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哈维对后现代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吴雯莉

[摘要]通过把资本主义的政治一经济转变过程置于连续的历史情境之中考察，哈维把后现代状况纳入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框架之中，认为，后现代状态是一种随着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的转变，以及经济动力的变化而发生的社会转变，是由时空压缩引起的世界巨变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社会状态。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在逻辑并未发生变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更多存在的是连续性而不是断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许多著名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参与了这场讨论乃至论争。其中，以哈贝马斯、詹明信等为代表的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西方学者，“大体上都是站在一种哲学批判或文化批判的立场来看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包括其文化)之间的分野，并且或多或少地站在现代性的启蒙主义立场上去审视和批判后现代主义”。与他们有所不同，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却坚持马克思惟物主义的研究方向，着重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人手去解释后现代主义现象。在1989年出版的《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书中，哈维遵循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的思路，尝试着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相联系，从社会生产导致的时间——空间转变，以及人们对这种转变的具体体验的变化等角度出发，具体分析和阐述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并对所谓后现代状况作出了具有洞察力的论述。

马歇尔·伯曼、丹尼尔·贝尔以及詹明信等学者都点出了后现代社会与时间空间的关联。但哈维指出，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关联的真正含义，也没有具体分析这种新的时空经验所建立的物质基础，以及它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关联。他更具体地指出，后现代社会的出现直接源于人们对“时空压缩”的体验。

哈维认为，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是通过物质实践与生产过程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脱离社会行动来理解。同时，时间空间概念也会反作用于物质实践，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关于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社会建构与物质实践，在资本主义政治一经济体系里具有根本性的地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时间空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劳动时间乃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剩余社会劳动时间位居利润来源的核心。资本的周转时间也很重要，因为加速生产、行销和资本周转是个别资本家扩大利润的有力竞争手段。在经济危机和竞争特别激烈的时期，周转时间比较快的资本家，比对手更能存活下来。同样，通过合理地划分空间，也可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空间障碍的减除对于资本积累的整体动态非常重要。

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模式，资本积累的危机逼迫着它总是不停歇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对时间空间的改变是革命性的。许多事物改变了时空关系，迫使我们进入了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一“通过时间消灭空间”。

哈维将这种时间一空间不可阻挡的变化称之为“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他说：“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空间日益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使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彼此紧密相连。我们花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致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存在的全部。这种“时空压缩”的体验，逼迫着我们所有人调整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并作出美学上的反应。

总体来看，以进步为尺度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就是通过理性和技术的力量拆毁一切空间障碍，合理地安排、控制和利用空间，把空间变成一个附带的范畴。但在艺术中，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以一种“永恒”的空间来取消时间构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主题。在1848年左右，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和革命。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会立刻呈网状地影响到其他的地方。这种共时性造成了一种表达的危机，需要一种新的再现模式。于是，现代主义第一次文化突进出现了。波德莱尔将现代主义的旨意界定为，在一个空间片断化、时间瞬息化与创造性破坏的世界里对永恒的追求。马奈、福楼拜等都开始探索新的文化形式。1850年后，资本主义为克服1848年危机而进行的对全球空间的重新征服和重新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一战前后达到了顶点。公共时间日益变得同质和普遍，空间日益被时间“消灭”。在这一时期，美学领域中的第二次文化突进出现了。詹姆斯·乔伊斯开始力求捕捉住空间和时间中同时性的意义，坚持认为现存是惟一的体验场所，普鲁斯特试图恢复过去的时间，创造一种个性和地方的意义；毕加索们开始分解绘画空间……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产生这一文化现象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与诸多学者一样，哈维认为，后现代文化现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不同的是，他从生产方式与时空变幻的角度来理解，给出了一个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释。哈维的基本论点是：“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一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出现，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哈维认为，20世纪从二战后到1973年，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以福特主义(Fordism)体制为基本特征的。福特主义是一种发端于美国的工业生产体制，由亨利福特于20世纪初期所创。它以大规模生产为主要特征。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结合，推动了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长达20年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体制，也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在文化上，它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和文化的商品化，“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建立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并为它出了一份力——尤其是现代主义美学对于功能性和有效性的爱好”。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所激发的生产力的增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和资本危机，“所有的流动和不确定性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一系列的新式方法被应用在工业组织中，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在重塑。这些实验表明了向一种全新的积累方式的转变，同时伴随着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形成”。用哈

维的话来说就是。福特主义体制开始向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体制转变。这种弹性积累，表现为“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弹性。它以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新方式、新市场的出现，以及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速率的极大强化为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信息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另一方面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彻底重组。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被逼进了一场有关生产技术、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实践的大革命里。“时空压缩”被大大强化，“我们在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动力之核心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个猛烈的回合。”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意味着一个后现代社会的来临。

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中，“福特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充满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特质的后现代主义美学，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

经过深入的研究，哈维得出结论，后现代状态是一种随着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的转变，以及经济动力的变化而发生的社会转变，是由时空压缩引起的世界巨变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社会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哈维虽然分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生产体制的差异和不同特征，但与许多认为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的学者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不过是自身的内部调节机制起作用的结果，两者并无性质上的根本差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因此，“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进行对照时，这些变化在表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征兆”。后现代社会并非一种社会转型，也并非是一种与现代主义决裂的崭新文化样式。在哈维看来，“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它突出强调了波德莱尔所阐述的分裂、短暂和混乱的一面，忽视了追求永恒的另一面。

在哈维的理论视野中，后现代主义更多地表现出中心性、瞬间变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一方面，他并不认为后现代思想是肤浅的、暂时性的，而是承认后现代思想有许多优点。他认为，现代主义的元语言、元理论、元叙事确实倾向于掩饰各种重要的差异，也没有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分离和细节，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关注差异、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哈维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强调后现代主义理论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作了漫画式的描绘，没有注意到现代主义内部存在着的许多差异，而它只是回应了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它所诋毁的元叙事，也比起批评家们的描绘要更加开放、更有细微差别、更加复杂。

例如，它过分强调了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同时又对现代世界的物质实践成就作出了过低的评价，它对“享乐”之短暂的强调，对他者不可预测的主张，对文本而非作品的专注，对近乎虚无主义的解构的爱好，对美学而非伦理学的偏爱，都把问题带到了超出连贯一致的政治所能允许的地步……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言辞是危险的，因为它避免了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权力的情景。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哈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一系列“观念”，着重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入手去解释后现代主义现象，从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知识批判的路径，也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他表明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武器并没有丧失有效性和锋芒，依然可以用来解剖各种从表面上看来令人眼花缭乱和争论不休的现象。”这是哈维的分析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哈维对后现代批判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