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出版界的“佘太君”

2009-08-12 04:57何立波
中华儿女 2009年7期
关键词:三联书店光明日报全集

何立波

在现代中国,只要是个读书人、文化人,恐怕就不会不知道:民国时期中国有最负盛名的综合性刊物之一《东方杂志》;在当今时事类期刊界有享有声誉的《新华月报》,知识界、科教界有权威的报纸《光明日报》,国际问题爱好者中有深受青睐的名牌杂志《世界知识》……还有,影响深远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出版,等等。这些璀璨夺目的奇花异草,都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现代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巨擘、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被誉为出版界“余太君”的胡愈之。

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是胡愈之一生出版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胡愈之的出版之功足以为后人铭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英国格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胡愈之主持救国会的对外宣传工作,同外国记者有来往,斯诺送给胡愈之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凭着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凭着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业敏感,胡愈之马上意识到了此书内容对于中国读者的重大价值。胡愈之为出版此书,联合一批爱国的亲朋好友,成立了出版公司“復社”。为了正式出版发行此书,胡愈之煞费苦心,先是改头换面给此书一个隐性的中性的游记式的新名《西行漫记》。考虑到当时的实际需要,为了不给国民党以口实,也对此书的一些章节做了必要的删节,又采取预约的办法筹到了一些资本,付清了第一版1000册的纸钱。《西行漫记》问世半年多时间就印行了5版,还有海外的重印版,总共销了八九万册。从此以后,一大批倾向革命与进步的青年冲破层层阻拦,奔向延安,奔向解放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生力军。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试验,胡愈之信心大增。他决定尽快出版《鲁迅全集》,以保存鲁迅的文章。为了多销广销发挥鲁迅作品的作用,胡愈之决定平装每套8元,精装的则以木箱精美地包装,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定价百元。这样以盈补亏,既可保证一定的数量,又不至于赔钱。于是胡愈之为此忙于推销,平装本在当地搞预约,预收书款。精装本因在上海销数有限。1938年3月胡愈之带着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他们积极支持,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孙科当场认购了10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胡愈之接着去了广州,5月到了武汉。周恩来正在武汉,他对《鲁迅全集》的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后送延安。沈钧儒先生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国民党开明人士参加。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第一个认购,当场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普及本已出版,精装本8月1日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全部著述和译作,共600万字。在当时险恶环境中,从编辑到校对出书,只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

《光明日报》的首任总编辑

1949年夏,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了机关报《光明日报》,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这是一张体现民主团结新发展的报纸,为广大知识界所衷心拥护。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光明日报》以出报早,效率高而闻名遐尔。胡愈之努力在《光明日报》上宣扬民主团结,这是当年中共中央对《光明日报》的希望,也是胡愈之本人的一个宿愿。

胡愈之当时兼职很多,但是他不管别的工作和活动多忙,也不分节假日,他每天都要到报社谈工作,看稿件。有时他还同编辑一起上夜班,看完大样很晚才回家。胡愈之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望,同事们都尊称他“胡老”。他生活简朴,不搞特殊,一间小屋,一张旧桌子,一把旧藤椅,就是总编辑办公室。他的烟瘾很大,但是抽的一直是最普通的“白象”牌香烟。他喜欢叼着纸烟改稿子,有时过于专注,就不小心把烟头掉到衬衣里,就慌忙起来抖掉。在外面的编辑们听到里面衣服的扑打声音,抖笑着悄悄说:“胡老又把烟头掉到衣服里去了。”尽管工作很累,但是大家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感到很愉快。

胡愈之编报历来非常重视评论工作。他主持《光明日报》期间,经常亲自撰写报纸的重要社论。无论是国内和国际问题,他都写得通俗易懂,精辟感人。由于社论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贯彻与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一致的《共同纲领》的精神,受到国内各界和国外的重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往往向国内外及时转播,使《光明日报》作为一张新创的报纸,很快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胡愈之还密切联系知识界广大作者,动员他们为《光明日报》撰文供稿,使报纸的版面呈现出百家争鸣、群星争辉的喜人景象。新中国的许多专家学者从此成为《光明日报》的亲密朋友。

“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

1949年9月,在胡愈之等人的筹办下,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在胡愈之和陆定一的陪同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毛泽东并为会议题了字:“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胡愈之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

1949年11月1日,政务院出版总署成立,胡愈之任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任副署长(1952年陈克寒、萨空了两位副署长先后到任)。出版总署受政务院领导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主管下列事宜:建立及经营国家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管理国家出版物的编辑、翻译及审订工作;联系、指导全国各方面的翻译出版工作;调整国营、公私合营及私营出版事业的相互关系。出版总署本着“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方针,调整公私出版业之间的关系,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一方面有步骤地发展国营出版事业;同时,对私营出版企业,以各种方式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使之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

早在30年代,胡愈之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内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出了7期就停刊了。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创办了文摘刊物《新华月报》。他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新华月报》题词。毛泽东接读了胡愈之的信,欣然命笔,作了题词。而胡愈之则亲自作了一篇代发刊词,题目为一——《人民新历史的开端》。

随后,胡愈之组织了包括

胡绳、楼适夷、艾青、臧克家等在内的豪华编委班子,并在“发刊词”中提出刊物以“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为主要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华月报》共出版了700多期,囊括了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历次重要言论、国家重大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大事,秉笔直书,忠实记录,堪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新华月报》从1979年起,分别出版文献版和文摘版。文摘版后改为《新华文摘》,文献版则成为后来的纯文献的时政性、综合性的《新华月报》。

1951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勤政殿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原来,这天正是毛泽东与文友聚会的特别日子。当時,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代精英们正值盛年,他们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文采非凡。聚会正式开始前,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与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两人谈笑正欢。毛泽东见此,顿生雅趣,于是立即戏出上联,并请众人续对:“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话音刚落,在座的学者们无不为毛主席快捷的反应、丰富的联想和精巧的构思所折服。原来,此句妙就妙在“二胡”二字不仅与当时的语境相切,而且语带双关。为对出合适的下联,尽管大家纷纷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但最终还是无人能续此妙句。此后,这件事虽经上海《大公报》披露。但时至今日,竟一直没有对仗工整、贴切自然的下联出现。从此,毛泽东即兴出句成绝对的故事,便开始传为佳话。

与三联书店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爱书人的书架上都会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书。三联出版的读物一度成为读书人的阅读指标。胡愈之与三联书店有着不解之缘。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和1936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书店1948年10月在香港组合而成三联书店的。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根据胡愈之的建议成立的。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胡愈之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联书店的开端。

1950年4月,胡愈之作为出版总署署长,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他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他说:“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他要求“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胡愈之毕生致力于传播知识,为群众启蒙,在我国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启动过广大群众投身于解放自己的事业,并取得巨大的成就。胡愈之毕生艰苦奋斗的光辉成就,特别为同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所衷心敬佩。在i996年胡愈之百年诞辰的时候,著名的民主人士赵朴初撰写对联说:“一呼救国四海应,百岁馨香万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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