉对我说：“你看林A玩得多开心。”

显然，林A已经从一个物质的贫民，变身为精神的富翁。

指甲钳大王

街头卖过冰棍和咸鱼

他两次偷渡到澳门，从搬运工做起，创业失败后，挑起箩筐成了一名小贩。梦想一夜暴富，最终靠卖小小的指甲钳，一年销售额近两亿元人民币。梁伯强如今已是国内最大的中高档指甲钳供应商，世界三大指甲钳制造商之一。

如果47岁的梁伯强坐在面前，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富有的广东老板：穿普通的休闲服，抽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还会热情地给你斟茶。

两次偷渡混迹澳门

1962年10月，梁伯强出生在中山市小榄镇一个贫穷家庭。他的父亲长期在外帮人扎竹排，母亲在当地一家蚕丝厂上班，靠着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梁伯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喜好安静的梁伯强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把时光耗费在玩耍中——跟着一个乡下教师学了近十年的绘厕。而正是这个兴趣，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16岁的梁伯强高中毕业后，因为有绘画技能，幸运地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单位——小榄制锁二厂，成了一名宣传文员。这在当时，可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

不过，进厂第二年，梁伯强被抽调参与庆祝改革开放的系列宣传活动。当活动在半年之后结束时，他在原单位的岗位已经没有了。梁伯强无奈被分配到了任务重、收入低的翻砂铸造车间当工人，每天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在机床E敲敲打打。

这一落差，让梁伯强痛苦不堪，“我不想就一直这样下去”，梁伯强说，缺衣少食的少年时代，使得他从小就有挣钱养家的念头。

而当时，因为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理优势，沿海出现了“偷渡潮”。那时候，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的两个村子，人均年收入有上百倍的差距。那些偷渡客在家信中提到的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成为像梁伯强这样希望改变命运的内地人最热衷的聊天话题。

1980年4月的一个傍晚，18岁的梁伯强带着简陋的救生装备，怀揣一个饭团，和三个同伴在中山小林农场八一大坝跳进了冰凉的大海，他们要偷渡到对岸的澳门。第二天清晨，在大海中熬过十几个小时后，这些精疲力竭的农村青年第一次看到了高楼大厦。

初到异乡，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梁伯强在澳门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做搬运工。白天干下来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晚上就睡在仓库里。但这样的劳作换来的只是一个月30葡元的收入，而澳门当地人的平均工资是600葡元。对澳门有了点了解后，梁伯强开始考虑“跳槽”。

早年学到的绘画手艺又一次帮了他——三个月后，一则招工广告让梁伯强成了澳门一家仿古家具厂的绘画师，负责在家具上画山水花鸟之类的装饰性图案。这份按件计酬的新工作，让梁伯强的月收入飙升到了三四千葡元以上(相当于当时人民币三四百元)，这个十数倍于内地的收入，让梁伯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人还能挣这么多的钱”。

一年以后，梁伯强手头有了3万葡元，他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他倾其所有在澳门一个偏僻的山脚上的一间铁皮房，又雇用了两个从中山偷渡过去的年轻人当工人，开始给当地的家具厂提供家具产品的绘画服务。尽管生意不大，但当了“老板”的梁伯强能赚到更多的钱了。

由于自己只有一张澳门的临时身份证，而雇用的工人连临时身份证也没有，梁伯强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开展着业务。几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澳门警察在工厂附近进行了一次清查吸毒的行动，刺耳的警笛声让梁伯强误以为自己开厂的事情已经被警方知道了，他像惊弓之鸟一样，一路逃到了澳门与大陆的通关处——拱北海关旁的树林里。第二天天亮时，他高举双手走向海关大门。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审讯后，穿着短裤短杉的粱伯强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小榄镇。此时，他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块在澳门买的手表。

此后一年多里，为了生计，梁伯强挑起箩筐，满大街叫卖咸鱼、冰棍。那段小贩生涯，是梁伯强最潦倒的阶段。直到1983年底，粱伯强才想方设法进了当地一家国营工厂，又过上了平静却又贫困的日子。但在澳

门的“万元户”经历，让梁伯强的心一直蠢蠢欲动，“我知道自己能赚到钱，但是这需要时机”。

1984年10月，澳门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有临时身份证的人可以换取正式身份证。梁伯强兴奋不已，感觉自己的“时机来了”。梁伯强孤身再一次偷渡澳门，从朋友那里拿回了寄存的临时身份证。不久之后，他成了一名正式的澳门居民。粱伯强再也不愿回到小榄，依靠工厂里每月不到几十元的工资度日了。

他在澳门留了下来，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他成了一个香港商人在澳门开设的首饰工艺品厂负责人。

返乡办厂渴望盼暴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珠三角地区涌现出一家家港资、台资加工制造企业，内地人也开始从四面八方赶来。

1985年4月，梁伯强再一次回到了小榄镇，帮香港老板在当地设立了一家首饰工艺厂。半年之后，工厂就雇用了600多名工人，梁伯强负责整个工厂的运营管理，“这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梁伯强说，那时，他的月工资已经高达5000元。

但命运再一次作弄了梁伯强。香港老板因为私下将产品在广州市场上进行批量销售，违反了来料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允许随意在内地销售的规定。1986年的一天，梁伯强的工厂被海关查封，他本人被拘押一个多月。

当海关最终查明与香港老板违法销售产品的事情无关后，梁伯强被释放。但此时的他面对的是老板失踪、工厂被封、工人流失的状况。他再一次失业了。看到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正在珠三角雨后春笋般兴起，有技术、懂管理的梁伯强想到了自行创业。凭借两台手动冲压机，梁伯强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作坊，做起了老本行——人造首饰。产品生产出来后，他就批发给广州、义乌等地的经销商。不久之后，有了一定资本的梁伯强在小榄镇成立了一家工厂，以浙江义乌为主要市场，开始了他真正的老板生涯。

为了打开销路，梁伯强像珠三角无数的小作坊老板一样，手提大袋小袋的产品，往返于广州到浙江的火车上。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向一家家的商户推介。十年之后，梁伯强的工厂员工已逐渐发展到数百人之多，销售额逐年攀升。1998年时，梁伯强已经成为国内人造首饰领域的产销大户，销售额高达6000万元以上。

作为最早发家致富的广东商人之一，梁伯强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但他们的商业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很少愿意深入去了解市场趋势、企业品牌、现代管理。梁伯强形容自己早年“也就是农村土小伙的模样，除了生产和销售，其他一概不懂”。

为了赚更多的钱，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梁伯强还试图去倒腾当时流行的“政府批文”。为了拿到批文，粱伯强一度频繁地飞赴北京，希望能结交那些“有门路”的人。为此，数年中，他花掉了上千万元的“公关费”，“坐飞机就像坐出租车一样，几万元一桌的饭局也毫不心疼”。但这种希望一夜暴富的心态，最终没有带给梁伯强任何回报。

回忆当年，他说自己就像那些深信“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而盲目跑到珠三角的农村青年一样，“差不多到了1997年，我才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并不属于空手套白狼的那一类人，只能靠实实在在地做事挣钱”。

放弃倒腾创建“帝国”

1998年，放弃倒腾“政府批文”念头的梁伯强，正苦于公司在日渐萎靡的人造首饰市场上难有更大作为时，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国务院一位领导以国产指甲钳质量普遍不高为例，要求轻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看完新闻，梁伯强意识到一个新的市场机会正在出现——生产人人需要而又无人关注的指甲钳。

那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国有指甲钳厂已经处于濒临倒闭的境况，市场上销售的国产指甲钳大多产自广东、浙江一带的小作坊。但这些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价格低廉但又做工粗糙，大多以几毛钱一把的价格通过地摊、杂货店销售。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韩国产的“777”牌指甲钳则基本只出现在高档的百货商店里，价格更是国产指甲钳的十倍以上。

在低门槛低利润和高门槛高利润的问题上，梁伯强选择了后者——他口袋里有足够的资本去参与高风险的市场游戏，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存了通过打造品牌为企业注入长期生命力的商业念头。

为了全面地了解世界高档指甲钳的生产、销售情况，他甚至还进行了一次环球商业考察，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了解市场情况。

1999年4月。梁伯强的第一批指甲钳问世了。他用了一个国外朋友的名字“ST.Allen”(中文名“圣稚仑”)为自己的指甲钳命名。尽管这个品牌名称有点莫名其妙，但跟国内小作坊出产的那些同类产品相比，梁伯强的指甲钳在原材料、产品功能和造型设计上高出了一大截。而也正是这一点，让他的指甲钳在国内脱颖而出，也为他的“指甲钳帝国”奠定了基础。

据公开资料显示，粱伯强生产的中高档指甲钳现在占据着国内第一、世界第三的市场份额。他说，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指甲钳上面，希望“将指甲钳打造成瑞士军刀、zippo打火机一样的产品”。

胡润榜富翁阶级分析

今年荣获各项大奖的电影《贫民富翁》，男主角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影片给了四个答案A：他作弊；B：他幸运；C：他是天才；D：一切命中注定。看完电影，这段提问给我印象很深，它使我对胡润榜单中的大富翁们产生了另一种视角的解读兴趣。他们原来都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掘到了第一桶金?他们何以能够发家致富?

贫民富翁占了一半

带着重重疑惑，我开始了对胡润榜富豪的统计与分类。在看过每年前50名(去掉重复上榜者)，共计205名富翁的人生经历后，我发现正好有100名富翁(家族、兄弟和夫妻都只算主要的一人)就如同电影中的杰玛一样，家庭出身一贫如洗。“贫民富翁”的比例接近50％。

这些贫民富翁都有过穷困的童年，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都被饥饿所威胁。比如靠贩卖汽车起家的冼笃信(1999胡润富豪榜第19位)，小时候吃得最好的就是一筐番薯加一把米熬成的稀饭，“稀饭里只有几粒米，一年只能吃两次肉，一顿是过年，一顿是端午节。”为了给自己加餐，甚至还把目光盯上了山上的老鼠、松鼠、野鸡和蛇。

在这些“贫民富翁”中，家庭贫困的一大特点还在于人口众多，如华为老总任正非(2000胡润富豪榜第5位)，全家共有9口人，家里通常都是几个人合用一席棉被，在地坑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年轻时的任正非在家就没穿过衬衣，即便是夏天也穿厚外衣。

新中国购买了第一部法拉利的李晓华(1999胡润富豪榜第4位)，家庭出身同样贫寒，一家6口竟然要挤住一问7平方米没有窗户的住房。之所以这些“贫民富翁”的家庭人口有这么多，还跟出生的特殊时代有关，在这100位贫民富翁中，有5人出生在1930年

代，有13人出生在1940年代，1950年代的最多，有47人，出生在1960年代的也有35人。

80年底贫民富翁的黄金时代

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出生的“贫民富翁”加起来，是整体的65％。这两个年代的人正好赶上1949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多生多育，据传当时有的“英雄母亲”曾创纪录生下18个孩子，而生个七八个的都只能算是普通。

生长于这两个时代的人，一出生就拥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口粮少，人口多自不必说，其间要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吃不饱穿不暖是那个时期的常态，但在经历长久的贫困与苦难后，他们反而比常人更加希望摆脱困境。

当80年代财富的政治禁忌被打破之后，已经成年的那一代中国贫民便如饿虎出笼。他们为追求财富，表现出近乎天方夜谭的想象力。整个80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这是中国的贫民富翁们的黄金时代。

与之相对应，纳入我们统计范围的100名“贫民富翁”中，绝大部分人是在80年代中后期掘到第一桶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贫民富翁的发迹年代的分布数据：1979至1991年。有82名贫民富翁是在这个时间段发家的，其中有63人在80年代挖到第一桶金；1992年以后，则只有18名。

90年代白手起家不再主流

90年代之后，贫民富翁的产生几率逐渐下降。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中国迎来新的一次创业高潮。不过，这次创富运动并不属于这100名“贫民富翁”，中国开始进入腾讯的马化腾、网易的丁磊以及百度的李彦宏等互联网骄子的时代。

马化腾等财富新贵，在出身上并不如刘永好、宗庆后和张茵那样贫寒，在致富路径上，两个年龄阶段的富翁也截然相反。无论是刘永好、张茵、许家印还是宗庆后，都是靠实业获取财富的。

但马化腾等网络新贵，要想成功，早已离不开资本的聚合以及推力了，马化腾曾经一心想干的就是把QQ卖掉，但没人肯买，要不是有风投公司愿意，砸钱帮助腾讯在香港上市了，QQ也就不会有现金资本来发展新的业务。

在我们现在统计分析的100位“贫民富翁”中，而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榜富翁，根本就没过第一代富翁那样用苦的生活。这固然是社会总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的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白手起家”的机会已不如80年代那样遍地都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开始出现。

2002年上榜的李兆会，当年直接继承父亲几十亿元的财产，一举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富翁”，2007年上榜的杨惠妍，甚至因为得到父亲转移的公司股份，而一举成为当年富豪榜的头名。

贫民富翁数目在逐年下降

胡润从1999年开始，每年推出一份中国大陆的富豪排行榜。在第一年上榜的富豪前50名中，贫民出身的富豪有28人，占了一半以上。这一比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胡润榜新晋富豪(指进入前50名者，下同)有31人，其中贫民富豪19人；2001年新晋富豪30人，其中贫民富豪16人；2002年新晋富豪17人，其中贫民富豪11人；2003年新晋富豪15人，其中贫民富豪8人；2004年与2005年新晋富豪均为12人，其中贫民富豪4人；2006年新晋富豪15人，其中贫民富豪也是4人；2007年新晋富豪19人，其中贫民富豪5人，2008年新晋富豪4人，而贫民富豪只有1人。

从上面的数据中，每年新增的富豪总数在下降，其中贫民富豪的下降趋势更是非常明显。无论是新增富翁还是新增贫民富翁人数的减少，都可能说明了一点：经过长时间的原始积累，财富的分布已经大体上固定下来，中国社会的创富机会开始向已富阶层集中，具体表现为富者愈富，贫者迈入新富阶层的门槛抬高，阶层的代际“遗传”出现。而未来几年，中国要出现新的贫民富翁的可能性也将大大降低。

社会学家所说的阶层固化的雏形已经降临在中国社会上。

30年草莽英雄渐次退场

1980年代，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竞争并不充分，四处都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可能，由此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国的第一代富豪。1990年代之后，越来越高的创富门槛与日渐扩大的社会阶层隔阂，使得贫民出身的草莽英雄渐渐淡出了江湖。

1977年，刘永行高考高中理科状元，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在次年春天踏入大学。这一年，许景南在福建老家拉板车。拉5公里收1块钱，赚到的钱除了买工分交给生产队，剩下的才归自己。

刘永行不会想到他与他的兄弟日后会成为中国富豪榜的常客。那时候富人等于罪人，以财富为标识记号的阶层分化已被抹平，即使是先前阔过的家族，也如失去根基的浮萍，漂浮在这个扁平社会上面，被风吹浪打。人们自觉压制着自己对财富的欲望，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梦想。

社会在悄然地变化。1980年前后，各地的大街小巷突然冒出了许多地摊小贩。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些像野草一样蓬勃生长出来的个体户雏形，将会撬动一个扁平化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这一年的春节，做家电修理工的刘永行为了让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时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年广久也开始卖起瓜子。

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就这样被唤醒。但政策对个体经济放开一条窄缝，初衷并不是为了让刘永行们变成富翁——直到1985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正式提出来一而是为了缓解那时候突然加大的城市就业压力。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返回到当年出发的城市，接下来的两年。还有300万人将陆续返城，解决他们的就业成了燃眉之急。计划经济体制内已经无力吸纳这批就业大军，国家只能“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到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已约十万户。

1983年秋天，刘永行的兄弟刘永言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块手表，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四兄弟一共凑1000多元，办养殖场。许景南用拉板车赚的本钱，开起了包装厂、拖鞋厂、木箱厂、机砖厂和建材厂。

商业的力量被启动起来，就不再停息，并悄悄推动政治的变化。1984年，官方肯定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从政策上保证人们创富的安全。而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竞争并不充分，四处都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可能。“下海”成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国第一代富豪。

1995年2月，美国杂志《福布斯》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上榜的19人中，刘永行四兄弟力压“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以6亿元资产高居榜首。拉板车出身的许景南也成为了中国体育用品大亨。不少跟着年广久出来卖瓜子的穷光蛋，都先后变成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

从贫民出发，到达富翁的彼岸，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阶层再造的主要篇章。

研究中国阶层变迁的社会学者孙立平说，在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当时的万元户。

孙立平将这种阶层流动称之为“上向流动”。显然，“上向流动”是贫民富翁批量产出、财富草莽英雄纷起的重要机制。

1990年代之后，与忙着兑现财富的先行者们相对的，是愈发难以攀上创富通道的贫民阶层，与日渐扩大的社会阶层隔阂。与描述农民工凄惨生活联袂出现的，是“富二代”甚至是“富三代”的频频曝光。“上向流动”不知不觉停滞下来。

富豪阶层的大门当然还向贫民出身者开放，但门槛已经大大提高。在80年代，身无分文、大字不认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因为风云际会而跨入富人阶层者比比皆是，只要胆子够大、脑子够活。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稳定化，出身、知识、权力、人脉关系、创业资本已是踏入富人阶层之前必须跨越的门槛。在中国短短30年创富游戏中，中国草莽完成了从粉墨登场到英雄辈出再到渐次退场的过程。

英雄莫问出处，在成熟的阶层社会，知识与个人努力才是人们进入富人阶层的最公正的“敲门砖”。

或许中国再造贫民富翁的钥匙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