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感言：任重道远的反封建

雷池月

自从赵家楼胡同燃起那把大火，九十年来，大约总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生在作文课时写过“感言”一类文章。由于人数众多，从立意、结构到遣词造句，自然不免重复雷同。记得六十年前念小学时听老师举出的例子：一开始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五四节又到了”，结尾处则无非“一定要继承五四精神，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努力奋斗”之类——陈词滥调，此之谓也。一时，讲台下的诸生，似乎都面有赧色。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求“陈言之务去”实在太难，不要说是学生娃娃，不同时代的大人先生们的有感而发，又何尝不多是些废话和假话。

当然，还有名家学者围绕“五四”精神发表的许多宏论，鞭辟入里者固有，随意挥洒者亦不在少数，更有的立意高远，与时俱进，使人读后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叹。于是，有些疑问，有些想法，横亘胸中，欲一发而不得其时。“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五四节又到了”，便萌动了作文的念头，虽然明知有“陈言”之嫌，也在所不计了。而且，我一直认为，“与时俱进”固然好，而“陈言”也未必一定要“务去”，特别是那些前贤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一类的“陈言”，尤其不可轻言“务去”。

究竟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意义

“五四”的划时代意义，大概已经是无须论证的共识。因为多年以来，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就是以“五四”为分野。为什么要如此断代呢？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新文化运动那一个“新”字，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一直就是互为因果地捆绑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主要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前也是有过的，明朝时的一些零星的、很有才气的文艺界人士似乎做得很出色，但终究不成气候，大抵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端。他们输在手中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各种近、现代思潮被大量引进，从马克思到巴库宁，从杜威到罗素，五花八门，纷呈异彩，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濒临绝境的老大帝国，文化上更是失去了任何抵御能力，不几年功夫，传统的封建文化就呈土崩瓦解之势，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从教育体制到教材内容的彻底转换。封建传统文化的溃败，证明了来自欧美的思想武器确实先进。可以说，从此，以反封建为大皈依的新文化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因而，这个在历史上具有文化启蒙意义的“五四”时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跨进的开始。

陈独秀把所有从西方引进的“新武器”概括为两样；民主和科学（需要说明一句，所谓“从西方引进”一说不确，大多数“武器”是日本转销的“二手货”，认真盘点一下现代汉语中有多少名词是直接从日本照搬，真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他的道理是不错的，然而，很大程度上，那只是一种呼唤，要说“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对民主与科学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未免失之过于乐观。近年来，学界好像不大提“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比较一致的是只就民主和科学两条说事，或者直接说民主和科学就是“五四”的两大主题。是谁设计了这样的主题呢？或者说，在当时或事后，这两大主题究竟得到了何种程度的凸显呢？依不佞的鄙见，事实上，不要说当时找不出存在这种指导性主题的根据，就连事后作总结也很难看出这两大主题的影响。

先说德先生，当时国人中的精英对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或者多少有所了解，而对于民主和专制两种政体却所知甚少。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党认真地、系统地宣传过民主主义的思想、制度及其运作方法。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可是他在宣讲自己的民权主义时，告诉大众的，是如何开会，怎样提议，怎样附议，如何表决之类常识，并未深入到民主的精髓和要义。他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了解较多的人，不愿多讲，显然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土壤不宜于即时移植民主这株鲜花。所以他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努力的主要目标并不在此。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在实现宪政的道路上做出了“三个时期”的安排，而且，对第一（军政时期）和第二（训政时期）时间的长短从未作出具体的规划（从理论上说，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才算是结束了漫长的训政时期）。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早期带有浓厚的会党气息，辛亥以后，宋教仁曾为实现它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进化付出不少努力，宋教仁一死，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又退回到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的水平。目睹了军阀的混战，一筹莫展的孙先生，最后选择的是按苏俄方式组建全能型政党。

至于赛先生，当年主要是指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而非现在所指的自然科学（中国的第一代现代自然科学家其时大多还在海外学习）。这方面的引进应该说是颇有成效的，于是一度主义满天飞，以致胡适要呼吁大家“少谈些主义”——这当然不可能，引进的主义各有师承，不分个高下，很难解决谁是老大的问题。好在大家在打倒孔老二这点上有共识，或者说，有共同的进退利害的关系，一起动手，于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终于走向崩盘。最先是教育体制的重构和白话文的推行，接下来的是种种礼法观念的瓦解。维护旧传统的人，只能发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和“藩篱尽拆，人心不古”的悲叹。

由于“五四”群众运动以反帝为契机，而新文化运动则以反封建为己任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两者不仅在时间上有所重合，而且确实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所以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说是反帝反封建犹可，指为民主与科学则有拔高之嫌。

或曰，反帝反封建不能仅指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表现又如何呢？此话不错。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文化启蒙走在政治和经济前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何况，当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有迹可循。比如说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街头政治就是当时第一次引进的。封建政治的鼎革大多离不开密室里歃血为盟的阴谋，而街头政治则把诉求和对诉求的反应（镇压或许诺）袒露在阳光之下，这也是反封建斗争取得的进步，虽然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街头政治的过分发育往往会导致极权主义的萌发和膨胀。然而，那是后话，而且也并非什么铁定的规律，比如法国，两百年来街头政治一直十分活跃，但极权主义却从未占据主流。

在经济方面和反封建相呼应的现象，是现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外贸入超从二亿多两减少到一千六百多万两，1912到1919的八年间，民族资本的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银行、交易所、纺织及面粉等金融业和轻工业发展很快，1921年，中国甚至从面粉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所有这些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突破封建制度的表征。这个局面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是因为一战结束后，列强又腾出手回到中国来瓜分和争抢利益，尤其是日本直接发动野蛮的侵略，加上国内政治的混乱等等原因，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展，说明中国社会当时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跨越，是一个不争的趋势。

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历史任务。有些学者说，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由于特殊的国情（封建文化的顽固和民众的愚昧）而具有偏激的色彩，因而导致了此后几十年激进主义的政治实践，从而阻碍了反封建目标的最终实现。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新文化运动的偏激和激进主义的滥觞，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特别是把两者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尤其不当。事实上，激进政治更多地恐怕应该从封建专制主义方面去寻找源流。因为斗争的尖锐，武器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这种情形当然也符合逻辑，但难道那就一定要无限期地训政和专政吗？

反封建，在文化这个领域内，“五四”时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把“近代”引入了“现代”。

怎么能说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呢？

但是，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却仍然只能看做是局部性的、阶段性的，三千余年的流毒，绝非朝夕之间便能肃清，嗣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激进观念所导致的悲剧便是明证，真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识之士大概都觉得反封建这一课，还需要大力补火。这几年，有人发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结束，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以后，中国人便已经不再生活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刚看到这个结论，当时很是有几分惊愕：封建制度已经灭亡了两千多年，那还用得着反吗？不纯粹是白忙乎吗？情况真是如此吗？细读之后，觉得这些文章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出自于科学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大约可以综合成这么几条：

第一，什么叫封建制，柳宗元在《封建论》里已经做了解释，即他所说的：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步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而朝觐会用，离而守臣扞城。

为证明言之有据，有人甚至还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封”和“建”两个字的原始含义，总之，封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和郡县制相对应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自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第二，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和中国的封建制不是一码事，两个概念根本不能通用。日本人在引进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时，将feudalism译成封建制度（主义），是从汉学中信手拈来的，不足为据，或者简直就是一种误导。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沿用，两者混淆，其实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第三，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欧洲，离开了欧洲，别的地方（如所谓“古代东方”）就不能对号入座，是列宁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才把它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整理成理论，还是在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从此才成了“真经”。

说实话，上述观点也曾让我目眩神迷，以致好一段时间不敢使用“封建主义”一词，怕被人指为无知，跟不上时代。后来想想，觉得还是有些疑惑，便想到利用写感言的机会，说道说道——也按上面的秩序逐一提出问题吧。

一，柳宗元说的封建制度，当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现代（或近代）范畴。但是，在中国，一直到十七世纪之前，它却是作为和郡县制并列（相对应）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在理论上一直进行着对抗，在实践上也是相互替代或者并行一时的。两者孰优孰劣的辩论，两千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没有结论，除了唐、宋两朝以外，其他时代，基本上可以说是封建与郡县并行（元、清两朝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当别论）。

秦祚仅二世，不少人认为实行中央集权是重要原因。刘邦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顺应潮流，大封诸侯王国。异姓封王是出于一种统战权术，日子不长就全都收拾干净了，而同姓诸王几十年后却带来了大麻烦，“七国之乱”就差一点把汉景帝掀下宝座。教训太深刻，此后，汉朝尽管形式上还存在藩国，但不仅不能再统管地方的军、政、财权，相反还要处在州郡官员的严密监督之下。封建制似乎是一蹶不振了。

谁知到司马炎建立晋朝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封建制。他的兄弟子侄大多是军人出身，不少人在各自的封国里养精蓄锐，野心勃勃，不几年就开始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并不是八家一齐动手反中央，而是一个接一个地互相消灭，到最后一个实力派完蛋了，西晋也就垮了。随后的南北朝时期，因为大家都是割据性政权，统一大业未成，封建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到日程上来。这三四百年间，封建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处于消沉状态。

隋朝时间短，本来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因为其短，到了李世民手里，封建制又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宰相萧瑀原本是隋朝的国舅，对隋的二世而亡有切肤之痛，他认为隋朝没有搞分封是大错，于是最先向李世民提出实行封建制，他说：

臣观前代国祚所以久长者，莫若封建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四百余，魏晋废之，不能久远。

大概因为自己的尴尬背景，他不提隋朝，而只拿秦朝说事，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逻辑，还扭曲事实说“魏晋废止，不能永久”。李世民本来是有点倾向于他的观点，但是魏征、徐勣、马周等大臣一致反对，最后折中了一下——封王而不建国。

宋在各方面都是基本承袭唐制，此事也不例外，再加上宋朝在国家文官体制的建设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参考拙著《帝国的仕途》2008，中国工人出版社），因此唐、宋两代，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完善和加强。到了元朝，蒙古人因为对政治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虽然也分封了好些子弟功臣为国王（有的有疆土，如察合台等；有的没有疆土，如木华黎等），但由于政治机器的简陋，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在汉族地区，没有封建诸侯国，而是开始实行行省制度。所谓行省，就是中央政府（中书省）的派出机构。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推行封建制的态度很明确。洪武三年，一下子就封了九个儿子和一个侄孙为王，建藩于各大中心城市。《明鉴纲目》里是这样记载的：

帝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其制：禄亲王岁万石，置相傅、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籍隶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大臣伏而拜谒……

看来，朱元璋是很倾心于封建制的，但他又是一个最不舍得放权的人（连丞相都嫌多余而被撤销），所以他的封建和周、汉又有所不同：“封藩而不裂土，袭爵而不临民”——虽有军队却没有领土主权，控制地盘却不能直接管理。对于朱元璋的这类重大政治决定，从来没有人唱反调。直到洪武八年，皇帝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训导（大概相当县委宣传部长）叶伯巨可能因为官小，不了解朱重八其人的德行，跳出来说什么——

今秦、晋……诸国无不连城数十，异时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愿……节其都邑，减其兵卫，限疆理……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

朱元璋的反应是“大怒”说：“小子间吾骨肉！”马上下令逮捕，叶伯巨不久就在牢里送了命。后来朱棣所谓“靖难”成功，完全符合叶氏的推理。靠封建制上台的朱棣主观上当然不会再想搞封建制了，但自己当初打的是维护父皇政治遗产的旗号，一时也实在不好出尔反尔。果然自己的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后来又想走父亲的老路——从侄儿朱瞻基手里夺取帝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百年后，都还出现了宁王朱宸濠起兵谋逆的事。

满洲人入关，没有搞封建制（清初的“三藩”纯属一种权宜之计，作不得数）。因为是满族人的天下，汉儒大臣们也没有谁敢在这方面多嘴。王船山议论过这个问题，可他当时在野，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以上对“中国式封建制”的简要回顾，是想说明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所谓“中国式的封建制”，一直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在起伏沉浮。说自秦代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式封建制便成了一个“消亡了的历史范畴”，这话不能成立。

二，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东来以后，日本人把feudalism一词译成封建主义（制度），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当然可以说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如果没有错呢？那就是自己的笑话一桩。检验其实是很简单的，即两者究竟表述的是否同一事物。持“秦后无封建”论的先生们认为封建制和feudalism完全是两码事，秦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是feudalism（还另外给起了个名，叫“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云云），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悖论——既然秦以后必须改名，那不就等于承认周朝的八百年是封建社会吗？这个封建社会和feudalism是不是一回事呢？从形式上看，周武王和查理曼大帝实行的分封没有根本的差别——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处：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日本人到底是错了还是没有错？以上是个逻辑怪圈，越想你会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