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战

2009-06-14 11:21崔卫平
凤凰周刊 2009年18期
关键词: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灾难

崔卫平

影片《南京!南京!》的讨论,同时引发的是一场“记忆之战”。这部影片貌似“青年导演”的“实验”之作,在基本的叙事脉络方面,却完全没有超出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而很可能,民间却有着另外一部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之书,尽管它是如此零落和不完整。两种记忆之间的差异和悬殊其实一直存在,在某个特别的时刻就会爆发出来。

回想起来,第一次有人同我谈起南京大屠杀居然是一个日本青年,真是讽刺得很。那是在70年代末,作为77级中文系学生我们被要求与留学生同住,以培养他们的语言环境。留学生们时常举行聚会,—次在吵死人的巨大音响当中,一位日本留学生将我拉到墙角,用他不熟练的汉语严肃地对我说:他本来以为到了南京,南京人民会对他挥舞拳头,将他打死,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一边说一边做着挥拳的手势。那时候来中国的,一般都是左派青年。

他的這番没头没脑的话,才使得我格外关注1980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5周年时,报刊杂志上开始出现的那些图片和报道。此时我所感到的震撼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件事情本身,另一个是,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我不知道在我熟悉的街道上,两个日本军人曾经进行过杀人比赛。从广播里我经常听说,日本有人始终想要歪曲篡改该国教科书中有关侵华内容,但是我们自己的教科书上为什么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呢?

我们关于那场战争的了解,居然主要来自电影:《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地雷战》、《赵一曼》、《八女投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回民支队》,《狼牙山五壮士》以及《永不消失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现在看来,所有这些影片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管日本侵略军所作所为如何,最终他们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显出其魑魅魍魉、不堪一击的原形,而另一方面,在与日本鬼子的斗争中,革命人民都表现出高昂的革命斗志,他们的品格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之后,变得又崇高又伟大。

因此,我们从电影中所了解的那个苦难时代,却是一首首人民战争的胜利之歌与赞美诗,是一场场英雄主义的壮歌和凯旋,是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节烈之声。他们当中即使有人牺牲了但是他们的鲜血只是染红了战斗的旗帜,使得这旗帜更加神采奕奕和迎风飘扬。尤其是像《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影片,最终造成的竟然是一种胜利狂欢、普天同庆的气氛。难怪看了这样影片的年轻学生,他们变得并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相反更多地感到生不逢时,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真正辉煌的、大展宏图的年代。

事实就是这样被篡改了,历史就是这样被颠倒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被掩盖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深深伤害很少被提及和表现。那些瞬间被夺走生命的人们呢?那些在奔跑中被当胸击倒的人们呢?那些头皮粘着泥土不愿意合上眼睛的人们呢?那些在自家胡同口被追杀枪击的人们呢?那些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命的年轻人和孩童呢?那些被进行中的军车碾过头颅和压成伤残的人们呢?那些在血泊中呻吟吃力地望着夜空的人们呢?那些被火光映照的一张张无力、愤怒、悲怆的面孔呢?他们心中的被欺骗,被蹂躏、被抛弃的复杂感情昵?

这—切从未记载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那些永远沉埋在地底下的人们,是再也不会开口的失败者,输得一干二净,他们的悲哀、痛苦,也必须随着他们的身躯一道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家庭住址、家中人口,兄弟姐妹如何,老人如何,孩子如何。而他们如果得到再度记起,除非能够用于产生某种既定的意义,被引向一个需要的目标,用于某种宣传。否则,他们就永远被抹杀。“历史”喜欢站在得胜者一边,崇尚欢天喜地的庆典和节日。

逝者苦,生者也难。不仅是那些痛不欲生的母亲和妻子们,包括所有从那个时刻生还的人们。经历过大屠杀那样一种灾难之后,当看到同胞在身边、在大街上倒下,这个人眼中的世界发生坍塌,他原来坚信不疑的世界秩序发生崩溃,他心中善恶是非的天平开始倾斜,这个世界上哪里还让他觉得是安全,可靠和感到踏实的?他还能信任什么,从什么地方开始重新捡起自己生命的意义?当外部世界遭受蹂躏时,他的内心和他的人性也在遭遇从未有过的危机与灾难!从今之后,他如何去做?按照什么原则或者理想?还是仅仅依据本能和欲望?事情真的像电影里所表现的那样,在经历了巨大灾难之后,人们只会越发坚定和坚强,而不是越发虚无和犬儒?

如果战争与灾难所带来的只是弘扬人性,那么它们就是一件需要加以赞美的东西了,从摧残与破坏中只能产生人性的升华,那么它们就是不可多得的美德催化剂了。这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记忆,是一个经过美化的谎言。在这一点上,影片《南京!南京!》的做法与从前如出一辙。几个为人们记住的面孔无一不是崇高赴义的陆健雄(刘烨扮演)、姜老师(高圆圆扮演),包括妓女小江(江一燕扮演)。历史上记载当年难民营里的妓女为什么举起手来愿意去日本军营,是因为她们在难民营里始终受到其他妇女鄙夷不屑的眼光,因而她们挺身而出,是为了在那些瞧不起她们的人那里挽回尊严这样的出发点有些类似德国影片《朗读者》中,主人公汉娜宁愿坐牢也不愿意当众承认自己不认字。这样做有其特殊的个人原因,而不是影片中虚构出来的是为了难民营过冬的粮食,衣物。人为地拔高这些女人,乃至将一些普通妇女也放在举手的行列当中,便弄得强奸不是强奸,而是一项造就美德和贞女之举了。

注意这些人都是普通人,陆健雄也只是下级军官。对于普通人们,这部影片采取的策略是让他们抵抗,在碰到危险时“我上,我上”,而不具有其他选项。从这一点来看,去年地震时中学老师范美忠先生的发难,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笔者当时也批评了他。在我们的语境中,主导意识形态始终是鼓励人们作牺牲的,而哪些人正在身处危险,哪些人能够被牺牲掉呢?就是平民。在当年大屠杀的南京,当官的、有钱的都跑掉了,能够用作牺牲的是那些跑不掉的普通人,拿出生命来作殊死抵抗与他们从来没有关系。《南京!南京!》只是再度重复了这个牺牲的神话,在这方面它绝不敢触碰禁区。

如果说这部影片有什么“突破”的话,那就是让日本兵与汉奸重归人性,让他们身上的人性苏醒。给他们提供人性演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与以往影片不一样的是,不仅人民胜利了同样侵略军与帮凶也找到了人性的力量,得到了自我救赎。结果皆大欢喜,没有人需要为战争,屠杀及其带来的创伤负责,没有一方是在承担、承受战争的重负。这个放弃追究责任的立场其实并不新鲜,只是从前不能表述得这样赤裸裸。

那些有权者、有钱人,他们从战争当中所受的损失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有什么损失也是很快得到恢复的,弄不好还有从這场战争中获益匪浅的,正好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发展壮大,这些人肯定不需要去太多考虑战争的责任和负面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外来侵略军的责任与本国当权者(及后来的各种历史书写者)的责任是连在一起的。后者越是不能在强权者面前保护人民,他们便是越要抹去或减轻侵略军的暴行,除非对他们的宣传有用。当我与海峡对岸的学者提到《南京!南京!》时,对方也会用“抗战”来表达那个年代,我惊呼这种说法怎么跟我老爸一个样!在“抗战”这个提法当中,包含了一个自我表述的立场,即表明自己是抗日的,强调自身在战争中的主体位置,而不说是“日军侵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使用某个称呼看似小事其实非常重要。战后很长时间之内,在公共语言中,人们仍然沿用当年纳粹所称呼的“最终解决”来指那件事情,直到1978年,一部在美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叫做《大屠杀》,人们才普遍采用了“大屠杀”这个提法。

实际上在1937年入侵南京的日本军队中,根本找不出这样一个叫做角川的士兵!那么这样的虚构是为了什么?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样的途径,才能释放出这样荒腔走板的“想象力”,肯定不是朝向亡灵的那个方向,不是任何伦理和道德的要求,而是某种现实利益,那就是——该部影片想要走日本市场,想要取得日本人的票房陆川将这个又表述成“用电影去教育日本的年轻一代”,这也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吧,就像影片中角川灵魂的得救,一定需要中国人来操心吗?所谓“日本兵的人性”,这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立场与理解。

如今“人性”这个词用得太滥了。当骚扰邓玉娇的那些淫官们前往雄风宾馆梦幻娱乐城的时候,心中想着的肯定是自己的“人性”要求,当那些贪官们将国家与人民的财产中饱私囊的时候,他们所响应的也是自己内部“人性”的呼声“人性”是这些窃贼与荒淫无耻者的最后一件外衣,是他们企图替自己的罪恶华丽转身的最后一件法宝,他们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能够替自己遮羞的东西了。这就是这部影片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当下的国情和语境——以往“左”的那一套(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依然存在,同时又添加了给予当道者网开一面的“右”的说辞。

关于大屠杀的惨景,影片主要表现的是被强奸的场景与叫喊。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卖点”,一个吸引眼球的绝佳理由。从这样的表现中,人们关于南京大屠杀能够建立起来的知识和印象是什么呢?可以说,影片的制作者窃取了南京大屠杀这个公共的记忆资源,把它拉向一个更深的深渊。这样一部想方设法替侵略军脱罪,给巨大灾难与不幸抹上人性彩虹的影片,对于大屠杀的亡灵们来说,是“二次屠杀”,令他们“二度死亡”(威塞尔语,此人为犹太作家,因坚持记忆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

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人名是再也找不回来了。70年来,没有一个官方企图做过寻找名字这件事情。但至少,在民间,肯定有着另外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关于日军侵华历史的记忆。它也许像一段漆黑的墙面,上面没有几个字;也许这墙壁已经剥落不堪,飘洒着燃烧的灰烬,但是某些历史会通过我们民族的某些集体无意识,通过我们身体中的密码,通过我们的心灵和感情,在同胞之间和上下代之间,顽强地继承和传递下来。

显然,在有关历史记忆方面,来自民间的表述与来自官方的表述,其间的分歧和冲突,还有其他许多。近60年来的历史,许多次运动(或者民间应该发明另外一些词汇来称呼它们)带来的无数灾难,官方有官方的定论和结论,民间也会有民间自己的记忆和故事。近期人们愿意用“大饥荒”,来称呼所谓“三年自然灾难”,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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