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云中的许立群

孟　醒

许立群，原名杨承栋，笔名杨耳。1917年出生，南京市人。1936年9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青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中央青委宣传部编辑科科长、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辽西省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副部长等职。1964年9月以后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曾兼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平反出狱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2000年7月16日，病逝于北京。

“《轻骑队》风波”中的许立群

许立群和熊向晖是南京中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学。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说：“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指许立群)入党。”离开清华之后，据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记述：“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时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迎，来人竟是许立群。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此人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夏伯阳，俄国十月革命后由白军将领转变为红军将领)。我希望党尽快派人同我联系，不要到我办公地点，只可到我家中找我。”

当时，许立群由川东青委代理书记任上调往延安的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从重庆到延安途中，许立群经停西安，与老同学熊向晖见了一面。

1941年4月，李锐和许立群等中央青委宣传部的同志创办了墙报《轻骑队》。《轻骑队》的第一任主编是李锐，第二任主编是许立群，第三任主编是童大林。

对于创办《轻骑队》的初衷，童大林回忆说：

说实在的，要光是像我这样一些初中学生就闹腾不起这个事儿来。因为我们都比较老实、听话，领导让怎么就怎么。这些大后方的大学生一来，中央青委机关立刻成了当时延安青年中文化层次最高、最活跃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省抗日青年团体的头头。能说、能写，又会组织活动。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时延安好些事情看不惯，每天晚饭后，青年们聚在窑洞前聊天儿，谈的尽是这类话题。于是有人提议：办个墙报，将这些意见都写上去。大家赞成，事情就是这么定的。

李锐、许立群、童大林、萧平、于光远、王若望等都是《轻骑队》的积极作者。这些人中除了萧平在1941年赴前线途中，因同伴枪走火不幸早逝，其他人后来都成了党内的理论家或著名学者。为《轻骑队》画漫画的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等，也都是青年才俊。

起初，《轻骑队》只是墙报，后来影响逐渐扩大。说起《轻骑队》的影响，有例为证，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在《轻骑队》上登出来的。当时，人们晚饭后散步，都要跑到青年文化沟(即大砭沟)看《轻骑队》，毛泽东也曾去看过。

《轻骑队》文风尖锐，尤喜批评延安存在的一些不民主的现象。

毛泽东评价《轻骑队》的文风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这无疑让一帮青年很受鼓舞。起初很慎重的胡乔木，这个时候就建议改成油印小报。管纸张的李富春一口答应，但管印刷的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却不同意。因为《轻骑队》登载的一些文章已经被国民党办的杂志转载，以此来证明延安一团糟。如果改成油印。就更容易流传出去。他建议在不同的地方多设置几块墙报。

《轻骑队》创办一周年时，童大林向延安各单位和首长们致函“征求意见”，目的是扩大影响。为此，《轻骑队》收到了大量赞扬的信件。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国内部的李锐便让童大林就此写出报道。当时。朱德、王实味等许多人都写了热情的回信。童大林在文章中列出了回信人的名单，将朱德和王实味的名字排在了一起。当时王实味已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内部受到批判。而童大林并不知道，遂酿成一个政治错误。为此，童大林不得不写出检讨。

有趣的是。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公开作出检查的却是已经调到政治研究室的许立群。就像当时成群结队去看《轻骑队》墙报一样，人们蜂拥进青年俱乐部去听许立群的长篇检查。检查会后，胡乔木让童大林将许立群的检查压缩见报，并将许立群的检查拿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亲拟标题《我们的自我批评》，发表在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此后，《轻骑队》虽然停刊了事，但许立群等人仍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冲击。

童大林回忆说，在《轻骑队》停刊一段时间以后，一天傍晚。人们在延河边散步，冯文彬(中央青委副书记)把童大林叫到一边，悄悄告诉他，前些日子主席忽然问，《轻骑队》怎么不出了?冯向主席汇报了《轻骑队》在整风中的情况，主席似乎不以为然：让他们把屁股转过来就行了嘛!

评《武训传》时的许立群

1951年2月底，电影《武训传》公映后，一时好评如潮。

约在4月间，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学术性的批评文章。其中分量较重的有两篇，一篇是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另一篇是贾霁的《不足为训I的武训》。

对此，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说：“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即许立群，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韦君宜说是共青团中央不准确——笔者注)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5月16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几篇批评《武训传》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授意并修改的社论。社论赞扬了杨耳的文章。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还发表评论，说：“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随即，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王蒙在其回忆录《半生多事》中写道：“批《武训传》我始则没有想到，因为我初看此影片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耳即许立群撰写了有力的批判文章，更使我如醍醐灌顶……”

6月间，许立群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发

表。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并加写了几段文字。

“《学习》杂志事件”中的许立群

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学习》杂志第1-3期连续发表针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观点后，引起资本家和民主党派恐慌，最后导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出面检讨。

当时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党内高层认为一系列腐败现象的背后都有资产阶级的身影，“资本家没有一个干净的”。据此，中央宣传部理论处负责编辑的《学习》杂志决定讨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担任《学习》杂志总编辑的先后有于光远、王惠德和胡绳。于光远与王惠德商量，决定组织一系列专题文章。于是，《学习》杂志1952年第1期发表了于光远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许立群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王惠德的《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2期发表了许立群的《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吴江的《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季云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从标题即可看出，文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否定越来越强烈，最终结论是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和腐朽的一面，彻底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积极性的一面。

《学习》杂志是中宣部办的刊物，作者又多集中在中宣部，文章的观点自然被认为是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变化的信号，因此在资本家和民主党派中引起了一定的恐慌。问题反映到党内高层后，中宜部很快接到立即纠正的指示，并召开了一个文教宣传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讨论会。

于光远回忆说，《学习》杂志第3期出版没几天，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就告诉他：“资本家的疑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之后，毛主席认为你们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

陈伯达还向于光远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学习》杂志应该转发这篇文章求得补救，挽回影响，但仍要进行检讨。

后来，于光远回忆说：“我估计很可能是陈伯达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对《学习》提出了批评。我这样估计，是因为1955年我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看到一封胡风1952年写给路翎的信，提到陈伯达就《学习》杂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而我正是从陈伯达那儿听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学习》杂志发表的文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幼稚的，中了托洛茨基‘左倾思想的毒。”毛泽东发了话，检讨、批评是跑不了的。

1952年3月29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中央作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该检讨说：“《学习》杂志于‘三反运动期间发表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文章，包含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在检讨中，陆定一还请求“中央给我和在这事件中应负责任的同志以应得的处分”，并决定“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并对《学习》杂志)作必要的改革(在四五月间拟休刊一个半月，进行检查和改革)”。

4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检讨。中央文件说：“中央宣传部3月29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至此，“《学习》杂志事件”即告解决。

于光远说：“因为《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所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此作了检查，但部里并没对出题组稿的于光远和王惠德做什么处理；团中央的许立群也没受批评；华北局的吴江也没挨批评；唯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被整得够戗。陈伯达，是热衷于整艾的人之一。”

许立群与北大“社教”

1964年7月，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工作队，到北大蹲点搞“社教”，很快与北大校长陆平等人的关系极度紧张起来。带队的副部长说北大整个班子都烂掉了。陆平等北大领导将此说法反映到中央高层，邓小平、彭真等批评了带队的副部长。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胚》，简称“二十三条”，要对“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进行纠偏。北大的“社教”工作也随之受到了质疑和批评。6月下旬，彭真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党员干部会。那位带队的副部长受到批评和处分，不仅被撤销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一职，而且丢掉了中宣部副部长的位置。

几天之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接任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原来的队员因放暑假都离开了北大。

1965年7月29日，按照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的通知，北大校系两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在与北京市委近在咫尺的国际饭店召开。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组长是许立群，副组长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同时，许立群受彭真之托，要搞出一个高校“社教”的文件草案来。

此前中央已经出台了“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就是文件草案的大框架。许立群的基本估计是：“(高校)党委都由省市委直接领导，负责干部归中央管理，党的组织较强，同农村不一样，不会有多少烂掉的。”因此，他主张高校“社教”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整风。至于派不派工作队帮助整风，许立群还没有想好。这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另一份草案出来了，这份草案也是受彭真之命起草的。蒋南翔主张不派工作队，既然是整风，又信得过各高校党委，就要由各高校党委领导运动。从北大的经验看，工作队很容易与党委对立或抛开党委形成夺权。蒋南翔同许立群交换意见后，许觉得蒋的草案更切合高校实际，而自己的草案实际上还没有摆脱“二十三条”的框框。

后来，中央的部署有变，文教单位的“社教”全停，高校师生下到农村或工厂帮助“社教”。许立群说，文件草稿本来就不成熟，这样一来就没有发的必要了。

许立群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领导学术批判。

这个小组是毛泽东提议搞的。因为他不满意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找了陆定一、彭真、康生、吴冷西、周扬商谈，说要搞个小组。并提议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一是中宣部跟江青的冲突很尖锐，二是他知道毛泽东对中宣部也不满。陆不干，就提议彭真当组长，毛泽东同意了。对于小组成员，毛泽东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说，加起来才三个人，是不是再加几个?毛泽东画了个半圆说，那在座的都是吧!这样就成了五人小组。当时根本就没有“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样的称呼。“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二月提纲》出来后，才出现的新词汇。即使《二月提纲》搞出来要报送中央的时候，稿子也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溱后来加上去的。《二月提纲》下发全党之后，“文化革命

五人小组”之名才传扬开来。这个时候已经是1966年2月中旬了。

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彭真并没有推辞。过后，彭真还开了几个座谈会。在小组下面又成立了一个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胡绳当办公室主任。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都是办公室的成员。

1964年底，在“四清”的性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明显分歧。1965年1月，“二十三条”已明确宣布：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年年初。江青与张春桥谋划，由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在1966年4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里，曾披露说：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五位副部长(即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吴冷西——笔者注)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发表在1961年8月31日的《北京日报》上，署名‘繁星，即廖沫沙——笔者注)，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即《‘有鬼无害论》，1963年5月发表于《文汇报卜笔者注)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1965年九十月间，毛泽东曾提出要批吴晗，但吴晗在五人小组规定的不点名批判行列——笔者注)，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打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同时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毛泽东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最重要问题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1965年11月10日，经江青策划、毛泽东同意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这不仅打破了五人小组不点名批判吴晗(非吴晗一人。同吴并列的有一批人)的规定，而且打破了五人小组批判知名人士要审批的规定。这也是中央级报刊及北京报刊不转载姚文的原因。自己作出的规定不可能自己都不执行，并非通常所说的有意对抗或迟缓。

鉴于北京方面没有动静，在周恩来的督促下，1965年11月28日下午3点，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会议。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及一些报刊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彭真一到，就问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吴晗现在怎样?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直到这时，彭真仍想将这场大批判的调子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

然而，到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形势就不好控制了。

12月27日，吴晗被迫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1966年1月，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两篇文章交到中宣部。周扬因肺癌住院，两文交由许立群处理。许立群说，这么大的政治问题他作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五人小组请示。

1月17日，许立群主持召开北京三报三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会议。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的问题，而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等问题。在这样的处理原则之下，戚本禹、关锋的文章有然被压下不发。但由于受到江青的鼓励，戚本禹几次打电话催问许立群。许立群回答：“‘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自恃有强力支持，便越过许立群，把文章的清样直接送给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彭真的秘书回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之所以有这样的回答，是因为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却拿不准如何贯彻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指示，唯恐“跟”不准，反成被动。也就是基于此想法，搞了个《二月提纲》并向卺泽东汇报后下发。

《二月提纲》和彭真都受到批判后，戚、关的“大作”才于4月2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许立群与《二月提纲》

在形成《二月提纲》之前，学术批判办公室先后收到各方面的反映材料共7份。在上报五人小组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亲笔信，提出了几个应考虑解决的问题。龚育之后来认为，这封信实际上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第一个问题是：批吴晗虽已上升到政治问题，但上纲的程度、发表的数量及发表的时间如何掌握?

第二个问题是：批吴势必涉及到的郭沫若、范文澜等要不要批?《海瑞罢官》涉及到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继承论”是否都要批?《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体育报》是否参加?关锋等现在都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而他们在1962年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是不是要先清理一下?除《海瑞罢官》之外的海瑞戏是否都要批?谭元寿、马连良等参演演员的检讨是否公开见报?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让群众看懂这些太长、太深的理论文章?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解决文章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的问题?

就在五人小组还没有答复之际。郭沫若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对此，许立群说：“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现在应该展开讨论，创造百家争鸣的空气，如若一谈政治问题，许多人就不敢讲话了……”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呈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审阅，并附注说明后天准备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再向中央提出意见。毛泽东看了许立群的信及附送材料后，并没表态，而是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已埋下了变化的伏笔，但彭真等没有意识到。

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五人小组会议。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等列席会议。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姚溱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几天之后，《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由许立群、姚溱等讨论完成。许立群、姚溱还整了关锋、戚本禹的材料，由彭真送给了毛泽东。这成为毛泽东决定整彭真的导火索。

2月2日。在上海，江青等五人也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月5日，刚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以及逄先知、龚育之等人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的态度如何?据许立群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作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那么，毛泽东是否就同意中央下发?查阅许立群当年的现场笔记，毛泽东还是有同意《二月提纲》的意思。毛泽东当时说，能说他(即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

但有人回忆说，毛泽东虽然没反对，但压下了，并没有画圈。

毛泽东到底同不同意下发《二月提纲》，在《二月提纲》遭到毛泽东批评之后，许立群曾对龚育之等人说，我们可能理解错了毛主席的意思。

2月12日，《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北京呈现出一片乐观情绪。

2月20日至28日，《二月提纲》正在北京传达时，彭真就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

许立群与“电话事件”

据陈丕显回忆录记载，《二月提纲》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后，江青极为恼火，张春桥、姚文元也感到害怕。3月初，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到jE京去摸底，特别就《二月提纲》里“学阀”是否有所指、重要批判文章是否要送中宣部审查等问题探听底细。许立群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彭真作了汇报。彭真听了许立群的汇报后极为恼火，说：“学阀没有具体所指，谁头上长癞痢，是阿Q，就指的是谁!”“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点吴晗的名，他们请示谁了?那么大的事，他们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眼睛里还有中央吗?上海市委的党性都到哪里去了?!”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龚育之回忆。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汇报后，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毛泽东在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被解散)。

3月底，毛泽东在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更进一步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并批评许立群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有了这样的背景，4月2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

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许立群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同吴冷西商量后。于4月7日发表了一篇“批要害”的文章，并将中宣部科学处整过的吴晗材料印在了上送的简报上。

康生看了简报后，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4月10日，与《二月提纲》唱对台戏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文件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政!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5月19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通称的《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下发。

从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被称为阎王殿里的阎王的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