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救赵》看《史记》人物形象塑造

尚惠芬

《史记》是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对于司马迁的这部可以说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不朽著作,鲁迅曾经予以高度的评价,赞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这两句评价极为中肯,一方面指出了它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它的文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上。司马迁选取典型事件,让人物活动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运用人物描写的各种手段,如对话描写、行动描写、细节描写等,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从精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鸿门宴》和《信陵君窃符救赵》两篇文章中,可窥见一斑。

首先,他善于运用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如《鸿门宴》中,刘邦听到项羽要去击破他时,惊呼“为之奈何”,向张良求救;又低声下气地拉拢项伯,“兄事之”,终使项伯为他所用。到鸿门后,用甜言蜜语哄骗项羽,说自己和项羽是“戮力而攻秦”的同胞,并非敌人;又说“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以表明自己力量不如项羽,此乃意料之外的事,以满足项羽自高自大的心理。这些语言就表现了刘邦善于用人、能言善辩、老谋深算的性格特点。项羽在《鸿门宴》中的语言并不多,却很能表现他的性格特征,他听到曹无伤的密报和范增的劝说后,大怒,决心“击破沛公军”。可是,等到刘邦到鸿门,说了一番谎话后,他又失去警惕,告诉刘邦“此曹无伤言”。这充分体现了他轻敌自大、寡谋轻信的性格特点。正是因为司马迁善于描写人物的语言,所以才塑造出了这样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可见,语言描写是揭示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手段。

其次,人物的行动也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因为,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行为是统一的,什么样的性格决定有什么样的行为。吝啬鬼决不会出手大方,性格懦弱的人决不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鲁迅就曾经说过,贾府的焦大是不会去爱林妹妹的。所以,优秀的作家总是把人物放在生活的复杂矛盾冲突中,通过他在矛盾冲突中的行动来表现他的性格。正如高尔基所说:“要使艺术作品具有令人信服的教育作用,就必须使主人公们尽可能地多做事,少说话。”司马迁也善于通过描写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中,信陵君在听说魏国隐士侯嬴在大梁夷门守门之后,“往请,欲厚遗之”“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当侯生故意装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并进一步提出去访问朋友的过分要求时,信陵君则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至家,“引侯生坐上坐”“为寿侯生前”。一个贵为国君弟弟的贵公子竟能如此谦恭地对待一个贫穷的守门人,这就充分地表现了他礼贤下士的作风。可见行动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细节描写也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所谓细节描写,是对人物细小的举止动作或生活的细微事件的描写。细节描写虽小,但它“细微之处见精神”,确能起到入木三分地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也运用了这一方法。如《鸿门宴》中,刘邦逃走后,张良奉璧给项羽,项羽“受璧,置之坐上”,没有什么反应。这一细节就反映了项羽头脑的迟钝,他没有意识到刘邦的逃走可能给自己造成巨大的威胁。再如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的坐次。在古代,人们以东向为最尊,其次是南向,再次是北向,最后是西向。按照礼仪,刘邦是客人,理应坐最尊位,但项羽自己却把它占了;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份高,所以和项羽同坐首席;次席也安排自己的谋士范增坐了,而把客人安排在第三位,连范增也不如;至于刘邦的谋士张良,更只有“西向侍”的资格了。这种颠倒了的坐次就表明了项羽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的性格。有了这些细节描写,使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除了对人物的语言、行动进行直接的描写之外,还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通过对次要人物的思想行动的描写来烘托主要人物。这正如俗话所说的“红花还须绿叶扶”一样,有了“绿叶”的陪衬,“红花”才越显其“红”,有了次要人物的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才越显得鲜明、突出。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为了表现信陵君礼贤下士的谦逊作风,除了正面写信陵君驱车躬迎侯生,为侯生祝寿,还写了其他人的表现:“侯生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到了家里,“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这里,作者就是通过对侯生、宾客、市人、从骑等次要人物的举止行动的描写来衬托主要人物信陵君的。有了这些衬托之笔,使得信陵君礼贤下士这一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生动,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此外,司马迁还运用了对照的手法,使人物形象互相映衬。他在运用这一手法时,既注意人物自身的前后对照,也注意人物间的对照;既注意同类身份人物之间的对照,也注意不同身份人物间的对照;既注意主要人物间的对照,也注意次要人物间的对照,还注意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进行对照,通过对照,使人物的性格特点更为鲜明、突出。如《鸿门宴》中,对于杀不杀刘邦这件事,项羽的态度是前后不一的:在听到曹无伤的密报和范增的劝说后,定要“击破沛公军”,态度何其坚决;可是,听了项伯的一番话后,立即改变主意,答应“善遇”刘邦,听了刘邦的一席谎言后,更加坚信刘邦无称王之心,设宴招待刘邦,对于谋士范增的一再示意熟视无睹。通过项羽前后态度的对比,反映了他的有勇无谋和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其次,作者将同为主帅的项羽和刘邦进行了对比:项羽寡谋轻信,不善用人,终于走上了失败的道路。而刘邦则老练多谋,善于用人:对张良,言听计从;对项伯,极尽拉拢之能事;对项羽,鼓动如簧之舌,极力哄骗,终得以从危机四伏的鸿门宴上逃脱,从而由败转胜。再次是项羽与范增的对比:如对刘邦所送礼物,项羽安然收下;而范增则摔在地上,并用剑剁碎。范增的坚决果断,反衬了项羽的优柔寡断、自命不凡;范增的老谋深算,体现出项羽的幼稚轻率、不善权谋。此外,作者在塑造谋士范增和张良、部将项庄与樊哙,内奸项伯与曹无伤这些形象时,都运用了对照的手法,通过对比,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跃然于纸上。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可谓多种多样,正是这些手法的运用,才使《史记》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所喜爱。

(镇平县雪枫中学语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