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张莞花

[摘 要] 毛泽东一生中十分重视图书馆这块阵地,他充分利用图书馆学习,随身携带“图书馆”,积极创建图书馆,与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

[关键词] 毛泽东;图书馆;读书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知识广博、通晓古今的学问巨匠。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自己理论创作和革命斗争的一生中,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充分利用图书馆

毛泽东特别喜欢利用图书馆学习。

1910年,十七岁的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公立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学堂后斋有个藏书楼,他到校不久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中外历史、地理书籍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都是他最喜欢读的。他从中国历史书籍中,看到祖国过去曾是何等统一强大,认识到现实中的祖国之所以会受欺侮践踏,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要强盛祖国,就得有象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一样的伟大人物。他还从国外书籍中知道了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藏书楼的学习,对毛泽东以后救国救民志向的树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12年秋,毛泽东退出新军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这里离湖南省立图书馆大约三里路。毛泽东每天吃过早饭,就匆匆赶到图书馆,他总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离馆,中午也不休息,或饿肚子或吃两个烧饼充饥。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从不间断。后来他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风趣地说:每天一进图书馆,我“就象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吃菜一样,什么书都读,使我开阔了眼界”。半年里,他认真研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还有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方面的书籍,使他最感兴趣、最有收获的还是社会科学著作。此外,图书馆墙壁上挂的一张《世界坤舆大地图》,曾使毛泽东思绪万千,难以忘怀。正是这张地图,使他开阔了眼界,不仅看到了湖南,看到了中国,而且看到了世界。开始思考着造成民众苦难的根源。半年的图书馆自学,毛泽东不仅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提高了认识,树立了目标,他把这段时间称为“学习生活最有收获的时期”。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借助藏书丰富的学校图书馆,一直坚持自己的读书计划。五年中,他通读了图书馆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读得最细、最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当年从图书馆借书册次最多的学生。由于经常出入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熊光楚很快就熟悉了他,并和他成为好朋友。后来他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

1918年至1919年春,毛泽东经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三阅报室任助理员,管理15种中外报纸。他充分利用这种便利条件,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思想的书籍报刊,经常听李大钊讲课,与进步学生交谈,并抽时间去长辛店工人中考察。从此,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了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虽未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但他却利用该馆读了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共产主义书籍。后来,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这3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为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毛泽东虽然集中时间在图书馆系统读书的机会少了,但他在长期革命战争生涯中始终利用图书馆不断学习。四十年代在延安,他曾多次派人到马列学院图书馆借书,并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图书馆的制度,借书认真登记,按期归还。

建国后,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藏书比较丰富而又适合个人需要的图书室。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毛泽东的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藏书已达1万余种,10万余册,而且门类比较齐全,除马恩列斯的全集和《鲁迅全集》外,还有一些著名的类书和丛书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如此丰富的个人藏书,仍然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求,他还经常向北京和外地的一些图书馆借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借阅各类图书达2000多种,5000余册,仅1974年,他在病中就派人借阅书刊600余种,1000多册。

二、随身携带“图书馆”

毛泽东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正因为如此,他从小就喜欢利用图书馆看书,没有图书馆就自带“图书馆”,走到哪里,就将“图书馆”带到哪里。

毛泽东13岁时曾辍学帮父亲务农,他不顾繁重的农活带来的疲劳,也不管保守的父亲的唠叨和阻挠,总是千方百计地找书,偷偷带在身边阅读。特别是每次去放牛,他的“小布兜”里总是装着书,边放牛边看,利用放牛时间享受阅读的快乐,从书中吸取知识的乳汁。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部队总是尽量精简行装,毛泽东什么都舍得精简,唯独舍不得精简书。特别在江西时,差不多天天要打仗,在一个地方最多能住个把月,毛泽东生活很简单,随身携带三样东西;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缸子,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和书报,全部装在挂包里,每到晚饭后,就打开挂包开始阅读,有时一直到天亮。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跟着他上列车的就有十几箱书。到了莫斯科仍不够用,还要驻苏大使馆图书室送上一批未带来的书籍。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去外地巡察,照例随身带了十几箱书,多达160余种,包括马列经典著作,历史、杂文、科技、字帖、字画、地图等,后来,人们把这些书籍称作“小小图书馆”。

三、积极创建图书馆

毛泽东不但善于利用图书馆,而且积极创建图书馆。

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主持学友会工作时,为了给同学们提供更多的学习场所,他广泛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建议建立学友会图书馆。还倡导将学友会各部个人在学术研究和学业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绩陈列在学友会图书馆成绩展览处,作为图书资料永久保存。

1920年夏,毛泽东同几位朋友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他担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7月31日,他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了《文化书社缘起》一文,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胜过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寥寥数语,表明了文化书社,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以最简便、最迅速地向广大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目的。书社内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书报,供大家免费阅览。为了扩大影响,书社不仅与亚东图书馆等十几个单位进行联系,还在省内设立了六个分社,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建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21年8月,毛泽东创办了我党最初的“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内设有图书馆,馆内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进步书籍、报刊400余种,馆藏的《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被列为学员课外必读书。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上发表文章称赞湖南自修大学:“注重图书馆与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

1922年,毛泽东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为该馆负责人之一。馆内藏有《西洋伦理学》、《共产党宣言》、《新俄国之研究》等重要书籍及《新青年》、《先驱》、《晨报》等进步报刊。该馆不但开展阅读和外借图书资料服务,还专门组织了一批青年团员采取各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进步青年在这里读书报,论时政,图书馆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基地。

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针对前几任宣传部长不重视图书资料情报的弊端,狠抓了图书馆基础建设。在他的领导下,宣传部广泛搜集报纸书刊,书店买不到,就去旧书摊上买。到1926年5月,图书馆初具规模,有国内日报124种、国外中文报纸21种、外文报纸15种、周报及小刊物122种、中文书289种、英文书3种。

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主席,他与时任瑞金县苏维埃主席的杨世珠在叶坪村找了两间房子办苏区中央图书馆,请徐特立具体筹办,并自己带头向图书馆捐书报。后来,每打下一个城市,他都要收集一些书刊送往图书馆。书越积越多,他就让警卫员将书报分类捆包背着,大捆的则让马驮着,战士们称这为“马背上的图书馆”。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原来在江西苏区建立的几个图书馆,多数文献资料都已散失,只保留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随身携带的少数书刊资料,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大量补充图书和报刊。为此,李富春致电中央,建议成立“流通图书馆”。毛泽东立即复电彭德怀、李晓、李富春,“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这是毛泽东关于图书馆建设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流通图书馆也是我党在战争年代解决干部精神食粮的一个创举。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图书缺藏问题,毛泽东致电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同志,要他们购买10种至15种左右的通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每种50部,作为学校及部门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41年3月,毛泽东关于订购书报之事,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同时,他还请人代订《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及云南的各种报纸。为了向全国购买书刊,他还请一些同志在南京、北京、重庆各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中央国民经济所等,购买一些书籍杂志和地图。为了解决图书馆经费困难,毛泽东曾4次为图书馆扩建和筹建捐款,并号召延安各界合力赞助。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怀,陕北根据地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先后成立了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马列学院图书馆。延安还成立了图书馆协会。

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图书馆的思想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2] 李久琦.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在图书馆的实践[G].图书馆学研究,1983,(6).

[3]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图书生活[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4]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 王卫国.毛泽东与图书资料工作[G].党史文苑,2005,(6).

[6]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