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位一体化进程

梁燕亮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位一体化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优秀理论品格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及由此产生的现实需求结合的过程,也是多种因素发挥作用的磨合过程,其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相互契合的因子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与理论研究者所作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过程中能够吸取东方思想的智慧,获得新的生长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位一体化文化契合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380-01

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游离于中国之外的某种外在的理论观念和精神力量,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历史进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和成分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①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之精髓就在于它是一种不断跨越历史与现实的活动进程,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国情、实践所构成的中国实际中来理解、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多种因素相互整合而生成的新的构体。

这一历史过程绝非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势意识形态仅单方面或者以绝对性优势而发生的,而是一个多位一体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一是因为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客观需要;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优秀品格使其在异国他乡仍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当然,这二者初相遇,并非是“春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而是一个各因素发挥作用的磨合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有诸多相互契合的因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过程中,能够吸取东方思想的智慧,获得新的生长点,并且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契合作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位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解释间距。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实际之间有着一个一百多年的历史间距,而且,‘中国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有着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间距。”“历史间距是新的理解、新的意义产生的条件,历史间距使文本的意义向未来开放,并在历史与现实的视界融合中不断生成新的理解、新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间距中表现为一个多位一体化的历史进程。②这一过程是双向互动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实践与文化双向融合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发展,又要看到中国实际的历史与现实流转,在二者的双向互动中把握其多位一体化进程。

第一,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进程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如何由传统的、封建的、贫穷落后的社会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富足的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如何从生死存亡危境走向强盛复兴;中国人民如何从“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第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优秀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革命性、科学性、开放性、世界性、实践性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有助于中国社会实现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其科学性蕴涵着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现代性因素,使之拥有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其开放性则表现为它并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会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而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开显出巨大的解释张力与阐释空间;而其世界性特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那么它就会具有不囿于时间与地域限制的普适性,并能够成为具有永恒的历史性价值和自觉面向世界与未来的世界性学说;实践性特征则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描绘了一幅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蓝图,并提供为实现这种理想的方法手段和历史路径。而正是这些理论品格才使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情感上的强烈共鸣与心理上的彻底认同。

第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因子推动了革命实践的发展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自“五四”之后仅经过短暂的历史时期就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并经过几次飞跃产生了几个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在一个‘化字,它不是把一种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理论直接地移植到中国社会,而是一个从中国社会需要出发的艰巨的理论创造过程。在这个‘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相遇,而且必然地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遇。”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心理和思维方法之间存在一种切近的、能够相互契合的因子,同时,在存在契合融通性的基础之上二者之间的差异更是为“化”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发生相互认同和融合,表现为一种双向整合和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其具体化、民族化过程中离不开理论践履者、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深谙中国传统哲学之人,他们能熟练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不仅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涵探幽发微、阐扬诠解,而且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辩证对接”,⑤并且能积极应用于社会实践层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也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⑥因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