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迟子建创作的比较研究

2009-05-18 02:41
西安社会科学 2009年4期
关键词:生命意识迟子建萧红

郗 程

摘要:萧红和迟子建是现当代著名的东北女作家,她们在文化选择、生命意识、童年视角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有比较研究的价值。但是由于两者的创作个性不同,在以上几个方面又体现出独特性。

关键词:萧红;迟子建;文化选择;生命意识;童年视角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167-02

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地域性对作家的创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地域相同的作家或许出身不同。或许性格各异,但他们都把同一片土地当做感情的载体,因此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与可比性,例如萧红与迟子建。

同样作为东北作家,萧红和迟子建都是这一片广袤的白山黑水养育的杰出女儿。迟子建说过。“地域文化色彩对人的影响确实很大,这种特定的环境赋予作家天然的气息,你在这块土地上出生和成长,必然在血性中会渗进某些特质。”她们用或明净或清冽或忧伤或沉重的笔触将东北的风土人情凝固在了书页上,从字里行间都透出一种女性的温情与忧伤。她们的创作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但是她们毕竟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在同样的眷恋故乡,钟情自然的背后,又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范。

一、文化选择

萧红与迟子建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作家。在萧红的时代,“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深切影响了创作,激进的意识形态弥漫着整个文坛。而迟子建处于90年代初的文学转型期,文学在商业社会中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女性作家开始以自觉写作彰显女性写作的独立意义。但萧红和迟子建都自觉地选择了与时代潮流相比较为边缘化的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

萧红的创作没有因为迎合革命化的群体意识和潮流而忽视了生命体验与生活经历。她承接了五四时期国民性反思的余脉,在自己的生活积蓄上抒写自我情感体验。萧红认为“题材必须要跟作家的情感熟悉起来。”随着《生死场》的发表,萧红的创作视野越来越向内心世界反顾。《生死场》描写了抗日战争前后的农村生活。展示了农村日常生活图景。渗透了北方白山黑水的苍茫、凝重和悲凉。以《牛车上》的创作为标志,萧红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展示了更丰富的人生内容。她用自己的生命本能感受着世界,在主流话语的轰响中固执地表现个体心灵的悲伤感悟。她自觉而明确地表达了改造民族的病态这一思想,把貌似平常的日常生活与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使作品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当我们将萧红与当时文坛一些最有影响力、最多产的及最有才气的作家,如幽默小说家老舍、社会小说家茅盾、浪漫革命小说家巴金相比,她与这些人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当时那些一般的作家主要作品中的题材和所要传达的政治信息一如爱国式、共产式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识一是萧红作品中所缺乏的。萧红以她独特的艺术才华,加上她个人对世事的感应而产生了不朽的篇章。她的作品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迟子建在充满了物质化写作和身体写作的当代文坛中自成一家,以民间立场来关注人性,闪烁着温情的光。与萧红的寂寞相似,迟子建在女权主义的呐喊声中也是寂寞的。她的民间立场是一种“以民间视角与世俗情怀来揭示人性和生存的意义,”体现在作品中就表现为“无处不在的悲天悯人的民间情怀,优美动人的民间情感,血肉与共的民间情节。”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很少见到当下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的罪恶与放纵。她写了一些有人性弱点而犯错误的小人物,但他们都是值得同情和关爱的底层民众。如《雾月牛栏》中的继父,《鸭如花》中的逃犯。她远离了当代文坛的喧嚣,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对众生的悲悯和关心。

二、生命意识

在萧红与迟子建的作品中,生与死的交替构成了最动人的画卷。在她们笔下都体现出了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泛生命意识”。人不过是众生,植物动物都有自主意识与生存空间。《呼兰河传》中后花园的植物都是“我”的亲密朋友,迟子建认为生命本来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她把动物当作朋友,“迟子建最擅长撷取那些纯自然的意象来构筑她眼里的人类世界……所有这些普通的植物、动物和自然物体,一旦到了她的笔下立即熠熠生辉,就像人一样活了起来,又都象神一样蕴含了某种昭示”

但是萧红的生死观往往带着浓重的悲哀。她更多地关注生命之苦。她笔下的众生被苦痛所折磨。浑浑噩噩地走向死亡。这是一个木然的世界,“生,就任其自然的长去”“死了,哭一场,埋了。”《生死场》中,生比死更加痛苦,或者可以说,生仅仅是为了痛苦的死。生命的躯体在死亡的坟场上扭动,浑噩的世界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尤其是她笔下的女性,她们的生与死更是动人心魄。萧红刻画了她们惨烈的生育和死亡。在萧红的小说世界中,女性沉默在男权世界的暴力下,仿佛只是一件物品。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因为病情不见好转,她的丈夫用砖块把她隔离起来,以至于她活着就生出了蛆虫,凄凉而悲惨地结束了生命。对于女性的挣扎和苦难,男人们习以为常,女人们也视为理所当然,一代又一代麻木地生存在东北大地上。

迟子建更加达观一些。她的笔下,“生”与“死”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渗透的。死渗透着生,伴随着生。是统一于生命的。像《白夜旅行》中,女主角与男友的灵魂共处了一个夏天。迟子建在《秧歌》的自序中写道:“也许是我生长在偏僻的漠北小镇的缘故。我对灵魂的有无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简朴的生活中频频出现。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他们遇见过鬼魂,这是我对暗夜充满了恐惧和一种神秘的激动。活人在白天里生活,死人在白天里安息;活人在夜晚假死,死人在夜晚栩栩如生的复活。就这样,我总是比其他人更喜欢梦见亡灵。他们频频与我交谈,一如他们活着。”在她的笔下。生机和温情在死亡之后依然可以弥散开来。像《亲亲土豆》中,那个从坟顶滚落的土豆将生者与死者联系在了一起。迟子建对自己塑造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与悲悯。她总是能让人们在严酷的现实中寻找温暖,并且让这温暖保持下去。

三、童年视角

读过萧红与迟子建的人都记得《呼兰河传》与《北极村童话》中天真的女孩,张着稚嫩的纯净的衣服,用明澈如同小溪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一个个故事。其实不仅在这两部作品中使用了童年视角,她们有很多作品都是以童心去捕捉世界,观察世界。

作品总是反映了一个由作家的心灵所折射出的审美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精神支撑正是是对他们的内心影响最深的情感体验,而童年视角正是用最纯粹的表达来折射这个世界。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萧红对流逝了的生命的反观。她以清纯的童心为参照。以孩子的角度诉说着见闻,用一个孩子的眼重组了逝去的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她对童年的经历充满了感性的体悟,在她冷眼旁观麻木的成人世界的时候,她用童年视角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充满童真的寂寞世界。《牛车上》透过一个小姑娘充满了童稚的双眼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质朴感悄。《小城三月》也是以儿童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哀伤的爱情故事。《呼兰河传》中用儿童的口吻揣摩和观测成年世界,用儿童的心灵世界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作者站到了幕后。任由一个孩子带我们追踪一段生命的历程,既有天真无邪的生活情趣,又流淌着饱经风霜的人生智慧。

迟子建说,“我喜欢采用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是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那样自如的弥散,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她用孩子的心态和情感去认知世界,以保求情感的纯真和透明。《北极村童话》没有完整的小说结构,只是童年生活的片段和个人化感触。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和怀想。这其中的纯净的感觉,却是对成人世界的怀疑和对约定俗成的生活的质疑与反拨。童年视角是她对往事的忧伤的怀念,也是女电艺术地批判庸俗的世相人情的手段,以童真的轻松映衬出生活的沉重,又在残酷的真相中寄托纯净的希望。《没有夏天了》其实是讲了一个家庭悲剧,作者以小凤的视角进行了讲述,有意识地将许多情节处理成小凤的思考方式,使这个故事超出了一般的内涵,更具有人文色彩。

萧红和迟子建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有相似性。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作家,迟子建曾说,她喜欢萧红的作品,但是,“萧红就是萧红,我就是我。”对她们进行比较,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两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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