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的“大学生就业安全”治理分析

王　勇

摘要：基于风险社会视界，凸显治理以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所致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政府相关制度供给与创新尤显重要，比如消除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就业的制度瓶颈；创新市场干预机制，提升营利部门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促进第三部门更快发展，开拓大学生就业新渠道。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47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09)07-0024-04

一、大学生就业困境及“就业安全”概念的提出

高校逐年实施扩招政策，渐至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话题：“大学生就业难”。及至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亦重创我国经济，在此情形下，大学生就业更是雪上加霜。据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11万，2007年和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还有100万人和150万人尚未找到工作。加在一起合计860万的数字，使得大学生就业步入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艰难的时期。

1大学生就业困境

第一，大学生“吃饭”成了问题，引发“生存恐慌”。“吃饭”最成问题的是两年来尚未就业或今年毕业后无法立即就业的大学生群体。但即便已经或可以就业的大学生，也不得不面对“低工资时代”的到来。其实早在2005年，就有两件事让求职的大学生倒吸冷气：在广州，有公司在招聘会上打出“月薪五百招聘本科生”的横幅，而500元已低于当时广州最低生活保障线；个别应届大学生求职时被迫亮出“零薪水”求职策略。总体上，2005年大学毕业生起薪点较前降低25％之多。之后情况并未见好转，到了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大学生起薪下降趋势更是难以遏止。新近调查显示，在中国经济最繁荣的上海市，企业给付大学生的薪酬在2008年的基础上有大幅降低：硕士毕业生起薪点下滑11.96％；本科毕业生起薪点下滑11.84％。

正由于大学生吃饭成了问题，生存受到威胁，“生存恐慌”心理病症开始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和蔓延。一方面，表现为求职时“慌不择路”，抱着“有奶便是娘”的想法，以至于出现广东一家食品企业开出30个卖猪肉岗位，引来1300多名应届硕士生应聘的奇特景象；另一方面，“生存恐慌”强化了各种不良情绪，甚至有个别大学生对人生厌弃绝望选择轻生，比如石家庄学院的刘伟临近毕业却选择了自杀，密密匝匝近10万字的日记，多处渗透着面对就业的压力。

第二，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造成社会不公平感的持续堆积和放大。由于等待就业的大学生队伍十分庞大，招聘方轻易就可以主导就业市场，由此放纵了各种就业歧视现象的出现。比如：性别歧视。据统计，全国高校有80％的女大学生表示曾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有34.3％的女生有过多次被拒的经历；相貌歧视。《都市女报》与山东人才网联合调查发现，26.7％的女生说到求职经历中曾遭遇长相问题带来的麻烦；学历歧视。常见手持名牌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还不够，用人单位还得看求职者本科就读院校，此所谓“查三代”；年龄歧视。中央机关公务员招考同样存在这种歧视，人事部对报考者历年都设置18-35周岁的年龄限制；户籍歧视。通常表现为，一是某些行业和工作岗位限聘外地人；二是同工不同酬；三是某些企事业单位不面向外市招聘或者不对外地员工提供社保和其他福利。

各色各样的就业歧视，实际上剥夺了一部分人的工作机会和就业权利，这会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更严重的是，就业歧视使得弱势群体很难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处境，其利益诉求也就很难通过常规渠道表达出来，正由于此，就业歧视将造成社会不公平感在弱势群体中弥散，这一情况远比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更有杀伤力。

第三，求职中的“人格缺陷”和专业不对口。由于一职难求，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显露“人格缺陷”。对四川6所高校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就业挫折承受能力差；就业中盲目从众；就业中产生自卑心理；面试临场发挥差；择业时的个性固执；等等。因为工作难找，造成大学生在就业时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例如搜狐网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对于“您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和您在大学所学的专业”问题的回答，选择“对口、吻合”的只有26％；选择最多的是“有关系但非本专业对口工作”，占43％；根本没有关系的则有22％。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大学生正应是一个民族最具潜力的创新群体，然而可以想象，上述就业难引起的大学生就业时的“人格缺陷”，势必影响到大学生群体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普遍的专业不对口现象则会导致很多大学生无法学以致用，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心应手于新专业工作，这同样会削弱大学生群体的创新能力。

2“大学生就业安全”概念的提出

温家宝总理曾感言，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还关系一个人的尊严。而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引发的上述问题，笼统来讲，实质上都可以理解为大学生作为人之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风险或导致社会发展遭遇险阻和断裂。就此而言，政府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无法只作为市场经济下的常规事项来处理，而应作为攸关社会稳定和民族繁荣，从而堪比经济安全、外交安全的大事来对待。故而，我们提出了“大学生就业安全”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稳定免受大学生就业引致巨大社会风险所威胁的状态。

“就业安全”何以实现?这就要求相应提升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进而寻求这一问题的根本性、系统性的解决路径，这便是“治理(Governance)”路径。

二、风险社会下“大学生就业安全”的治理路径

1“大学生就业安全”治理的必要性

事实上，若立足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界来检视，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及其造成的各种社会风险，就可以看作是业已到来的风险社会(Socialsociety)的一部分。所谓风险社会，其景象恰如吉登斯描述：“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个人都勾画出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置身风险社会中的人们关注焦点也因而发生了变化，即对风险的关心替代了对经济短缺和财富增长的关心。有学者就此概括风险社会的禀性：“如果说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那么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

按照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风险社会大致对应于后工业社会，其主要特点即是“变迁已经有序地开始进行。这个变迁过程正在把现代化的、发达的和工业化的社会带入一个就像它们早期所面临的创伤和分裂那样的时期，或者就像当今现代化中、发展中和工业化中的社会所面临的创伤和

分裂一样，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不确定性结果”，因此，风险社会的本质即在于社会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由此导致的复杂性史无前例地增加，由此，酿造和形成了大面积的社会风险。

比较而言，早前的工业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则相对较低，与工业社会最相契合的官僚制行政凭借一整套理性化的制度设计，对此游刃有余，优势明显。比如规章化的办公程序，尽可能降低了对环境条件和决策结果预测的主观随意性；一致性的办公准则，增加了各层次、各部门的决策结果的一致性和相互协调；永久性档案的设立，增加了官僚们的知识，使得即使是年轻的官僚也有足够的经验将陌生的问题熟悉化；森严的办公体制与规则本身就是一定范围内的规律总结，等等。

然而，风险社会来临了，由于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丛生，并且很多时候风险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具有连环效应，由此，若将全部希望仍旧寄托于官僚制理性化制度设计，进而由官僚制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单独作出应对，这只会导致官僚制政府疲于应付，捉襟见肘。恰如学者所言，在风险社会中，“让决策者与不确定性或风险斗争只能是徒劳的，即使决策者通过集中各方面的智慧而充满与不确定性和风险斗争的热情和信心，也会在昙花一现的成功之后遭遇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唤回信心其实仅仅达到了自我欺骗的效果。”化解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同样如此。因此，风险社会下对大学生就业安全实施综合治理非常必要。

2“大学生就业安全”的治理路径

恰当的、根本的路径选择只能是从单中心官僚体制走向政府部门、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相互合作的多中心治理体制。惟其如此，才可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迎击和化解密集的社会风险包括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从传统的单中心官僚体制走向多中心的治理体制，营利部门以及志愿组织对自身功能的主动拓展固然很重要，但对转型期的当下我国而言，国家与社会关系历来存在着向前者一边倒的不均衡性，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自觉朝向治理的努力通常并不成功和十分费力，在此情形下，政府部门若能顺应治理变革要求，积极推进制度供给和创新，吸引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对公共服务的参与，这显得尤其重要。也正由于此，治理路径下求解风险社会大学生就业安全，对于我国社会来说，根本上仍须依靠政府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作出以下各项制度创新，方可真正显现治理，实现政府部门、营利部门以及第三部门对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的协同应对。

(1)消除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就业的制度瓶颈。只要政府规模可以维持于一个合适的水平，在此前提下，政府部门就应尽量降低或拆卸大学生进入政府就业的制度门槛，从而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带头担当起责任。为此政府在相关制度供给方面，首先要剔除公务员招考的不合理年龄限制。即如上例，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对报名者18－35周岁的年龄要求本质上是一种就业歧视，这样做，既无视扩招后35周岁以上的硕士、博士人群同样面临就业难题需要解决，更会造成特定政治资源在35周岁内外两个人群间的不平等配置，从而有违宪政公平，所以应予取消。一个可以对照的例子是，美国联邦政府从未对其公务员报考人员最高年龄作出任何限制。其次，还须在其它方面改革和完善公务员招考制度，以便于大学生通畅、公平地进入政府就业。例如实施公务员全国统考，避免异地成绩互不承认；抵制对大学生特殊群体(例如选调生、服务西部志愿者等)加分政策不严谨的现象，在题型、考官以及监督等环节改进公务员录用面试工作，增强其科学性和规范性，等等。再次，完善“大学生村官”各项配套制度建设。村级政权近似于一级政府组织，所以当前选聘“大学生村官”笼统上也可以视作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就业的一个新渠道。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各级政府要特别注意各项配套制度建设，诸如对大学生村官在户籍、待遇方面的优惠制度；确立公平、合理的大学生村官选拔机制；对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制度、日常管理制度与奖惩考核机制；高校对大学生村官的帮扶制度等。

(2)创新市场干预机制，增强营利部门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作为营利部门的中小企业从来都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据统计，一些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到就业人口的70％～80％。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偏小，各国政府在干预市场时，往往更倾向于扶持大企业发展，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不仅利润雄厚，其经营者亦享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影响力，各级政府官员任期内也极需要从推动国有大企业发展取得短期效应，所以政府对于国有大企业的扶持和优待往往竭尽全力，相形之下，对于中小企业则关注甚少，尤其是处于体制外的中小民营企业。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会窒息经济活力，更可能加剧大学生就业危机，当前情况即是如此。政府因而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创新市场干预机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和政策关怀。大体说来，一是要推进中小企业重组；二是要设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四是组织对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培训和信息服务。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应也就可以恢复和提升中小企业解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除此之外，2007年颁布的《就业促进法》，对于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给予了税收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和社会保险补贴等诸多优惠措施，因此更应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法案，从而对中小企业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起到直接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3)促进第三部门快速、健康发展，为大学生就业开辟新渠道。第三部门是公民社会的组织载体。一直以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人士对于第三部门均十分看重其维护民主的政治意涵。然而不仅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来，第三部门利用自身优势展现出可以与政府通力合作、推进治理的全新意涵，同时，在萨拉蒙所谓全球“社团革命”中，人们也看到了第三部门对于安置就业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前美国大约20％的劳动力存在于第三部门；在英国，1997年有100万人在第三部门工作，占就业人口的4％；在巴西，第三部门NGO数量接近200000个，也由此提供了大批就业岗位。总之，第三部门在今天世界各国均已成为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在我国，第三部门近年来亦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政府部门常常过于强调第三部门上述政治意涵，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对于第三部门发展往往表现出提放心理，也即担心第三部门会以组织化形态同政府作对，所以对于其成立发展往往施以相对苛刻的限制，从而也造成其安置就业的强大功能难以释放，这直接助长了当前大学生就业困境。对此，政府部门首先要转换观念，对第三部门发展给以肯定态度，进而在登记注册、业务拓展等方面为第三部门松绑，推动其更快成长和吸纳大学生就业；其次可以借鉴北京市今年做法，由政府出资购买2000个社区工作者岗位用于大学生就业，这既促进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也缓解了大学生就业危机，可谓一举两得；第三，政府还可以通过实施有吸引力的创业扶持政策，引导大学生发挥专业特长创办公益性NGO，这同样可以兼顾推进第三部门发展和大学生就业的双重目的。

三、结语

立足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界，则可以将大学生就业看作业已到来的风险社会的一部分，为此极需要摒弃传统的单中心官僚体制，引人多中心治理的管理路径，实现政府部门、营利部门以及第三部门对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的合作应对。为了形成和凸显治理，政府相关制度的供给与创新尤其显得重要，比如消除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就业的制度瓶颈；创新市场干预机制，通过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关怀提升营利部门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更快、更好地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开拓大学生就业的新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