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天意不仁,以圣人为刍狗(克己篇)

2009-08-07 01:51谌旭彬
百家讲坛 2009年13期
关键词:刘欣王莽帝国

谌旭彬

当王莽在一个王朝的日落时分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时,他手里唯一的武器只有道德。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则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克己复礼”。

在周、孔等往古圣人们的思想体系里,“克己”与“复礼”之间是二位一体、相辅相成的。然而。它第一个虔诚的实践者王莽,却得到了一种啼笑皆非的结局:“克已”使他成了当代的周公;“复礼”却让他成了遗臭万年的逆贼。

在王莽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看透那真正的“天意”。

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正月,岷山坍塌的消息传人长安。此时的王莽36岁,这位年轻的光禄大夫,正冷眼旁观着长安城因为这场灾难而引发的剧烈恐慌。

这是一次罕见的巨型山体滑坡。史载:“生江三日,江水竭。”坍塌下来的山体竟将浩荡的岷江(汉代以岷江为长江正源)拦腰截断。江水为之断流达三日之久。最关键的是,这次坍塌发生在西汉帝国的龙兴之地。帝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人物刘向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周朝那会儿,岐山(周朝的发祥地)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我们汉帝国兴起于蜀郡、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显示也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在长安城嘈杂的恐慌中,王莽有着与刘向几乎完全相同的预感。

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学者型官员,王莽当然应该很熟悉下面这些并不遥远的史实。

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突然立起来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一棵枯卧多年的老柳树忽然站起来,还抽出了新芽。符节令睦弘跑去对昭帝说:“石头与柳树都是草民的象征。泰山则是皇室受禅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这昭示着必将有匹夫成为天子。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陛下应该昭告天下,搜求贤人,承顺天命,把帝位禅让给他,然后像殷、周的后代一样,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

结果,睦弘被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砍掉了脑袋。

汉武帝定国策为与儒生共享天下,汉宣帝则崇刑法而轻儒学。名儒盖宽饶看不下去,上奏汉宣帝说;“如今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法律代替了《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就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

宣帝不准备宽恕盖宽饶的“帝位循环论”,但迫于舆论,准备宽恕盖宽饶个人。结果,盖宽饶却自杀成仁了。

前不久,北地太守、名儒谷永又对汉成帝说:“天意从来都不会对一姓情有独钟,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个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来,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导致灾难丛生,万物天伤。臣要提醒陛下,若终不悔改,恶政依旧,恐怕天意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

谷永没有被杀,也没有自杀。恰恰相反,“天子甚感其言”。

王莽抬起头,把目光投向了暮色中的官城。从他窄小的院子里,可以看见未央宫巍峨的一角飞檐。许多年来,那座官殿里的主人一直都在承受着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也一直都在尝试着为自己正名。从睦弘的被杀,到盖宽饶的自杀,再到谷永的“天予甚感其言”,王莽所看到的,分明是这样一条线索:老刘家对自身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帝国意识形态的祖师级人物董仲舒曾经说过:“道之大原出于天。”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事,都必须受制于虚无缥缈的天命。董仲舒还说过,他不承认“家天下”。按照他的赤、黑、白三统循环理论,皇帝是可以轮流坐的,说不定明年就能到俺家。

王莽相信,董仲舒说得很有道理。

岷山坍塌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公卿们为了储君的事情突然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成帝没有子嗣,而储君则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次蜀郡的山崩川竭,与帝国储君的长期缺席有着必然的联系。

绵长的争议,纠缠着权力集团闻的尔虞我诈,终于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有了结果:汉成帝的侄子、定陶王刘欣被册立为太子。在这绵长的权力斗争中,王莽也一步步地逼近着权力集团的核心。刘欣成为太子的同年,他也成了大司马兼辅政大臣。

作为一个把持了帝国最高权柄达20余年之久的家族,老王家一直都是民众舆论当中的反面形象。贪污腐化、骄奢淫逸这些散发着腐味的词语,都能最贴切地形容老王家的现状。但是,王莽的上台,让这一切评价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

许多年来,王莽一直都代表着汉帝国个人道德的最高水准。这种道德楷模生涯是从王莽14岁那年开始的。

那一年,他那一直不得宠的姑姑王政君终于熬成了太后,表哥刘骜则成了后来的汉成帝,老王家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一门五侯。炙手可热。但这一切都和王莽没什么关系,父亲的早逝,家境的贫苦,几乎已经让老王家忽略了这对孤儿寡母的存在。

大多数被边缘化的小人物。都喜欢以特立独行来引起别人的注意,王莽似乎也不例外。他折节恭俭、节衣缩食,拜人了名儒陈参的门下。刻苦学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成了老王家的一个异类,同时也讽刺了叔伯兄弟们的飞鹰走狗和不学无术。同样,他参加工作之后,悉心照料自己的寡嫂和年幼的侄子,为侄子聘请了最优秀的老师,又让其与自己的长子同日成亲,也正反衬着自己当年被族人抛弃的不幸遭遇。

因为有着这样隐秘的心思,王莽也很难掩饰自己做作的迹象。在侄子和儿子的婚宴上,他三番五次地辞别众宾客,跑去内院“关心”老母亲的病痛暗地里购买婢女的消息被表兄弟们获悉后。他的解释则是:“后将军朱博没儿子,我听说这个婢女生育能力很强,所以给朱博买了下来”。公卿列侯的夫人们来府上探望生病的王老夫人。在大门口却遇到了“衣不曳地,布蔽膝”,打扮有如仆役的王莽夫人……

少年时代孤儿寡母被遗忘在阴暗角落里独自挣扎的遭遇,一直都在鞭策着王莽努力去强化自己的存在感。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当他在伯父、大将军王凤的病榻前一连数月衣不解带、蓬头垢面地用心服侍时,看似完全融入了老王家的他,其实却越走越远。他执政之后,一改之前伯叔父们任人唯亲和奢敛无度的作风,“聘诸贤良以为掾吏,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不免也有与老王家拉开距离的用意。

帝国的执政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清正和廉洁了。这是王莽执政一年多以来,帝国士大夫们的切身感受。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莽频繁提拔读书人,经常去太学里面视察,从不吝啬拨付教育经费……士大夫们觉得。那种久违的被尊重的感觉,又一次回到了他们身边。

可惜的是,当汉成帝在公元前7年去世,新皇帝——也就是日后的汉哀帝刘欣登基之后,王莽不无悲哀地发现,新皇帝并不准备把汉帝国这个舞台继续留给自己来表演。即位后不过几天,新皇帝就向大臣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自己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该住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本来不是问题——“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朝廷当年选择刘欣为太子时,所定下

来的硬性条款。作为继承汉成帝皇位的前提条件。刘欣必须抛弃定陶国的宗法谱系,与自己的生父切断宗法上的父子关系。以汉成帝为父亲。而以汉成帝为父亲的后果,则是必须认同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亲祖母·认可王政君为亲祖母的后果,则等于认可了老王家为自己的直系外戚,这其中,就包括了认可王莽是自己的亲舅舅。

刘欣显然不愿意,当日他为了皇位不得已答应了做别人的儿子和侄子,如今他已大权在握,又何必再做?

王莽知道,曾一度属于自己的舞台,随着成帝的去世已经不复存在。新皇帝那个暖昧的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他并不承认王莽是他的舅舅。

在刘欣入住未央官之前,王莽已经从官里搬回了司马府。紧接着他又上奏章要求退休——事实上,这一年他还不到40岁,远非退休的年龄。刘欣自然也知道,王莽不过是在以退为进。所以,当王莽借口养病闭门不出时,刘欣也不得不下诏说:“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但这些装饰门面的推推拒拒丝毫不能改变王莽最终的命运。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王莽被免除一切职务,逐出京师。

建平二年的夏天,和长安的人心一样酷热和焦躁。王莽携妻挈子,悄悄离开了生活了整整40年的长安城,沿着沧桑的咸阳古道,奔向自己的封地南阳新都。

王莽平静地离开了长安城,汉哀帝刘欣却正处在极度的焦虑当中。

岷山的坍塌,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但在刘欣看来,却仿佛只是昨天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天灾降临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越来越多的百姓正在对老刘家丧失信心。睦弘、盖宽饶和谷永们的故事,不仅王莽牢牢记在了心里,刘欣也从来不敢片刻稍忘。

难道,天意真的已经准备要抛弃老刘家了吗?年轻的汉哀帝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仰视着满天的星斗。

这一年的六月,终于有一个叫夏贺良的人站了出来,“解开”了刘欣心中的疑惑。他告诉刘欣:“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

这位夏神棍还具体解释了一番哀帝所面临的现状:“以前汉成帝不肯接受现实,不愿意重新受命,还杀害了我的老师,后来他果然绝了后。如今陛下您年纪轻轻,也一直疾病缠身,可见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改纪元、换国号,朝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

刘欣被说服了。很快,帝国的百姓们就都接到了这样一份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老刘家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显然,这位年轻的新皇帝并不清楚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事后回顾,其影响之恶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汉帝国最高首脑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至于那个什么“陈圣刘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罢了,偏偏又引发了这样的流育:“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这个国号意味着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王莽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这年八月,对于汉帝国的未来,民间已经是议论纷纷。而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应”却始终没有出现。自然灾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夏神棍为了推卸责任。居然又说问题在于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还向哀帝推荐了几个自己的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终于醒了过来,“陈圣刘太平”王朝存在了不到两个月,大汉朝又回来了。夏神棍被处决。

也许,哀帝认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这一“不忠不孝”之举有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把全国各地被废弃掉的7 00多座刘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对着上苍和这些神祠,祷告了37000多次。

而王莽在新都的陋宅里拾起了久违的《礼经》,冷眼旁观着长安城里的这场滑稽的闹剧。道德的力量,正逐渐在这个失势的“前大佬。周围凝结起来。南阳当地的太守派了一个人去新都做一把手,以便监视王莽。不料派去的却是极端敬重王莽的孔休。孔休非但没有履行自己的监视职责,反倒在王莽染病之际,昼夜守候在他身边。

天意似乎也在向王莽倾斜。建平四年(公元前5年)开春,关东地区的百姓们突然乱成了一锅粥,各自手里拿着根麦秆,互相传递,说什么是在。行西王母筹”。以此迎接西王母来统治这个无可救药的国家。这些激动万分的人流,或披发赤脚,或夜行昼伏,或越墙闯关,或车马辚辚,滚雪球一样汇聚成数十万之众,横扫关东大地,直奔长安而去。长安城的居民也被这种狂热所带动,大街小巷祭祀西王母的活动一直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才渐渐平息下来。

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空前的大骚乱,是“王太后、王莽之应也”。

王莽合上书本,将目光投向长安所在的方向。他分明看到,“天意”正张开双臂向他奔来。

为了让自己配得上这份沉甸甸的“天意”。王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当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家奴时,他立刻就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之中。

杀死一个家奴。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官宦大户人家。谁每年不曾草营过几条人命?但这条人命对于王莽来说,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许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着儒家经典的教义为人处世,处处以温良恭俭砥砺自己。二十年如一日的谨言慎行,才换来了今天的声誉。一个积累声誉的人,和一个玩积木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积木堆得越高,倒塌的危险就越大。名誉越纯洁无瑕,一旦沾上墨点,也就越显得刺眼。

在儿子与道德楷模之间,王莽终于选择了后者。王莽很清楚,只有这样,他才配得上那虚无缥缈又无处不在的“天意”。

逼着儿子自杀,再一次让王莽成了帝国舆论的焦点人物,带给他最直接的收益则是:“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终于,在一场日食之后,皇帝敌不住社会舆论的狂轰滥炸,准许王莽返京了。

也许,“天意”真的是在眷顾王莽。他在京城闲居了仅仅一年时间,年轻的汉哀帝就去世了,而且在此之前,哀帝的亲祖母和生母也都已经去世。这些年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太皇太后王政君突然间又成了那幽深的皇宫之中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最意味深长的是,哀帝是带着国之将亡的遗憾离开人世的。这位著名的“断袖”皇帝,至死仍然坚信汉帝国气数已尽。抱着这样的“成见”,他决定把这个帝国无偿赠送给他的同性恋人董贤。当王莽恢复大司马的职位,重新成为汉帝国的执政者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老刘家自己都已经对汉帝国彻底丧失了信心,王莽却还在为维持刘氏皇统而倾尽全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元寿二年(公元前元年),与哀帝血缘最近的中山孝王的后裔、九岁的刘衍成了新皇帝,史称汉平帝。次年,改年号为“元始”,意思是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王莽驱逐外戚(也包括老王家在

内)、重用儒臣的一连串举措,确实也似乎正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天意”也再次在关键时刻给予了他“无私”的支持。

在遥远的西南方,一个叫作越裳氏的蛮族。跋山涉水来到长安,向朝廷献上了一只白雉和两只黑雉。知识分子们立刻陷入了狂热的兴奋当中——熟读经书的他们当然知道。周公当年竭心尽力辅佐年幼的成王时,这个传说中的越裳氏就曾带着白雉去镐京朝见。他们炽烈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了谦恭的大司马王莽身上。

难道,他就是当代的周公?

知识分子们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心跳加速。在对王莽的一番上上下下、前后左右的仔细打量和考察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发现。极有可能是正确的。王莽几十年如一日的谦恭。几十年如一日的廉洁,几十年如一日的公正,几十年如一日的崇儒……偌大的汉帝国,再没有比他更适合的“周公”人选了。

公卿大臣们终于按捺不住,主动跑到太后王政君跟前。激动万分地说道:“王莽以个人巨大的功德,使周公、成王时代的白雉之瑞在本朝再现。圣人之法,对有大功德的臣子必须赐予高贵的封号。譬如周公,就终生以‘周为号。如今王莽有定国家,安汉室的大功,理应赐爵号为‘安汉公,这样才能对得起天意。”

王莽看着上林苑里的那只白雉,不觉地入了神。

他没有辜负舆论的信任。再三推辞。装病闭门不出都完全契合了舆论对他的期望。最后,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安汉公的爵号,却推掉了赏赐给自己的辽阔封地。当舆论坚持要他收下这些封地时,他却说:“如果非要封赏,我个人郑重建议。不如册立各诸侯王的后代,以及高祖以来功臣们的子孙。大者封侯,小者赐爵。”

在王莽的提议下,这一年,汉宣帝的36个子孙都被封为了列侯;一大批功臣的后裔则成了关内侯,平帝即位前所有的地方官,无论还在不在职,都收到了朝廷赏赐的礼物,退休的高官们,也都领到了相当于以前俸禄三分之一的养老金;长安附近的百姓们,居然还收到了朝廷的退租……

很自然地,舆论又一次掀起了仰视王莽的高潮。

上林苑的白雉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煎熬之后,终于慢慢适应了异地他乡的气候。王莽很多次看过那只白雉在那棵死而复生的柳树上跳跃,想必也许多次回顾过自己的政治生涯。从政二十多年,自己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政绩,作为一个知识型官僚,也没有半部有影响力的著作。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万人景仰的地步,所依靠的,不过是两个字:道德。

如今,他已从当年被老王家抛弃在阴暗角落里的丑小鸭,变成了人人景仰的安汉公;如今,他也已经从长安低矮的棚户区,搬进了前宰相萧何的故居,如今,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道德楷模所能到达的最高峰,接下来,他该做些什么?

在塑造个人光辉道德形象的漫长岁月里,虽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但王莽一直没有正式宣布过自己的政见。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不但要向所有人表明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且,他还要带领所有人,去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努力奋斗。

所以,在这年的六月份,王莽以朝廷的名义隆重册封了周公和孔夫子的后裔,而且还宣布,自己将要以周公和孔夫子的教导为准绳,来治理这个堕落已久的帝国。

几乎就在王莽彻底获取最高权力的同时,一场巨大的考验也猝不及防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元始二年(公元2年),今山东、河南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尤以青州最为严重,几乎十室九空。

王莽进宫做通了老太后的思想工作,让老太太摆出穿粗衣、吃糙粮、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态度来,随后自己又出钱百万,献田30顷,用来赈济灾民。在王莽的表率作用下,官员吏民当中,献出自己田宅的,竟达230人之多。

如此大规模的“好人好事”,汉帝国的百姓们已经很久没有听说过了。

王莽很清楚,这样严重的旱蝗灾害,不是仅凭道德表率的力量就可以应付得了的。随后,在他的主持下,一系列救灾措施争先恐后地出台了:

在长安城建设200栋简易板房,用来收容流亡的贫民。

中央派出灭蝗使者去各地主持灭蝗,灾民可按灭蝗数量的多少,向朝廷兑换赏钱。

天下平民资产不足两万者,受灾地区平民资产不足十万者,免除租税。

灾民患疫病者,安置到隔离病房免费治疗,有家属疫病而死的家庭,按死亡人数多少赐予对等的丧葬费。

开放皇家园林呼池苑,设为安民县,用来安置流民。

如此有责任心的政府,汉帝国的百姓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过了。他们突然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接下来,王莽又做了一件让百姓们更加瞠目结舌的事情。

灾年乱世,百姓们为生计而啸聚山林,沦为匪寇是极常见的事情。朝廷以往的处理措施,也无非是将之视为逆贼。大加剿杀而已。可王莽不这样看。这年九月,蝗灾刚刚稍有缓解,他就派遣心腹陈茂带着300人的敢死队做通了一个叫作成重的“江湖贼”首领的工作。陈茂向成重传达了王莽的基本精神:是国家让你们成了盗贼,国家愧对你们。

百姓们开始飘飘然了。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作为一介草民,竟还可以获得这样的尊重。

王莽正在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未来和希望的化身。所以,接下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元始三年,汉平帝12岁,到了该结婚的年龄。王莽发布命令,为皇帝挑选天下名门的女子充实后官。为了避嫌,他又刻意强调说:“老王家的女孩子不在挑选范围之内。”但正对王莽无限仰望的舆论自然不愿意。那些日子里,庶民、太学生、各级中小官员,每日里都有千余人黑压压一大片堵在皇宫门口,为王莽鸣不平;公卿士大夫等高官们则放下所有的日常工作,整日里追着王莽苦苦规劝说:“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王莽派人去劝太学生和大臣们回家。结果堵在宫门口的人却越来越多。

史书解释说,其实是王莽本人极希望自己的女儿入选,所以才如此欲擒故纵。这显然是存有偏见的诛心之论。即便王莽可以凭威权迫使那些臣僚们力捧自己的女儿,但若非真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那些终日沉浸在圣贤语录之中的儒生们,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热情,成天价地堵在皇宫门口。

女儿终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成了皇后。不过王莽并不希望凭此突出老王家蒸蒸日上的权势和地位,相反,他希望借这次机会,向全国的老百姓普及一下“正确”的婚礼仪式。

同时代的名儒鲍宣曾当着汉成帝,痛心疾首地细数过本朝百姓的七亡、七死,并尖锐地点明了罪魁祸首:“公卿、守、相贫残成化之所致。”作为一个从《礼经》的学习中一步步走上执政地位的道德楷模,王莽和鲍宣一样坚信。要拯救这个堕落已久的帝国,首要之务就是道德的重建。而重建道德的首要之务,就是“克己复礼”。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努力,已经让世人认可了王莽“克己”的成就。将他推上了道德楷模的宝座。如今,他觉得,“复礼”的时机已经完全

成熟了。

所以,女儿与汉成帝之间的婚礼,在他眼里也就不再只是一场婚礼那么简单。他需要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将汉帝国重建成儒家经典教材中万人景仰的“礼仪之邦”。于是,他责成光禄大夫刘歆。按照儒家经典中的记载,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婚礼仪式,然后借着这次皇帝的大婚,以诏令的形式把这套仪式推向全国。他宣布,此后帝国任何一个角落里的百姓婚娶,都必须严格按照这套仪式来举行,否则不但婚姻无效,还将受到王法的严惩。

发布完诏书之后,王莽又推辞掉了作为皇帝岳父应得的巨额封地(25600余顷)和巨额聘礼(黄金2万斤、钱2.23亿)。

所有在深重的苦难中浸泡了太久的民众。都会产生同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某一天,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或者圣人,会降临人间来拯救他们。背负着七亡、七死的汉朝百姓们也不例外。他们看了太多横征暴敛和贪得无厌的执政者,也已经观察了王莽很长时间。在这漫长的20年里,王莽一步步地凭借着自己道德的力量,登上了今天的高位。如今他已大权在握。却依旧洁身自好、崇儒扶贫、俭朴自持、谦恭恬退。

于是人们越来越坚信:如果这个混沌的世道真的会出现周公式的圣人,那么他不可能会是别人,只会是王莽。

当然,反对王莽的人仍然是存在的。在汉平帝登基的第一年,一个县里的小功曹申屠刚就借日食批评王莽不让平帝的生母以及外戚们入京。次年,西南地区的官员们上贺表说当地河里发现一条黄龙,朝廷紧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黄龙出现的伟大政治意义,大司农孙宝却跳出来说,如今风不调、雨不顺。朝廷没资格瞎谈什么黄龙。

在处理这些反对派时,王莽尽量做到了宽宏大量,最严厉的处分也不过是罢官削职而已。因为他自信,申屠刚、孙宝之流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支持自己的,自己犯不着为了惩罚他们而破坏当前的和谐气氛。

王莽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长子王宇居然也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当父亲王莽一门心思地做着自己的“周公梦”时,儿子王宇考虑的却是更为现实的问题:父亲禁止平帝的母亲和亲属到长安来,固然是有前车之鉴的——哀帝的祖母来了之后,不就把老王家踢出长安城了吗?可是。平帝终究是要长大、要亲政的。那时候,老王家岂不是要面临一场更惨重的大清算?!

忧心忡忡的王宇决定替父亲化解这场潜在的危机。他私下里与平帝的亲舅舅们取得了联系,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以各种小动作,将他们弄进长安城。不让平帝的外戚入京,是王莽铁打不动的原则。在黔驴技穷之后,王宇们针对王莽笃信“天意”的特点,决定求助于鬼神。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平帝的一位舅舅吕宽,拎着一桶狗血,哗啦啦地泼在王莽家的大门上,然后就被当场抓住了。

随后,吕宽供出了幕后的王宇。

于是,又一场以周公为蓝本的戏码鸣锣开场了。在王莽的授意下,一道这样的诏书出炉了:“尧帝有逆子丹朱,周文王也有逆子管、蔡。上古的圣贤也拿自己愚昧的儿子们没有办法。安汉公如今居周公之位,辅佐成王一般的幼主,也不得不实行管、蔡之诛,大义灭亲。”

王宇死于一杯毒酒,平帝的外戚们也死亡殆尽。王莽为此专门撰写了八篇总结性的文章,以戒子孙,并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颁行全国,作为官员和知识分子们的必读书籍。

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在全国人民的热切盼望之中,王莽为小皇帝和自己的女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场大婚。有意无意地冲淡了“王宇案”带来的戾气。乘着帝国正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八位中央大员手持皇帝的符节,分作八个方向,按照王莽的旨意,开始“巡行天下”。

八方使者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观览风俗,宣扬教化。王莽责成他们,将周公与孔夫子的经典道德灌输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王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如此大规模地推广周、孔道德的执政者。知识分子们瞬间激动得难以自持。所以,这年夏天,包括中央高级官僚以及普通百姓在内的八千余人,再次聚集到了皇宫门口。他们强烈要求:安汉公已经不足以酬报王莽的丰功伟绩,要朝廷完全按照成王赏赐周公的标准赏赐王莽。

王莽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等着自己“当代周公”的身份被大众彻底认可。

一场完全按照封拜周公的赏赐仪式在未央殿里隆重举行了。王莽获得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官职:宰衡。士大夫们解释这个官职的由来:上古大贤伊尹官任阿衡。圣人周公则官任太宰,“宰衡”是二人官职的结合体。

京师里又开始流传一则传奇:蜀郡一名叫路建的男子,在听到了诸多王莽的感人事迹后,深感惭愧,主动放弃了诉讼。朝廷把这则故事推广全国,士大夫们又一次兴奋了起来——儒家经典里曾有过记载,虞、芮两国当年发生了争执,后来被周文王的仁德所感动,主动终止了纠纷。

站在上林苑的柳树下,王莽看着那只在草丛里时隐时现的白雉,陷入了沉思。他又一次想起了那些难以揣摩的“天意”,岷山的坍塌,夏贺良的谬论,以及哀帝临终时的绝望……

自己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才成为周公,但“天意”真的是要自己成为周公吗?

他很快就会看到答案。

编辑/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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