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散文纵横论》序

范伯群

方忠将他的《台湾散文纵横论》的原稿寄给我，让我得以先睹为快。读后自应谈些读后的感想。台湾与大陆作家的散文我是经常在报章杂志上“品尝”的，在这紧张的快节奏生活中，读一篇好的散文犹如“吸氧”，使人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越是好的散文，在头脑的“保鲜”的时间会愈加久远。但是我与散文只是“偶遇”，而缺乏“深交”，更谈不上有所研究。这次读了方忠的《台湾散文纵横论》，就好像被他引领到高空，鸟瞰了一次台湾散文广阔的沃土，在成熟的收获季节里，展示的是一块块各有特色的作物“丰产田”。方忠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他先对台湾散文的艺术发展作了清晰而有序的梳理。回顾了台湾当代散文的承传渊源，从散文田野上的播种期谈起：“可以说台湾当代文学大体上是由一批大陆赴台作家开创的。这既包括梁实秋、台静农、纪弦、钱歌川、谢冰莹、张秀亚、覃子豪、王蓝、陈纪滢等在大陆业已成名的作家，也包括琦君、林海音、余光中、洛夫等在大陆接受教育而在５０年代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因此，台湾的文学也就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周氏兄弟与女作家冰心等在散文领域中的成就，形成了现代散文的“文脉”，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散文的派型与上述的台湾作家之间划出清晰的传承“谱系”，也可以从这些台湾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浓郁的中国民族乐风的色、香、味、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台湾的“乡愁散文”最为发达的年代。这文化乡愁本是中国历代文学的一大母题，但是这一母题在２００万大陆人背井离乡，来到台湾之后，“怀乡病”在他们的体内发酵、郁结，这种共同的心态在散文中形成一股如潮的激流，得到广泛的共振和轰鸣，成为这一文学母题的最深沉、真挚与瑰丽的景观，使这一历史性的母题攀上了空前的巅峰期。方忠列举出梁实秋的《雅舍怀旧》，梁容若的《塞外的春天》，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郭枫的《老家的树》，琦君的《红纱灯》，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张拓芜的《坐对一山愁》，张晓风的《愁乡石》等等，都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乡愁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道出了广大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被广为传诵。而这便是强劲的中国民族乐风，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而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台湾散文家的“探亲散文”又陡起汹涌之潮，这是乡愁母题的一种虔敬亲切的变奏。方忠指出，大陆开放后，於梨华、陈若曦、聂华苓、白先勇等一批作家先后回大陆探亲，也先后出版了一批探亲散文集。而琼瑶的《剪不断的乡愁》，三毛的《悲欢交织录》，柏杨的《回到母校》，张曼娟的《黄河经过的时候》，罗兰的《天津夜，好风似水》等等，也抒唱着：“我回家，我在回家，我终于回了家。我不是外来客，我是这里人。”乡情再也不仅是在梦魂里缭绕，现在是脚踏在这块故土上，尽情释放那久久抑郁的思念激情。民族的“血缘”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幻，由散文家弹拨着“思乡曲”与“回乡吟”，荡漾着共鸣而又各有个性的和弦，大家共有一个主调就是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即使过了多年，至今想起这些散文，还是舌有回甘，余香可掬的。

但《台湾散文纵横论》不仅是写了对古老母题和“五四”传统的承传，它还敏锐地触摸到台湾散文中的一股创新的洪流。这最集中地反映在论余光中和林燿德的两个专章里。他将余光中比作一员将“革命火种”引向散文领域的骁将，而余光中的“散文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是那篇《剪掉散文的辫子》：“原则上说来，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因此作为一位诗人，余光中展开了一次扩大诗性领域的“越界”革命。看得出来，方忠在这一专章中着力地对余光中所提出的“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革新散文”作了深入的领悟。他对余光中的散文语言中所追求“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的融会，也用贴切的实例加以诠释。而对余光中用阳刚之气洗刷散文中的脂粉气而形成其个性与风格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至于林燿德，是一位举着后现代的旗帜进军散文领域的急先锋。这也是新生代作家的可贵的创新。他的散文不仅推倒了农业文明的樊篱，而且跨越了工业文明的栅栏，用一种后工业文明的目光前瞻性地去注视都市这片现代精神的滋养地，用他的散文扫瞄高科技社会中“物”的演进与“人”的异化。余光中散文中洋溢着诗性的语言，但林燿德却擅长运用精确的科学而又形象的语言，他的行文中的妙喻令人拍案叫绝。余光中与林燿德皆崇尚散文的革新，却又显示了他们不同的多元的风格与路径。

说到多元的风格，方忠的散文观是开放的，这种“大散文观”是兼容并包的。在他的纵横论中既有学者散文、诗人散文，也有通俗散文；既有女性散文、新女性散文，也对“小女人散文”投以善意的一瞥；既有乡土散文，也有都市散文，甚至还涉及散文亚文类等诸多品种。他虽只为台湾的１１位散文家列了专章，但是他在“台湾散文的历史发展”、“海峡两岸文化散文整合论”和“海峡两岸女性散文整合论”中，提及的台湾与大陆的散文家是近于三位数的。例如他对耀眼的龙应台的散文中对建立国民健全人格的期盼，与鲁迅的“首在立人”的思想的一致性进行了挂钩。他从龙应台的名篇《生了梅毒的母亲》中有关生态环境污染的忧思，吁求人性良知的觉醒。的确，由于地球人类的放肆，使天空也患了“白内障”，以致阳光也无法朗照山河，我们的后代再读冰心的《繁星》时，以为天上有繁星也许仅是古代的神话。散文纵横论的关照是全面的，除了这１１个散文家专章之外，他将数十位台湾散文家在台湾这个“一度空间”中进行了比较；进而他又将台湾散文家与大陆散文家之间作“二度空间”的比照。台湾诗人、散文家洛夫说得最为形象：“散文如水，盛在方盒中就是方的，盛在碗里是圆的，装在试管中是长的，倒在碟子里又成了扁的。”在各位作家的散文容器中它形态各异，在不规则的变形中，很难削制一把统一的尺去衡量，因此，方忠的纵横论的刻度也是多元的，这才使我们能在并非宏篇巨著的短小精悍的散文中透视那世纪心灵的洋洋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