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的应用

林英军

[摘 要] 市场运行机制中的“看不见的手”、法制协调、企业自律等要素,均能从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汲取营养——道家的“无为”、法家的“赏罚敬信”、儒家的“修己安人”,它们能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有效的丰富和补充。本文从市场运行机制和传统管理思想的类比分析入手,试图构建中国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关键词] 市场 运行机制 道家 法家 儒家

一、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构成要素看现代企业经营

从所周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有所谓“看不见的手”之说,即企业个体的自利行为却有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对其进行引导,从而从“自利”动机出发达到“他利”的目的。

然而“看不见的手”效用的有效发挥,却有赖于另一要素——“守夜人”。所谓“守夜人”其实指的是要有强有力的宏观政府,以完备的法律以及公正的执法精神为手段进行企业自由竞争、平等交易等外部环境构建及维护,进而使得企业个体的自利行为,不至于出现有害于他人的倾向,而始终以效率为惟一目标。然而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实践来看,完备的法律安排这一设想却过于理想。从本质上说,法律制度就是对各种行为主体的利益和责任进行界定和安排,而随着市场活动的多元化、变动性日趋加剧,法律的制定程序总是无法与交易的变化同步,如此就会导致“守夜”法律的不完备,从而使得行为主体的行为缺乏指导标准。此外即使法律是完备的,而其对于经济行为的裁决却要有冗长的程序过程:起诉、取证、诉讼、判决以及执行,这导致其作为交易活动协调者的成本太过高昂,从而降低交易活动的效率,甚至会抑制交易活动的产生。

由此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除“看不见的手”与“守夜人”两个要素之外,我们还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机制,以消除因法律不完备或协调高成本而带来的对市场交易活动的阻碍影响。事实上,这种机制就是完备、发达市场经济中较为常见的伦理经营机制,即依赖于对单纯法律外在调节副作用的清楚认知,各交易主体开始重视自身经营的道德和诚信,并逐渐形成内在的经营哲学和观念——一是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二是努力履行自己认为应尽的道德义务,本文将“不应该做的事”称为道德黄线,将“应该做的事”称为道德绿线,因此在市场经济运动机制中,各微观主体的活动已不再是仅有法律红线为底线的区域,而是应为包括法律红线,道德黄线和道德绿线的三线区域,即分别是“不能做的事”、“能做但不应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一般而言各市场主体为降低交易成本和避免道德压力会在离触犯法律红线较远的道德黄线的水平上活动(不该做的),并且相当企业会逐渐向最上面的道德绿线方向进行经营活动(应该做的),以求满足内心道德原则。既然如此,那么市场经营活动中,法律协调的机会便大大减少,即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得法律协调作用越来越体现为一种红线警戒功能。

综上所述,高效率的市场运动机制结构中有三个关键点:

其一是经营个体平等交易和自由竞争,宏观管理者不宜过于干涉。

其二是前者“看不见的手”效用的发挥必须有全面、完备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

其三是作为制度协调的补充,企业必须以道德和诚信为信条,进行经营行为的自律,从而避免制度他律而导致的低效率。

以上分析的视角是整个经济活动,然而从企业经营的微观环境看,企业内部运作也大体如此,首先是企业经营绩效有赖各级员工自觉地发挥其智慧,其二是要激发员工的自觉性则必须要有良好的内部制度安排,其三是为弥补制度的高成本缺陷,企业管理者必须依赖诸如“正身以正人”以及团体合作等伦理信念以在精神上激发员工的自觉意识和协作精神。

依赖他人自觉协作,重视各项制度建设及改造以及强化企业内在价值同盟和集体精神,这些能极大提升企业效率的经营思路均能从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汲取营养:这正是“道”家思想中的“为无为”, 法家思想“赏罚二柄派”以及儒家的“修、齐、治、平”等思想

二、我国相关传统管理思想介绍

1.道家管理思想。道家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起点,将“道”即客观规律作为万物周行不贻的根本,据此提出顺应客观规律道法自然的“无为”思想,也就是顺性而动,顺势而为,无为无不为的经营方略。同时道家还强调“离一切相,能生万法”,即只有不断摆脱纷扰的具体事物,才能超越“小我”达到整体思维、抽象思维的经营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思想追求通过对现存事物之间外在联系的解构,以求得对其内在规律的全面、深入把握。

2.法家管理思想。与道家的“无为”以及解构思路不同,法家以“人必自利”为假设前提,并以“赏罚敬信”为原则,进行厚赏重罚,以图通过对被管理者的物质利益调整而引导其出现管理者期望的目标导向行为。同时,法家管理思想重视“明法,一法、常法”,也即制度必须开诚布公,必须执法严明,所谓“法不阿贵”以避免朝令夕改,使人无可适从。此外,法家思想也强调“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以及“因任而受官,循名以责实”等制度改良以应环境之变的思想。

3.儒家思想。如果说道家思想是试图解构现存事物的外在物联系而达“生万物法”,那么儒家思想则类似于法家思想——试图加强现存事物之间的联系以维护整体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儒、法两家在此点上,均是通过构建、加强事物联系作为管理目的,不同的是法家以自利为起点,以法律为手段,追求赏罚“赏罚二柄派”,而儒则以性善为起点,追求个体通过内省,以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律境界。儒家管理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规范,以“修己”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的,即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推之及人,从而感化他人,使组织内人人从“自利”完成到“他利”的转变,从“他律”完成到“自律”的飞跃,并最终形成融洽的内部工作氛围。

三、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启示

如前分析可知,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中道家的“无为”,法家的“赏罚二柄派”以及儒家的“修齐治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于我国企业经营均有相当的启示作用。无为应对“看不见的手”,而“赏罚二柄论”则应对企业制度的规范化、标准化,“修己安人”则应对管理者与员工在经营哲学、价值观等方面的磨合和统一。由此可见从转统管理思想中汲取养分有助于企业的效率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具体而言传统管理想具体应用思路如下:

1.道家“无为”思想的应用——企业经营哲学、经营境界的提升和提炼

道家“离一切相,生万物法”的思想,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一种对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的预测与把握更为透彻的经营哲学和经营境界,即从具体入微的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化中超脱,牢牢抓住关系变化背后的原因,并将各方面变化的内在原因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抽象,以谋求对经营环境客观规律的全面把握,然后据此开展企业的经营活动。此外道家“为无为”的思想同样对于企业而言大有捭益:“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不强为,换而言之,它是指企业经营者首先必须深知其自身必定“有所不知”,即只有自己知其不知,才能放手营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让其下属各显其能,从而达到企业无所不能,这也就是所谓的“知不知,为无为”。事实上,企业管理的实质是通过依靠他人完成个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即其中本来就包括了“无为而为”的道理。事实上,企业管理者通过氛围营造、机制安排和激励协调的确可以做到不但是“避己短,用人长”,而且是“避人短,用人长”,进而构建一个发挥每个下属长处、避免每人短处的新的巨型“木桶”,此“木桶”相比完全依赖自己,而自己各方面能力又必然是有长有短的传统单个“木桶”而言,其容量、创造力不言而喻。

以上观点,可以由老子的“治大国者,如烹小鲜”一言蔽之——知其不知,方能依赖他人为已不能为者。这种道家的经营境界还可以指导企业打破其固有边界,与其他相关企业协力抓住市场机会,共同应对市场竞争,这也和当前较为盛行的虚拟组织,供应链理论以及竞合观念不谋而合。

2.法家“赏罚敬信,一法,常法、变法”思想的应用——规范的企业制度建设。市场经济以交易实现价值,因而现代企业以逐利为其目的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不但如此,企业内部员工,也以“自利”为工作动机之一,这就使得在企业中贯彻法家思想有了自然前提,即以“明法,一法,常法”为手段,进行内部利益的科学、合理分配与调整以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以合理的权、责分配,科学的工作流程以及巧妙的人员任用和权力制衡等诸如此类的制度安排与建设,来进行企业员工行为的规范化、标准化导向。事实上,科学、合理的各项制度和机制的构建,也正是“无为”经营思想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因事设职,因才器用,权责利对等,下属才能为管理者所用,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同时,法家思想所倡导的“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的变革思想,也对企业制度的及时改造有重要影响。此外,用制度进行利益分配,权责委授,决策流程安排也可以使企业运作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从而避免经营行为的随意化,使得企业才可能达到长治久安。

3.儒家“仁义礼信,修己安人”思想的应用——先进的企业文化建设。以企业制度作为权责利分配和协调的依据,虽然有助于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难题,但是仅有制度的协调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行为科学流派观点认为:人不但是“经济人”,而且还是“社会人”。这也就是说制度对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可以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但其作用却是有限的:仅重视员工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其“社会人”欲望。其实后者也能迸发强大的激励作用,就其机理而言,可以认为员工“社会人”欲望的追求可构成企业进步的另一台发动机——企业文化力。和以经济利益为发动机不同,企业员工共同接受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在协作生产中形成的团队精神能使员工自觉团结,自觉互相补合,并以维护共同精神的物质载体——企业的存在及其进一步发展为工作的目标。于是企业的生命力更为旺盛,凝聚力、感召力更为强烈。而仅有物质利益的刺激则不同,一方面,企业为刺激员工动力,成本高昂;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条物质的刺激也有可能使得员工退化成“经济人”即唯利是图,从而加速企业价值同盟的瓦解。应用“仁义礼信”,以“修己”为始,达到“安人”目的,正是本着以对现存制度进行伦理分析和伦理改造为契机,谋求情法相融,并进而使员工自律遵循,从而降低制度外在调节必不可少的成本支出。

营造和谐经营氛围,凡事仁义礼信当先,形成基于共同信念的信仰同盟,诸如此类的儒家思想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恰恰是现代企业中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作为企业制度作用的补充,同时也作为企业制度的伦理基础,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成员的柔性管理效用,在当代企业经营实践中体现的越来越突出。

四、结束语

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经营活动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要求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无为而为”、制度协调,还是团体自律,这些均可以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汲取营养。由此也形成了市场环境下,中国式企业经营管理之道:“无为”以赖众人之智,“赏罚”以驱众人之力,“仁义”以聚众人之心。

参考文献:

[1]王方华 高 松:道家_儒家_法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J].上海管理科学,2004. 5

[2]顾文涛 李东红 王以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J].经济管理 2008.7

[3]《老子》

[4]《论语》

[5]《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