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国启蒙思想对埃及现代化的影响

胡耀辉

[摘 要] 法国启蒙思想对于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现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埃及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由军官组织是启蒙思想的最终实行者。自由军官组织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即民族主义目标同现代化取向的同一性和排拒性。

[关键词] 法国;启蒙思想;埃及现代化;自由军官组织;民族主义

军人领导民族革命,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普遍现象。但埃及现代化的过程中,离不开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其中,启蒙思想的执行者——自由军官组织是其发展的主要力量。

一、启蒙思想与自由军官组织的创建

自由军官组织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力量,它是根植于埃及现代化中的,也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但埃及现代化是在外力驱动下开创的,它的出现与法国的启蒙思想有很大关系。所以说,自由军官组织的发展,是随着启蒙思想在埃及的传播中不断发展的。“18世纪末拿破仑的远征,是西方对东方的一个突然打击。”这次冲突引起了埃及的觉醒,也是东方觉醒的前奏。”[1]拿破仑的远征以血与火的方式把暴虐统治带给东方,同时也给东方输入欧洲先进的科技和新思想。新思想即法国启蒙思想,引起埃及人民对革命的希望;同时“天赋人权”、“平等”思想开始进入埃及社会。这一思想的传播,客观上冲击了传统的埃及社会生活,使得原来的伊斯兰教和王权专政面临很大的危机。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交汇中,埃及开始了从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过渡。埃及的现代化一开始就表现在大规模移植和采借西方文明的过程。穆罕默德•阿里多样化的改革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由于改革的阶级性质和防御外辱的目的,他对西方文明的采借取向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尤以军事为甚。阿里声称:“我的一切为了保证军事需要。”[2]这种目标取向决定了军事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改革的结果是培养了一批现代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客观上为埃及现代化准备了“人力资本”和文化条件。

埃及现代化的启动,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产物,也是古老东方在殖民主义冲击下的一种反馈。它在起步之初,已从防御的目的出发,依靠现代取向的集权政府力量,采取自上而下的、有选择的、有控制的发展模式。这种起点模式,决定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地位。军队是采借西方的主要工具,军人由于军队的现代化,利用了可以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特殊机遇。军队中的军官阶层吸收外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和进步思想,他们在军队现代化实践中,对现代化发展要求同本国水平差距最为敏感。军队现代化引起的军队素质的变化,必须加强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即军人政治化倾向。因为军人政治化是自由军官组织产生的历史前提。它的出现,使得自由军官组织的形成有了一定的历史环境。客观上,军人的权利在发展,必然形成军官性的组织,在埃及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诞生。

自由军官组织的兴起,又是埃及社会结构中中小阶级力量的壮大,及其政治势力介入军队,引起军队成分改变的结果。中小资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引起了传统的社会力量的分化组合,是埃及社会阶级结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人权思想的介入,引起埃及社会文化产生动荡。一部分人开始从事与军事工业相配的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他们逐渐发展起来,在埃及已经形成了新的经济力量。由此推动他们走向政治舞台,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社会基础。1919年革命和1934—1935年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中,新兴中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重要一翼,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1936年条约使埃及政府获得了处理外交事务的自由和扩充军队的权利。[3]这一点于埃及民族主义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扩充军队的需要,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子弟获得了进入军事学院的机会。这样,在埃及军队里首先形成了以中小资产阶级子弟为核心的爱国力量。军队组织与民族运动密切结合,为后来的自由军官组织提供了政治舞台。

二、早期埃及现代化的实践

自由军官组织是第一批意识到:“在没有获得完全的民族解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内部整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埃及民族主义者。”[4]认识上、行动上的这一转变,对埃及民族解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7•23”革命不同于埃及历史上其他民族革命之处,在于它初次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结合,并在实践中把推翻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统治,作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目标,从而为埃及民族解放事业开辟了一条现实性的道路。革命后,新政权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包括1952年9月9日颁布的第一部“土地改革法”;1953年6月18日正式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均显示了革命不断深入的历史趋势。

1、土地改革是“7•23”革命深入发展的标志。它使20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埃及农村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是埃及由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它的实施,实现了启蒙思想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自由军官组织对于“天赋人权说”在伊斯兰教中,“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一大体现。这就使得启蒙思想的“人权”、“平等”观念进入埃及,为促进埃及现代化提供了基础。

2、确立共和制度是废除传统的政治形式,建立制度化政治体系的起点。新的、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共和制度,不仅有利于现代主义上的国民认同感,而且是创设有广泛代表性的合法政治权威的先决条件。其中,“民主政治”的思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纳赛尔对于洛克的民主制度治国思想非常感兴趣,他试图在埃及的政治民主化上借鉴启蒙思想,因此他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政体。

3、纳赛尔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这使得自由军官组织是一支与阿拉伯国家联合行动的政治团体。早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期间,纳赛尔就提出了“阿拉伯团结”的概念。其实,这种思想使得埃及的现代化,显得更加地区化和民族特色,阿拉伯人的民族特色团结思想,再次向世人展现。在自由军官组织出现以前,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更多的是西化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之下。巴勒斯坦战争终止了这种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自由军官组织在反帝反殖的基础上,获得了阿拉伯兄弟协同作战的共识。纳赛尔认为,“埃及处于阿拉伯世界、非洲和伊斯兰世界这三个同心圆的中心。”[5]埃及民族主义者思想的这一转变,在纳赛尔的《革命哲学》中得到集中反映。正是自由军官组织冲破了西方文明的侵略,才认识到自身文明发展的问题。所以说,纳赛尔的思想正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

从1952年至1956年,自由军官组织领导革命实现了三个结合,即:军队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结合;埃及革命与阿拉伯世界反帝斗争相结合。并且实现了改造传统文明,加速现代化因素的积累。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也使埃及人民付出了以接受军队为核心的集权政治的代价。民族革命所造成的超常的社会动员,以及外部强大的现代化挑战,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用强力推进本国现代化。纳赛尔正是具备这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的各项要素。它导致了个人权威集团权利的膨胀,引起了盲目排外和传统政治形式的回归。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埃及乃至大多数东方国家争取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中政治上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及现代化离不开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也离不开自由军官组织的发展,以及纳赛尔个人的影响;这三驾马车是埃及现代化的强有力推动者,也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之处。

[参考文献]

[1] [埃及]埃及教育部文化局编.埃及简史[M].北京:三联书店,1972.17.

[2] 陆庭恩.评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J].世界历史,1974(6).78.

[3] [埃及]P•J•瓦蒂寇提斯.埃及史——从穆罕默德•阿里到萨达特[M].巴尔西摩出版,1980.291.

[4] [埃及]克里斯蒂娜•费尔普斯•哈里斯.民族主义与埃及革命[M].伦敦出版,1964.196.

[5] [埃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哲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