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骋 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

2009-06-01 09:27
南方人物周刊 2009年21期
关键词:和平绿色

彭 苏

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1971年9月15日,加拿大温哥华的清晨,3个小伙子登上了一艘名为“菲莉丝•科马克”号的小船。

他们按计划驶往北冰洋上的阿姆奇特卡岛,对美国政府将在那儿爆炸一枚100万吨级的氢弹,表达他们的强烈抗议。

至此,“绿色和平”这一全球性NGO,正式踏上了国际舞台。

“现在绿色和平的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全球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共有2000多个工作人员,300多万名志愿者。”通往温哥华的电话那厢,绿色和平(中国)总监卢思骋用港式普通话温和地作起了介绍。

NGO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2001年,卢思骋从香港单枪匹马,先后到达广州与北京,成立了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分支。

这一年,没有助手,没有正式像样的办公室,绿色和平(中国)就他一人在做事。

扎根大陆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颇具环保、劳工、社区、学校民主化等各种社会运动的经验;他曾主修和平与冲突研究,研读过人类学硕士课程;自认为熟谙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及马克思哲学,深刻认识“在中国做任何社会工作时,政府的重要性”。

但他仍要面对——“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NGO组织一直实行灰色地带管理方法。即实行‘不取缔,不承认,不认可的‘三不政策。”

刚到北京时,有媒体呼吁要谨防西方某些非官方组织,小心他们在中国搞“天鹅绒革命”。别说政府官员不愿接见他,“哪怕是环保研究领域的朋友,都觉得我们来会把他们污染了。”卢思骋说。

出于某种竞争意识,本土NGO也不会朝他展开欢迎的双臂。

由于国际NGO组织尚处于“暧昧”地位,绿色和平(中国)必须与具有合法身份的机构合作,从一个个具体项目做起,慢慢壮大存活。

卢思骋仍然记得,在当年深思而就的3年计划书中,他写道:“我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只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恶化。政府会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NGO生存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对绿色和平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浮躁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是绿色和平(中国)做的第一个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项目。

2005年,当它首次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时,很多NGO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卢思骋的考虑是:选择它有多重原因。第一、事关粮食,就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重视;第二、它不敏感,2001年时转基因食品问题就已在国际社会引起讨论;第三、可以通过做响这一项目,对外渗透我们的做事风格,同时也为媒体提供充分完备的材料,让记者写出深具威力的内容,取得媒体的信任。

在他随后转发的一份材料中,我们看到,2005年年初——

在湖北的一个小餐馆里,朋友介绍的一位业内人士带来很多新种子的广告。一个来自松滋县的抗虫稻推销广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时调查人员几个电话打过去,才要到了一个当地农技站的人的手机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方在电话里告诉调查人员车号,让他在松滋汽车站暗中接头。

见面时,坐在车里的是个精明的中年人,货就在座位下。他打开两个袋子让调查人员验货,里面每个小包装袋上并没有标明抗虫稻的字样。

我们的人说,这样的东西拿回去无法报销,对方在发票上写着:因为国家法律问题,不能在包装上注明是抗虫稻。

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录音、录像、文字、图片等相关证据要完整保存,每次我们的调查都要两人同行。获得的证据不敢放在身边。发票、种子、采集的样本,要快递回北京。声音资料也尽快整理成文字,并在第一时间发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要时刻准备着对付不测。

第一次送到德国做基因检测的25个样本,大部分也是调查人员在武汉两家大粮油批发市场采样得来。

那一次的调查报告,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热点,“我们通过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涉及多项国外专利,一旦中国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审批,将为国外生物公司打开大门,他们可以通过收取专利费等手段来控制中国主粮,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

真正令他动容的是,那年年底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在云南非法砍伐的来龙去脉: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派了好多调查队去云南记录了APP在云南毁林的情况,回来后在媒体上发布。

在媒体公布一个月以后,APP很紧张,他们的国际总部副总裁飞到北京跟我们谈判。

我们谈了一个晚上,反反复复,中间很戏剧化。凌晨3点多钟,谈判破裂,他们离开我们办公室。凌晨5点钟左右,他们回来要继续谈判,。

谈到7点钟,大家又签了一个共识,他们做了一系列承诺。

我们预定的新闻发布会是9点半。8点多钟,记者就要来了,他们打电话过来说,总裁反悔了,他们要把原来的承诺收回去了。

当时我手里就拿着一份双方共同署名的声明,上面表明了APP对全球做出的承诺,这能保护几千万亩的森林。

我只能马上修改记者发布会的材料和新闻稿,亲手把这封声明一撕两半。

发布会开完、记者都走了后,窗外刚好下起了北京那年的第一场雪。我控制不住地哭了,倒不是因为失败,而是感到几千万亩森林,就在我手上给毁了。

后来国家林业局经过调查,认为绿色和平对APP的指控是有理有据的。但它当时却已经成了云南省一个非常大的招商引资项目。为什么这么大的项目却在违法情况下通过了项目审批?为什么在证据确凿的指控下,它并没有受到处罚?

除了向农业部提交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与APP的圈地毁林进行长期较量以外,2005年,绿色和平还曝光了香港新界的国际电子垃圾转运中心,揭露了广东潮汕地区等内地电子垃圾分拆地的存在,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公司的无毒化承诺;

也在2005年,绿色和平(中国)荣获了《南方周末》等媒体颁发的“非政府组织奖”;

及至2008年10月,针对中国主要能源——煤炭使用情况的调研,绿色和平(中国)指出,中国的煤炭依赖正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环境代价,2007年的煤炭使用带来的外部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7%以上;

同年,绿色和平又披露了APP下属公司在水污染方面的信息不透明,成功阻止了其上市计划。

“中国内地很多企业是官商结合,如果你们所做的项目,触及到其中的利益怎么办?”有人问。

“经常有人打电话威胁我。比如我们每次打完APP以后,就会有一封不具名的信件写给国家领导人,说‘绿色和平与国外利益勾结,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后环保部责成中华环保联合会来调查,他们比较正面地厘清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卢思骋说。

NGO从业人员最需要的,不是道德优越感,而是扎实的技能和职业精神。这已成为卢思骋和其他NGO组织负责人的共识。

“为了保持住独立性,‘绿色和平一不依靠政府,二不和企业打成一片。每年都靠普通公众的捐赠运行。”电话那厢,卢沉着地补充。

卢思骋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不满意。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再污染环境,谦逊而满足地活在有限的世界中,天澄水碧,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喝安全的食水,吃放心的食物,环保运动再没有存在的需要,我就心满意足了。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我只是努力生活,尽自己作为地球公民的一份卑微责任。我只是单纯地希望,当我的儿子长大后问我:“老爸,那时地球乌烟瘴气,你做了什么?”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我已尽了我的努力。”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父母成长于60年代的香港,资源匮乏,贫富扩大,拼搏可以糊口,理想只能寄望子女。他俩都没上多少学,却在社会底层表现出高尚的情操,豁达的眼界。我以为明白他们成长的背景,但他们到底是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凝炼智慧的,对我依然是个谜。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当最后一颗树倒下,当最后一只鸟消失去,当最后一条河干涸,我们才默然发现,金钱原来不能下咽。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金融危机总会过去,但气候变化的危机却日益加剧,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如果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尽快掉头减少,灾难性的气候将如脱缰野马,覆水莫收。

然而,在公众利益代表的缺位下,追求利润极大化的企业和易受滥用的公权力,往往将公众和环境的利益瓜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环保NGO荷戟上阵,投身环境问题的利益博弈前线,更是迫在眉睫,利在千秋。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无力感。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1968年大学生的行动主义。那些啸聚街头、筑起街垒的学生坚信:“只要我今晚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我们太习惯无力感了,现状看起来是那么坚不可摧;但其实,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不一样,行动,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甘冒天下之不韪,不拘泥于政治正确,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小孩,天真而勇敢,一针见血。不卑不亢,不骄不躁。

我最钦佩的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Berkeley in the Sixties》这部纪录片讲述了19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运动。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当警察驱赶那些占领了加州柏克莱大学行政大楼的学生时,问到一位穿着体面的女学生:“你想像淑女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被拽出去?”她平静地回答:“我要像个淑女一样被拽出去。”为此,我后来去了柏克莱,并找到她跟她聊天。

我认识的人当中,我认为梁文道、刘瑜都是够格有余的。

Q: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责任与自由,阴阳互补,舍一不可。摆脱责任的自由滋生肆意滥为,剥夺自由的责任造就食人苛政。两害焉能取其一?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Pink Floyd 的《迷墙》。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 ——脚踏实地,追求乌有。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光阴没有虚度,生命有所冀盼,活着的感觉,很是幸福。

最大的担忧是: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卢思骋生于香港,1991年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期间一直参与学生运动以及社会运动。1999年加入绿色和平组织。2001年开始,先后来到广州和北京,成立绿色和平(中国)组织并担任总监。

环保不是“说”,而是用来“做”的。作为一家扎根于中国本土、正视恶化中的中国环保现实的NGO组织,在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金光集团毁林案等重大事件上,绿色和平(中国)都有杰出表现。他们提醒大众:大肆破坏环境的唯GDP增长主义,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危险和有害的。请记住他们的警策: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如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尽快减少,地球将出现可怕的气候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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