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被送进精神病院

周华蕾

精神病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在广东女子邹宜均事件中，当事人自称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了进去；因为官民矛盾，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在g008年同样被精神病院“勉强收治”。盘整媒体公开报道，此类事件不下20起。

医学界认为，精神病患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识，强制住院是保护他们的一种手段；法学界专家则认为，强制医疗剥夺了患者的人身自由，应该慎用。

2006年10月21日，这是邹宜均“一条不归路”的开始。

这天，她坐上二哥邹建雄的车，一并去宝山墓园为过世一年的父亲扫墓。她没有料到，就在墓园门口，她被七八个男人推上了另一辆面包车，他们给她铐上手铐，强行脱下她的裤子，把冰凉的针筒扎向她。哥哥没有救她。

耻辱与瘫软无力间，她觉得自己被绑架了。等她醒过来，身边是好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头上带着护士帽，不少人走来走去，四周似乎没有出路。

她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都是为她好”

两年后。2009年3月2日上午9时，一起矛头指向精神病医院的官司在广州白云人民法院开庭。原告邹宜均，她现在已经出家为尼，法号“果实”，她一身灰架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头齐腰的长发。被告是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和邹宜均的家人。

在法庭上，邹宜均表情平静地陈述过往遭遇，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家境优裕。2005年父亲患上肺癌后，一家人陷入了混乱。

他们家是传统的客家人，为给父亲冲喜，匆匆给她介绍了对象并闪电结婚。但这段婚姻随着一个月后父亲的过世名存实亡。经过漫长的冲突和协议，她与前夫离婚，获得30万赔偿。矛盾跟着爆发，按照邹宜均的说法，母亲是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长，想强占她的30万。于是一家人合谋，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听到风声后，她与朋友兼律师黄雪涛签署了授权协议书，要求其在意外情况下代理她采取必要行动。几天后，她果然被家人送进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羁押5日后，她被转移到中山埠湖医院，禁锢了3个月。

之后她回到家中，又受到母亲的软禁。一个多月后，她逃出来投靠朋友，最后被家里扫地出门，再也回不去了。

然而邹家人早前的表述，却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邹宜均家人曾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召开记者招待会，宣读了长达8页的公开信。信上说，邹宜均因为父亲过世和失败婚姻的双重打击，曾有8次自杀行为，已经患上精神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

而精神病医院在收治邹宜均的时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说法。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至今不相信金钱动机一说，“二三十万在深圳算啥钱嘛!她家庭不错，哥哥姐姐都是公务员，犯不着为这点钱把妹妹送进精神病医院。”

知情者表示，邹家人送邹宜均入精神病医院另有隐情。邹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后，开始热心公益事业，她母亲发现女儿变了，她觉得女儿“老是跟坏人一起”，怕女儿“乱花钱”，她一度怀疑女儿中邪。矛盾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爆发了。

但邹宜均的“非自愿”，让她的朋友和媒体迅速聚拢在她周围。他们本能地怀疑医院和邹家人的动机，试图“营救”邹宜均出院。

“医院起到保护患者的权利的职责，但一旦医院放弃了这个职责，那就非常恐怖。”黄雪涛发现近年医院收治冲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来越多。她认为，精神病医院是一个变相的“契约监狱”，“它只对出钱的送治人负责，收谁的钱，就对谁负责”。

“家庭纠纷跟我们没有关系”

“按你们的逻辑，送进来一个就当精神病治，精神病医院是个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们当白痴了?”负责处理这起医疗官司的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医务处主任张延赤是东北人，连日来媒体的穷追猛打让他很烦躁。

张延赤一再强调，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页，“像失眠、神经衰弱、抑郁、焦虑啊，都是精神疾病里的，很多人看着没病，但事实上已经构成诊断标准了，并不是满街跑的，杀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据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多次会诊的结果，邹宜均患上的是“双相情感障碍”。病历上记录着“交谈过程中，病人语量较多，思维略显奔逸，情绪不稳定易激动且表情高傲，与医生交谈时常有不屑一顾的表现，病人自我评价过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显的抑郁病史，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这个病，又称躁郁症，是一种兼有躁狂、轻躁狂和抑郁发作的情感障碍。事实上，这种精神疾病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统计，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总数超过1亿。

而院方认为，邹宜均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自知力。“越不承认有病，病得越严重。”

对邹宜均这种可轻可重、反反复复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杀倾向的证据，院方通常建议，留院观察。

在中国精神医学界，许多人对精神病人的住院权持保留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病情严重而完全丧失认识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权。这些精神病人拒绝住院，并不是出于理智。如果听任精神病人拒绝住院，可能会使他们贻误治疗，病情加重。

“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医疗服务，家庭纠纷跟我们没有关系。”张延赤说。

医院认为这种基于家庭纠纷，将正常人送入精神病医院问诊的情况是“极小概率”事件。这种排除“抓错正常人”风险的手段，一是靠医生的经验，二是靠长期的观察。但医院坚持，反复为邹宜均会诊的结果，“她就是精神病”。

与媒体和社会对邹宜均的同情相反，医院采信了邹宜均的家人。“为了给小妹找个地方，哥哥来考察了两三次，母亲也哭得很厉害，说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如果一个孩子不懂事，家里管管还不行，为什么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够呛。”张延赤说。

“刀枪不入”

入住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以后，邹家人为邹宜均化名“韩丽”，并声明，“除邹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会见探视、联系邹宜均”。他们对院方表示，这是希望女儿好好养病。邹宜均被精神病院隔离起来。

另一方面，一心认定自己被绑架的邹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机，联系了她的律师黄雪涛。

黄雪涛带着授权委托书，当天赶到医院。但整整一夜，黄雪涛被医院挡在门外，“医生说，这里的病人都是无行为能力人，我的法律委托书没有效力。”

因为《民法通则》和有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精神病人的住院问题做出直接规定，许多专家认为，强制送人进精神病医院的事情无法可依。曾参与过邹宜均会诊的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

便持这样一种观点，他表示。“我们只能尽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黄雪涛觉得，精神病人实际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区。“无行为能力，知道那是什么吗?你所有的意见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认为不是真实意图，你不懂得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见可以被违背，因为你不懂得保护自己。你说什么，我可以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你的监护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黄雪涛说她从来没有那么绝望地意识到，“在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精神病人还不如一个监狱里的犯人。监狱里尊重个人信仰，包括饮食上的忌讳，可以去申诉，去投诉。但在精神病医院，你是一个非常弱智的人，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懂。”

情急之下，黄雪涛把媒体当成救命稻草，主动向其爆料。一时间，《今日说法》《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媒体云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很快，2006年10月24日，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做出决定，建议邹宜均家属接其出院。张延赤说，这并不是医院诊治错误而理亏，而是律师的大吵大闹和媒体的围堵影响了医院的秩序，“经过几天治疗，走的时候她(指邹宜均)也平静了许多”。

疯人院日记

2006年10月26日午夜12点，邹宜均跟着家人出院了。但她并没有回到家里，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卫生系统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中山埠湖医院。

这里的条件远不如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因为人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设计规模为320张病床的医院，已经住满760多名病号，医院拥堵不堪。同样的标准间，空间小，床很破旧，床垫也是发黑的，被子一股味道。护士们年纪很轻，大多健壮魁梧。

邹宜均一向养尊处优，在这里，她觉得堕入了地狱。她在日记里写道：厕所就是冲凉房，满地都是屎尿；没有窗帘，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开观看；女病人在寒冬腊月里，洗完澡，无奈地光着身子集体在病房区内等待衣服，她们的吆喝声持续着，但那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出于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来人往的嘈杂声，最大的声音来自重症病房里那些穿粉红色睡衣的女人，她们整天大呼小叫，这种声音陪伴了邹宜均92个日夜。难受的时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无阿弥陀佛”。

邹宜均变得很“听话”。“在这种地方，越想辩解，就越无法辩解”，邹宜均说。她一直记得黄雪涛对她说过，“医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承认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来的唯一途径”。

时有陌生人来看她，叮嘱她“好好养病，重新做人”。

吞药片、喝中药都是在监视下进行，看守她的母亲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坏人来往，律师黄雪涛也在母亲不欢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亲无话可说，整天都瞌睡。吃完饭，就想睡觉。到了后来，她才发现，她的嗜睡已经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为药物中的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出家

3个月的观察期结束后，邹宜均回到深圳万德居的家，母亲看守着她，不让她和外人接近。一个月之后，不堪“软禁”的她伺机逃了出去。

长期被隔离在精神病医院的结果，是她对家人的不信任。她离家后第一天，就写了一份声明，想要宣布和家人脱离关系，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义再把她“抓”回去。她说，她的苦恼如同一个肿瘤，从住进精神病院的第一天起，在体内越长越大。她开始记录自己在精神病医院的每一天，尽管回忆让她很痛苦，但“这是我的使命”。

几个月后，2007年底一个冬天的清晨6点多，10万字的书稿《疯人院的日记》竣工。她突然觉得解脱了。

不久后，邹宜均便出家了。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看破红尘。

但她觉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个大福报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

她说，过去的事和物属于已经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对正常人在精神病医院遭遇的关注。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标签，希望推动《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因为全国还有许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饶地四处走访要求平反，沉重地过活。他们是广东的何锦荣，重庆的李健萍，江西的叶正生……

2009年3月，邹宜均和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对簿公堂。她说，告他们，也是在度他们。

有人支持她的执着，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病人。有人问她居心何在，到处宣传，“遍地开花”。有人说她一定病得不轻，不然出家当尼姑干吗，还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还是每天三衣一钵，在北京的地铁、公交、茶馆、佛堂里穿行。有心人问起她的过往，她会一遍一遍认真细致地讲解，表情平和，语速很快。说到精神病医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为所动，但左手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捻动墨绿色的佛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