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不自由

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问题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此言一出，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二十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见《孙中山全集》第九卷），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而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

随后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惟德国、日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甚至有人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美国公开宣称“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国家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权力。必须承认，今日中国内地并不是没有混乱。三聚氰胺热销，民宅被“拆迁党”摧毁……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乱”，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

显而易见，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乱。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因言治罪的混乱；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暂住证的混乱；有上访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乱；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警察夜闯民宅的混乱。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我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原载2009年4月23日《东方早

报》本刊有删节】

插图 ／ 一脉相承 ／ 蔡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