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字”从根儿说

2009-05-14 03:29王晓平
寻根 2009年6期
关键词:汉字日本

王晓平

在我们阅读日本文学作品或者新闻报道的时候,不时会碰到一些怪字,查《新华字典》找不到。比如日本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和过哲郎(1889~1960年),这个“辻”(tsuji)字就不多见。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同样一个字,日语原文和翻译过来的汉文不是一个字,比如日本前首相小渊,日文中写的是“小渕”(kobuti)。日本字不是都来自中国吗?怎么会有我们字典中没有的字呢?

上面举出的两个字,一个是中国没有而日本人自造的字,日本人称之为“国字”,也叫做“和制汉字”、“和字”、“倭字”、“皇朝造字”;一个是中国原来的俗字,今称异体字,中国已经有几百年都不用了,所以很多人倒以为是外国字了。那么,同是怪字,哪些是日本“国字”,哪些不是,要说清楚,就不能不给日本“国字”捌捌根儿。

人名、地名中的日本怪字

江户时代有个大学者新井白石早给“国字”下了个定义,那就是一定是只有日本有的,不仅是日本人仿造汉字的原理自己造的,而且必须是中国没有的。就算原本是日本人不知道有某个中国字,自己造出来的,后来才发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字,意思可能还不一样,那就不能把它算作日本“国字”了。这样一定义,我们对日本“国字”就好把握了。“国字”以训读为主,少数也有音读的。

为什么会有日本“国字”的问世?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而语言又是反映人类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万事万物的工具。说到根儿,是因为日本存在中国没有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日本人感到中国传来的汉字不够用了,或者用起来不那么方便了,就自己造起字来。早在奈良时代成书的《万叶集》,是用中国字记录日本和歌的,其中有一位歌人名叫柿本人麻吕。麻读作“ma”,吕读作“ro”,合起来读作“maro”,写成两个字是“麻吕”,两个字和在一起写就是“麿”。这就成为日本独有的字了。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魔”字。“魔”本非周秦旧字,佛经给我们带来了“魔”的概念,为了翻译佛经,先贤先用“磨”代用,后来换“石”为“鬼”,就造出了“魔”字。奈良时代的书写习惯,是自上而下竖着写,合写的“磨”要比分写的“麻吕”写得快,还好看。这很像中国字中的“不用”为“甭”,只是“唐”并不两字合读罢了。

丰子恺译本《源氏物语》第四十二回(帖)篇题为“匂皇子”,郑民钦译本译作“匂兵部卿亲王”,其中的“匂”字被列在日本“国字一览表”中,读作“nioi”,是香味的意思。然而这个字在平安时代本来是“韻”字的省笔字。江户时代儒者松井罗州《它山石初编》就指出“匂”是“韻”字的省文。他举出平安时代藤原敦光《对庭花诗》“当户浓句含霜媚,入帘落蕊带风斜”为例,说里面的“浓旬”就是“浓韻”。松井罗州所言不差。其实,在中国早有这个字,读作“盖”。《龙龛手镜》(高丽本)勺部:“旬,盖,葛。”意思是“旬”这个字,读作“盖”,是葛的意思。所以,“国字一览表”里是否还应该给它留一个位置,就值得讨论了。

一般翻译日本文学作品的时候,遇到日本“怪字”,意译或者音译都可以避开,不让它们出现在译文中让读者头痛,不过一碰到日本人名、地名中的“怪字”,可就挠头了,总不能给人改名换姓吧。至今在日本人的姓名中,还有一些字属于日本“国字”。前面提到的“迁”,是十字路的意思。日本地名中的“国字”不仅常见,而且还有一地专用的。日本关东北部有个枥木县,枥(toti)是日本“国字”,本来是一种山地自生的落叶乔木,栗子似的褐色种子可以食用。爱知县有个地名叫“朲岛”,也写作“朲岛”,“朲”和“认”都读作“iri”,这两个字就是地名专用。在日本,像这样的地名用字不止一个,本地人当然用来不犯愁,对于外地人来说,可就难明其妙了。

日本风物中的“国字”

新字的产生首先是为了书写实用和方便。有些中国字写起来很复杂,日本人就造一个简单的字去代替,作用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简体字。山麓的“麓”,笔画太多,日本国字就出来一个“梺”字,保留了“麓”字的上部,以“林”加“下”字会山脚下之意。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翻译西方书籍,碰到许多新事物、新概念,于是便仿造汉字的造字法则造了一批新字。这些字一度传人中国,为中国人所接受。例如,重量单位“嘲”(今作“吨”),长度单位千米写作“烆”,厘米写作“糎”,毫米写作“牦”,它们都是将西方文字音译和汉字的表意功能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些字都通过翻译传人中国,只是今天已不再使用。为了表示生物体由腺细胞组成的能分泌某种化学物质的组织,日本学者创造了一个“腺”字,这个字不仅在我们的自然科学中长期使用,而且被收入了《新华字典》。它的结构容易意会,让我们感觉不到它原来是“舶来品”。像这样日本“国字”被中国汉字吸收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日本素称海洋之国、森林之国,独有的水产和林木数量很多,它们是日本人的骄傲,所以在“国字”的家族中,表示鱼类的“鱼”字旁的字和表示林木的“木”字旁的字就格外多。在茨城县,我曾看到两家以汉字为广告的店铺。一家是刺身店,门前转动的圆形霓虹灯上写满了鱼字旁的字,其中如麟、姥等字见所未见,主人以这种鱼字大博览的方式向客人夸耀日本渔产之丰、自家鱼虾之鲜。另外一家是木材店。店前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的全是木字旁的字,数目实在可观,其中当有不少属于日本的“国字”。那些日产的鱼字旁和木字旁的字,随着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今天有些为中国人所熟悉,甚至进入到中国部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例如鳕(tati)、觫(kou)等字就随着日本料理店进入中国都市而开始成为熟面孔。

除了自然风物的不同之外,日本民族还有属于自己的有关神鬼狐、鸟兽草木虫鱼的想象。从最早的叙事文学《古事记》、抒情文学《万叶集》等作品中,它们就不断现身。周作人翻译的《平家物语》卷四十五篇名为“怪鸟”,原文是“鵼”,读作奴江(nue),是一种怪物,并非鸟类,叫声像是“奴江”,故以奴江为名。书里说是源赖政从紫辰殿上射落的怪物,据说长着一张猴脸,狸的身子,蛇的尾巴,虎的手足,叫声像画眉。其实《广韵》中已经有这个字,说是怪鸟。周作人推测是一种昼伏夜飞的鸟。由于中国已经有了这个字,“鵼”不能算是日本“国字”了,这个字也写作“鵼”,突出其夜间活动的特性。

怪字不一定都是日本“国字”

我们今天看不惯的日本字,不一定都是日本“国字”,有些反而是六朝至唐初俗字的写法。中国的“葛”字,日本写作“葛”,中国的“笑”,日本写作“哄”,上面说过的“渊”字,日本写作“测”,其实“葛”、“哄”、“渕”都是唐代的俗字。这只要看一看敦煌写本和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写本就明白了。

江户初期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囫

(1628~1700年),翻译成中文时写成“德川光国”。“圀”字看起来很陌生,其实是个“中国产”。唐朝张旌《朝野佥载》还记载了一个与这个字相关的传说。天授年间,武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口中‘武以镇之。”女皇大喜,发下制书立即执行。过了一个多月,又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赶紧迫归制书,又把“口”中的“武”改为“八方”,即为“圀”。这则传说虽然头头是道,却少根据,“园”字的出现是在证圣年间,而不是在天授年间。总之,“园”是唐代的异体字。今天“园”字在日本也很少使用,学江户时代历史的却不能不认识它,因为德川光园对江户时代的文化是很有贡献的。

像“图”这样的一些字原来都被当作日本“国字”,实际上在中国早有,只不过表示的意思和日本不同,因此不能列入日本“国字”之列。在平安时代的愿文里,经常出现一个“崛”字,在物语当中也能见到这个字。日本学者根据《康熙字典》等字书,把它解释成“忧”,结果很难讲通。因为这个字的后面,通常跟着表示若干僧侣之类的意思。根据我的考证,这个字当作“邀请”讲,在愿文中部是写请若干僧侣来作法事。本来这个字在六朝和唐代都写作“屈”,这种用法在敦煌文献中也很常见。蒋礼鸿等专家都有过考证。日本人从六朝愿文和俗文学中懂得了它的意义,为了和表示“屈服”之意的“屈”字相区别,或许是想到“请”需要开口说话,就给它加上了一个“口”。关于这个字的考证,请参阅拙文《啒字考》(《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结果这个字有了自己的含义,而与《康熙字典》等字书中的“啒,忧也”不再是一回事了。然而,从字形来说,日本有,中国也有,就不能算是日本“国字”。

像这样给中国字加偏旁构成新字的情况,还有一些。日语中有一个“喰”,表示“吃”的意思。这恐怕是因为日语中常用来表示“吃”的意思的词有两个,一个读作“taberu”,用汉字“食”来表记,另一个读作“kuu”,如果也要用汉字表记的话,就必须有所区别,于是便在旁边再加上一个“口”。两种说法都很常用,于是“食”、“噙”各司其职,写出来读起来都不至于混淆。日本的“国字一览表”还把这个字列了进去。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也有这个字。《龙龛手镜》(高丽本)食部:“喰、湌、飧:音孙,以饮浇钵(饭)也。上一又俗仓安反。”是说“喰”字读作“孙”,俗又读作“餐”,是用汤水泡饭的意思。一般也用作吃、进食的意思。《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甘辛美味,妻子长喰。”中国的“喰”和日本的“喰”都表示“吃”的意思,读音不同。把“喰”列为日本“国字”,是因为像这样中国中古时期的俗字过去没有收入广泛流传的字书当中。

笔者试着从日本“国字一览表”中,再摘出两个来。

“枉”字,日语读作“masa”,或“masaki”,一种常绿灌木,译作正木,多种植在庭院里面。“枉”在中国,原来是“柩”的俗字。《龙龛手镜》(高丽本)木部:“枉,俗;柩,正。渠救反,尸柩。《礼记》云:‘在床日尸,在棺日枉。言久也。”

“箅”,日语读作“hata”,或者“hatake”,是旱田的意思。与水田相对,干旱的土地水分少,颜色发白,所以就以“白”字样加“土”字会意。一般都认为是日本造字,不过笔者发现,平安时代的字书《倭聚类名抄》高松宫旧藏本第一卷“畠”字条引《续搜神记》云:“江南之畠种豆”,以下并注明:“畠,一云陆田,和名波太介,或以白田二字作一字者,讹也。《日本纪》云:‘陆田种子波多介豆毛乃也。今案:《延喜内膳式》营瓜一段种子四合五夕(笔者案:“夕”字疑为“勺”字之讹)也。”可见《倭聚类名抄》的作者认为“富”字在《续搜神记》中已经出现,并非白、土各为一字,江南旧有此用法。《续搜神记》今不存全书,仅将此条录于此,存疑以待方家详考。

日本“国字”该怎么念?

日本“国字”多是会意字,两部分合在一起表示一个事物,或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或内外结构。但在我们看来,可能会误以为偏旁表示基本意义,还有一部分就表示读音。汉字中形声字多,我们也容易把日本“国字”当形声字来看待。按照念字念半边的习惯,这些日本“国字”也就会约定俗成地找到较为可行的读法。

虽然少数日本“国字”已经能在《新华字典》上查到,然而,对这些越来越多地闯人我们精神生活的不速之客,我国官方都还没有一个说法。比如对日本国字进行一番调研,规定一下哪些字我们可以使用,应该怎么读,哪些字我们不必引进,可以用什么方法处理等等,这样做的必要性一天天在增强。

在没有这样一个规范之前,读者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读音的问题。一般译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少译本既无注音,更无注释,全凭读者跳着读或者蒙着念。不过也有的翻译家早就想到了,他们一方面在译文中尽量避免过多引进新字,一方面又通过注释等方式介绍必要的知识。周作人在《平家物语》等译著中碰到这种情况,往往加上很详尽的注释,用拉丁文注明该字在原文中的读音。这样的注释本身知识量大,读来也颇有趣味。这完全是一种研究型翻译的做法。陈寅恪先生曾说:“依照近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从这种意义上说,解释一个日语汉字,就是做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翻译者在介绍日本文学经典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因缘。

诚然,由于译本面对的对象不同,做法也可以各不相同。不过,起码可以给它们用拉丁文或者别的方式注一下在原文中的读音,如能简明地说明一下它的特有含义,就可以更多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读来也会更有味道吧。

日本“国字”的汉字思维

中国字讲究音形义统一。而日本汉字从一开始便与中国读法不同,可以说是“同文异读”。日本人仿造中国字自制汉字,就无法顾及见字知音这一方面,所以大多数“国字”,只是吸收了汉字望文知义、见形想物、四方结构这些要素。那善于潜水的鸟,就是“入”加“鸟”,写作“岛”(nlo);同理,表示进入的意思,就是“人”加“L”,写作“达”(komu);水滴就是“雨”加表示下落之意的“下”,写作“雫”(shizuku);生活在田野、池塘、河边的鸟就是“田”加“鸟”,写作“畴”(shigi);日本把木匠叫作“大工”,于是“木”字加“工”字,写作“奎”(moku),就表示木匠的意思了。日本“国字”今天已经是亚洲汉字大家族中富有特色的一员,至今还活力十

日本“国字”既是中国字的扩衍和增展,又是日本文化的符号。因为当人们感到需要造一个新字来表示某一事物的时

候,就赋予了这种事物一种特别的意义。红叶,日语读作“momiji”,《万叶集》里多写作“黄葉”,后来造出一个“木”旁加“花”字的“椛”字来,专门用作红叶之意。有了这个字,毕竟用来方便些,因为日本还有“椛田”、“椛岛”这样的姓。这些都反映出日本人对红叶的偏爱。日本人爱以花来比喻他们认为最精彩的事物,他们把一种日本特有的酒写作“糀”(kouji),把一种日本刀写作“錵”(nie),这些无不是一种审美情趣的流露。“榊”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枝叶常用于献神,所以就以“神”加“木”为字。日本人的神道观念,也渗透到“国字”当中。

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读日本文章,跳过那些弯弯益曲的假名,意思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所以中日两国的文人见面还可以笔谈。今天不懂日文的中国人拿到日本文章,可就摸不着头脑了。同样,没有学过中文的日本人,也看不懂中文报纸了。光凭自己认识的字,去猜对方国家的文字,就会闹出笑话。据说有位要回国的日本商人,坐在开往北京机场的汽车上,为了表示对接待方的感谢之情,给中国公司派出送行的司机用日本汉字写了一张纸条:“大变有难,我我上机嫌。”里面的“大变”,意为“非常、很”的意思,“有难”是感谢之意。而“上机嫌”则是“心情愉快、非常高兴、爽”。本来他的意思是说:“十分感谢,我们非常高兴。”却把司机吓坏了,以为他碰到了什么事变灾难,不愿意上飞机了。

汉字从1500年以前传入日本,一直到今天,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然是无可取代的。日本热爱汉字的人们为了推进汉字教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每年的12月12日,是日本的“汉字日”。从1995年开始,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都要举办“一年一字”的活动,向社会公开征集最能表现当年世相的一个汉字,并于“汉字日”这一天,在京都清水寺由住持公开书写票数最多的一个字。这已成为日本年末一道风景线。从1995年以来,人们分别选择了震、食、倒、毒、末、金、战、归、虎、灾、爱、命、伪、变这些字,来记录当年的大事,寄托对来年的期望。亲历者不难从这些字中回味起当时的情景和心境。2008年的“一年一字”是“变”字,寄寓着在金融危机的当口举国思变的情绪。日本电视中经常播放有关汉字的知识竞赛和五花八门、妙趣横生的汉字游戏,就连社区办的小报,也不时刊登有关四字熟语(近乎中国的成语)等填字、猜字游戏。这些对于我们这些汉字的故乡人,不仅感到分外亲切,而且从中可以备受启发。

大体说来,我们对域外的汉字还比较陌生,还没有一部像《大汉和词典》一样包括中日汉字的大词典,更不用说将朝鲜半岛等其他汉字文化圈的汉字都收纳进来的《亚洲汉字大词典》以供研究了。我以为,这件事情早晚会有人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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