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的叛逆性

摘要:关于翻译的标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历来都强调一个“信”字,也就是说,将“忠实”视为翻译的基本标准。而叛逆却似乎是翻译工作者应当极力避免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做到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笔者通过例子分析了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目的在于说明在翻译中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叛逆恰恰是为了做到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关键词:翻译标准忠实叛逆有意性权宜性策略性关照性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1578(2009)11-0037-02

1 引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等, 2006:序论)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和自己翻译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其中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原文”,也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忠实。然而由于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工作,翻译工作者不但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又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得障碍,任凭再怎么努力费尽心思,最终还是难免被冠上“叛逆者”的帽子。在意大利语中有这么一种说法:Traduttore, tradittore(translator, traitor),译者既叛逆者。而且这一点也被许多认追奉为真理。严复也曾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张培基等,2006:3)。我国文学巨匠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的《钱钟书论“化境”》一文对翻译工作发表看法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钱钟书,1985) 因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忠实是译者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是它不是绝对的金科玉律。叛逆貌似背叛了源文本,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做到更好的忠实。

2 无意性叛逆和有意性叛逆

大致说来,翻译中的叛逆性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无意性叛逆(unconscious treason);二,有意性叛逆( intentional treason)。其中有意性叛逆又可以分为四类,(1)权宜性叛逆(expedient treason);(2)策略性叛逆(tactful treason);(3)关照性叛逆(considerate treason);(4)创造性叛逆(creational treason)。

(一)所谓无意性叛逆,顾名思义,是指译者并无“叛逆之心”,但由于误解、疏漏以及过于拘谨或过于自由等原因,而导致了不应有的叛逆。(孙致礼,2001:第四期)译者本身主观上也想忠实于源文本,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因素、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对源文本理解的偏差以及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走极端等原因而造成了对原作的叛逆。这种叛逆是对源文本的曲解和误解,是不合理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竭力避免。由于本文旨在着重分析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无意性叛逆在这就不作深谈了。

(二)所谓有意性叛逆,是指译者本身对翻译文本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及文化比较了解,也有能力比较“忠实”地翻译原作,但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故意对源文本进行适当的叛逆,使目的文本表面上跟原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离”,实际上却更好地忠实于源文本。有意性叛逆大致有四种表现形式,为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

3 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

3.1权宜性叛逆(expedient treason)

所谓权宜性叛逆是指译者由于翻译难度较大、自身能力的局限,或考虑译文读者的需求和接受能力等因素,又想尽量忠实于原作和原语作者,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权宜性处理办法。比如遇到译者自己搞不懂,或者不好翻译的地方,要么“跳”过去,要么做“减码”处理。(孔致礼,2009:132)

原则上,译者对原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义务“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Tytler,1791)。因而一般来说,遇到难以理解或者难以传译的地方,我们一般是不赞成采取回避政策,特别是在翻译严肃的作品的时候,更要避免这种轻率的做法。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这种现象有时又是不能避免的。对于作品中难以理解或者难以传译的地方,如果处理得不好或者译得不理想,可能会破坏整个译文的风格,因此可以在不影响忠实的前提下适当地采取跳译或者漏译的方法。当然译者在作此处理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反复考虑其利弊,尽量做到最大限度忠实于源文本。

至于“减码”处理,最常见的形式是改变原作的体裁,特别是把诗体原文改译成散文体译文,不仅降低了翻译的难度,也符合了读者的需要,更加浅显易懂。这里就不具体举例子了。

3.2策略性叛逆 (tactful treason)

所谓策略性翻译是指译者在通过译文介绍异域文化时因为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赞助人的意愿要求及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等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作出“策略性叛逆”的翻译方法。如林纾在翻译英国哈葛德(Sir Rider Haggard)的小说Montezumas Daughter(《蒙特祖马的女儿》)时,刻意将小说的名字改为(《英孝子火山复仇记》),并悉心刻画男主角千辛万苦为母亲报仇的情节;而狄更斯的小说The Old Curiosity Shop(《老古玩店》)在林纾的翻译下题目变成了《孝女耐儿传》。其实林纾的这种处理并非因为他不懂得英语,在西方也并没有“孝道”这么一说,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众所周知,晚清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他这样处理无疑是为了顺应当时的主导思想,希望通过接近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使他的译品作更容易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3.3关照性叛逆 (considerate treason)

所谓关照性叛逆,是指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有时对晦涩难懂的原文做出某种形式的“明晰化”处理的一种关照读者的叛逆行为。对难懂的作品添加注解就是一种常见的关照性叛逆行为。当然有些读者对明晰化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加了注解使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文所具有的云雾缭绕、峰回路转的朦胧美。但是作为译者,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书里的故事和人物,更是为了介绍作品的思想。如果不作出明晰化处理,读者看不懂译文作品,更不用说体会原文的思想了。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萧乾夫妇把翻译比作一个后有魔鬼前有悬崖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让读者看不懂和对原作进行叛逆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如果译作通篇让读者看不懂,那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他们在翻译意识流开拓之作《尤利西斯》时给全书增加了5,840条注解,字数上十万。

3.4创造性叛逆 (creational treason)

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孔致礼,2009:137)。这样的叛逆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语言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下,要敢于冲破源语的束缚,译出意义最切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也就是说,要善于将“规范自然的原文”转换为“规范自然的译文”,舍弃“形似”而求“神似”。请看下例:

(1) …it was wrong in her situation. I wanted her to stay at home and rest this morning, but she would come with us; she longed so much to see you all!(J.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Ch.19, V. I)

译文一:……她的情况不太好。我想让她今天上午留在家里休息,但她一定要和我们一起来;她太想见到你们了!

译文二:……她身子不方便。我要她上午待在家里好好歇着,可她偏偏要跟我们一道来。她多么渴望见你们一家人啊!

小说中的詹宁斯太太为女儿怀有身孕引以为豪,喜不自禁地到处宣扬,这里是她讲的一席话。其中第一句话理解起来容易,翻译起来却比较困难。第一种译文只是追求表面上的对应,结果是“形合而神离”,完全违背了詹宁斯太太为女儿怀孕感到自豪的得意心情。相比之下,第二种译文用“她身子不方便”来翻译反而起到了“貌离而神合”的效果。

第二种常见的情况是遇到原文出现文字游戏之类的情况下,要采取“以变应变“的策略,舍弃表层含义,传达深层意蕴,也就是译出精神译出风格。 请看下例:

(2)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

B: The letter “B”.

译文一: 甲:什么能让一条路变宽?

乙:字母“B”!

译文二: 甲: 什么会使门变阔?

乙:“活“字呗!

译文一是采用直译的方法,貌似忠实于原文,达到形似,实际上却让不懂英语的人看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们知道,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译语读者能够理解甚至领会源语言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意境,而这些读者包括懂得和不懂得源语言的人,而作为译者真正要关照的对象就是那些不懂得源语言的读者,只有连他们都看懂了,译文才是成功的译文。既然直译行不通,就需要译者的智慧和创造力了。而译文二貌似对原文叛逆,却巧妙地玩了一个中文文字游戏,不仅创造性地再现了原文文字游戏的幽默,还能让所有的译文读者看了都能会心一笑。

(3) ―我姓陈,耳东陈。

-My family name is Chen, C-H-E-N.

上面的这个例子,直译根本无法翻译,就算勉强翻译出来也是晦涩难懂,令译语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耳东陈“是为了告诉听者这个字的拼写方法,而译文中的 “C-H-E-N”恰恰巧妙地呼应了“耳东陈”,令人拍手叫绝。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追求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叛逆不仅不可避免,有时还是必须的,尤其是创造性的叛逆,不但可以做到更好地忠实于源文本,而且还能达到意想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当然,要做到创造性叛逆绝非易事,需要译者的高度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对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高度驾驭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等.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孙致礼. 翻译与叛逆[J].中国翻译,2001(4).

[4]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5]Tytler, Alexander Fraser (1791)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论翻译的原则)[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6]奥斯汀著,孙致礼译.理智与情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黄爱华(1982-),女,毕业于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现福建农林大学英语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