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2009-09-05 09:56谢贵安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年4期
关键词:流向来源史料

谢贵安

[摘要]《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武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宋实录;史料;来源;流向

[中图分类号]K244-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4—0423—06

《宋实录》属于已佚实录,对它的关注相对较少,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争议较多的《神宗实录》上面,如胡昭曦《(宋神宗实录)朱墨本辑佚简论》、吴振清《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以及孔学《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等均对《神宗实录》的修纂与党争的关系作了考察。其它实录的研究,似只有燕永成《关于宋太宗实录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及蔡崇榜在《宋代修书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宋实录》修纂情况的涉及。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有燕永成《<宋朝要录)考略》对《宋朝要录》一书与《宋实录》关系的讨论,认为前者所载内容多来源于宋代《实录》,疑为《实录》之脱本。然而,系统地对《宋实录》的史源与史流进行探讨的论著,尚未多见。故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较详细的探究。

《宋实录》是宋代官修系列史书,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以上北宋9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以上南宋5朝)共14朝实录。像所有亡国之君一样,度宗以及其后的恭、端二宗均无实录。《宋实录》属于“编年附传”的实录体史书,是当时最大的官史类著作之一,《宋实录》共为2999卷。元苏天爵曾称:“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卷25《杂著·三史质疑》)再加上《理宗实录》,肯定超过3000卷,而整个宋修纪传体《国史》也只600卷,仅为《实录》的1/5。

一、《宋实录》史料来源

(一)官方原始档案及文献

作为官史史料的汇总,《宋实录》首先来源于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和文献。

中国自唐代以来便形成了《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制度,即注重保存诏敕、奏疏、公文等档案文件,作为修纂《实录》的基本史料。《宋实录》是宋代列帝事迹及朝政的重要大典,它的史料储备受到极大关注,自真宗始宋廷便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较为严密的制度作为保证。至道三年,奉诏修纂《太宗实录》的史官钱若水等请求“于前任见任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使、三司使等处移牒求访(有关君臣决策的档案),以备阙文”(卷18),得到批准。从此,宋朝的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获得确立。陆游曾回顾了真宗朝修纂《太宗实录》和重修《太祖实录》时,因有完善的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而修纂效率大大提高的事实,并指出关键的原因在于史料储备与供应制度的完善。。史料源源不断地流入史馆,因此两朝《实录》皆得以在9个月之内告成。

《宋实录》修纂的原始史料的储备制度包括以下内涵:

首先,皇帝、太上皇的诏令、事迹得到保存并向实录院提供。皇帝的诏令常被编集成《御集》,并提供给实录院作为修纂实录的档案材料。绍圣间进呈《神宗实录》时,哲宗曾下一诏,被编进《哲宗实录》,“《实录》盖用《御集》所载正月十九日手札”(卷520,哲宗元符三年正月丁亥)。有些诏书则直接付实录院修史。刘挚等曾要求哲宗“降一诏书,辩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实录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论”(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同时,皇帝或太上皇的事迹也被记录下来,提交实录院修史。如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宫事迹》三卷,命送实录院”(卷43)。

其次,大臣的奏疏也按例提供给实录院,作为《实录》取用的重要史料。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得实录院牒”,要他提供在“太宗朝所上谏疏”,于是他“写录”了一份,“于二月二日送实录院”(卷43,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乙未)以备修史。仁宗朝,修纂《真宗实录》时,也取用了大量的机密档案,包括宰相王旦荐用人才的奏疏。哲宗元祐二年二月,御史中丞刘挚、侍御史王岩叟为韩琦和欧阳修定策立英宗之功,上疏驳斥那些攘为己功的人,并要求“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以成信史”。接着,韩琦之子韩忠彦针对王同老提出立英宗的定策功是其父王尧臣一事,担心“由此是非杂揉,寝失本源,傥承误书于《实录》,何以追改”?因此请求宣仁太后,“如蒙圣慈以臣言为不妄,乞即付之实录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误”。他的这本奏疏后收录于《哲宗实录》元祐二年三月中(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由以上记载可知,大臣的奏疏有交付实录院以备修《实录》之用的制度或惯例。

其三,实录的史料储备制度还包括从“四方万里郡国之远”的府县地方调集方志、墓志、行状等史实,由史院“行下诸州索行实、墓志之属”,由“运司专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运司”(卷107),逐级进行。南宋朱熹也建议“以合立传之人,列其姓名于转运司,令下诸州索逐人之行状、事实、墓志等文字,专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后有可下笔处”。

《宋实录》便是在这样的史料储备及提供制度下,源源不断地获得档案和文献资料。

(二)宋代史料性史书

除了原始史料外,《宋实录》史料的另一大来源,便是稍加整理的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以及在此二书基础上编撰成的二级史书《日历》。无论初级史书还是二级史书的修撰,均属于《宋实录》修纂工程的史料储备制度的组成部分。

宋代的两大史料性初级史书之一是《起居注》。张似曾指出:“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世之序,礼乐师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卷35)这说明,《起居注》是以《宋实录》编纂为目的的。为了向《实录》提供史料,宋朝建立了《起居注》的记注制度。早在太祖和太宗时,“以起居舍人寄禄,而更命他官领其事,谓之同修起居注官”(卷15,《制作》)。淳化五年,张佖提出“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的建议,太宗览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卷35,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丙戌)。宋神宗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将起居注官制加以正名,革去原来的寄禄官,而正式确立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为记录皇帝言动的官员:“制行,复为郎、舍人。”(卷15,《制作》)南宋时,彭龟年在其上奏中反映了当时《光宗起居注》的记注情况:“臣窃见《起居注》,每于车驾过宫(看望太上皇)日分,必书t某日车驾诣重华宫、慈福宫起居。如不出,即书云‘恭承寿皇(即太上皇赵构)圣旨免到宫。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书。只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书几三十次。”此奏表明,当时起居注制度一直存在,并发挥着记注的作用。由于《起居注》是《实录》的史料基础,因此对君主圣德隆污的历史记录具有决定性影

响。宋代的起居注还负责将大臣与皇帝秘殿独对和造膝之语记录下来。

宋代另一大史料性初级史书是《时政记》。它是由宰臣撰述的有关高层决策和官吏任免的记录。早在真宗景德三年(1006),便建立了由中书枢密撰写《时政记》以授史官修纂《实录》的制度。据《真宗实录》记载:“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枢密院始置《时政记》,月终送中书。用王文穆、陈文忠之请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卷1)欧阳修指出:北宋初“有两府之臣撰《时政》”,但‘‘近年以来”的《时政记》,tt员具而职废”,“惟据诸司供报”修纂成政府官员任免的“除目辞见之类的公告。他建议令修《时政记》之臣,不仅根据诸司供报编次成册,而且要对事实加以考证。宋代《时政记》的编纂是以修纂《宋实录》为最终目的。元祐四年八月,范祖禹负责修纂《神宗实录》日寸,指出宣仁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的“圣语”,“合详书于《时政记》以传示万世”,但枢密院所记圣语,“安焘却不签书,至今收藏不出。若不书载,则他日无所信”。故要求太皇太后遣人于安焘处“取索元记圣语文字,降付枢密院,令书入《时政记》,并乞付实录院,令书于元丰八年《实录》”(卷431)。南宋时,《时政记》的修纂制度仍然存在。当时不同部门修有不同名称的《时政记》,有《三省宣谕圣语》、《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等,并成为《日历》修纂的史料:“凡修《日历》照用文字,《三省宣谕圣语》(初名《时政记》,乾道七年改为《宣谕圣语》),宰执编次进入,或一两月,或半年,降付《日历》所。《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宣谕圣语》亦如之。”(第39页)这各种《日寸政记》是修纂《日历》的照用文字,而《日历》则是以《实录》修纂为最终目的。

《日历》是建立在《起居注》和《时政记》两大初级史料性史书之上的二级史料性史书,是《宋实录》修纂的直接史料来源。北宋张似《上太宗乞复左右史之职》建议“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与《时政记》逐月终送史馆,以备修《日历》”(卷60,《百官门·史官》)。这与前引汪藻的话相印证:将《时政记》和《起居注》“类而次之,渭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可见,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6载,绍兴四年五月庚申,“诏日历所速行条具重修《哲宗实录》事件”。日历所所修的只是修纂《实录》用的“事件”。《南宋馆阁录》卷4《修纂上》载,乾道三年,洪迈奉命修纂《钦宗实录》。朱熹反复强调“而今《实录》他们也是将《日历》做骨”,“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E43(卷107)。意思是说《日历》是《实录》修纂的骨架,是最基本的史料。

宋代《日历》修纂制度比较完善,其修纂机构是日历所,初隶属于门下省编修院。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日历所归属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南宋绍兴元年,为修《(高宗)皇帝日历》,诏以修日历所为名,由秘书省监、少监通行修纂Ⅲ(卷164,《职官志四》)。宋代的《日历》代有修纂。仁宗时,欧阳修上《论史馆日历奏》,提出了改进《日历》编撰制度的建议,试图通过《日历》等史书的修纂,建立起一种由各部门配合的更加广泛的史料搜集和储备制度。然而,两宋之交,时局动荡,“三十余年,并无《日历》”。为此,绍兴间湖州知府汪藻主动请求“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元符以来诏旨等书八百余卷,于《实录》最为有力”。王应麟指出:“汪藻纂元符以来诏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实录》所取,十盖七八。”(卷48,《艺文,实录》)由此可知,《实录》有时从《日历》采录的内容达到70~80%,说明《日历》是《宋实录》直接而主要的史料来源。

二、《宋实录》史料的流向

(一)宋修《国史》和元修《宋史》

作为宋代官史的一大总汇,《宋实录》在聚集了大量的官方史料后,又成为后人撷取的重要对象,从而使其史料继续向下游流动,构成一部部新史的史料基础。《宋实录》就像一个心脏似的泵站,将宋史史料的血液加压后输向布满全身的动脉、静脉和血管末梢。

《宋实录》最主要的下游史书便是宋朝所修的本朝纪传体《国史》。宋朝国史共有4部,即北宋《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南宋《四朝国史》。从唐朝以来,都是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国史》是在《实录》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宋代也是如此。绍兴二十八年八月戊戌,提举实录院汤思退等“上《徽宗实录》一百五十卷”。两天后,朝廷便决定动工修纂《徽宗国史》:“庚子,命尚书右仆射汤思退监修《国史》,权吏部尚书贺允中、中书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国史》。”(卷180)宁宗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实录》成”,至二月,便“修《高宗皇帝正史》、《宝训》”卷29下)。可见,《实录》先于《国史》(即正史)修纂,只有《实录》修成,才有可能修纂《国史》。

《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录》的改编,从“编年附传”体改纂为纪传体。在改编过程中,删多增少,如《太祖实录》有50卷,《太宗实录》80卷,《真宗实录>>150卷,三者相加为280卷,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总共只有150卷。而增加的部分主要在传记和志。仁宗、英宗的《两朝国史》共有“纪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实录》事迹颇多”m(卷1)。这里的“事迹颇多”是指人物传记。因为《仁宗实录》有200卷,《英宗实录》有30卷,两部实录共为230卷,远远超过《两朝国史》的120卷。宋代《国史》的修纂顺序是先本纪,后志,最后传记。这种次序与《实录》相关,因为帝纪和志容易从《实录》中取材,而传记只能从《实录》中移取部分,超过一半的传记还须另外搜罗史料,故修纂最迟。《实录》中的传记不能满足《国史》之需,因此才需要另外征集史事。其他史实,也有从《实录》以外的史书征集的,如宋宁宗开禧二年,国史实录院便征集费衮所撰《梁谿漫志》,据该书卷端所录国史实录院牒文称“编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书以备参考”(卷121)。

尽管如此,《宋实录》仍然是宋朝《国史》修纂的基本史料来源。《国史》依赖于《宋实录》的先行修纂。史院编修李焘曾经鲜明地指出过这一修纂流程:“窃缘修正史当据《实录》,《实录》傥差误不可据,则史官无以准凭下笔。”又说:“《实录》先具,正史便当趋成。”(卷25上),充分反映了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的工作流程和史料流向。

在《宋实录》的史料流向《国史》之后,继续趋下流向元修纪传体正史《宋史》。一般认为,《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卷46),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但据阿鲁图所上《进宋史表》,

其中并无以宋人《国史》为稿本的记载,只是说:元朝灭南宋时“收图书于胜国,辑黼冔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卷末附录),这里的“宋史”既可能是指宋代《国史》,亦可能是指《宋实录》。笔者以为应该是两者都包括。因此,除以宋代《国史》为据外,元修《宋史》还广采了《宋实录》的史料。也就是说,《宋史》同时也是以《宋实录》为史源的。笔者提出的证据是元修《宋史》卷210(<表第一·宰辅一》的序:“今纂修《宋史》,故一以《实录》为据,旁搜博采纪、传以为是表。”从《宋实录》到《宋史》的史料流程,既是“《实录》一《国史》一《宋史》”的走向,部分史料也呈现“《实录》一《宋史》”的流向。

此外,《宋实录》的史料还通过南宋淳熙间王傅所撰的《东都事略》,流向《宋史》。《东都事略》有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卷4,《制作》)。清人“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纪昀等“考之,惟《文苑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卷50)。既然《宋史·艺文传》取资《东都事略》,而《事略》又取资《实录》,因此,形成了“《宋实录》一《东都事略》一《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流程。

(二)编年史和杂史

《宋实录》总汇而来的史料还不断地流向其它史书,成为这些下游史书的史料来源。

《宋实录》的编年性质,使其史料之流更多地趋向有关宋代的编年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作者李焘针对“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的情况,“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迹,荟稗讨论,作为此书”,史料多从《实录》中采撷而来:“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李焘长期担任《实录》的修纂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北宋列朝《实录》,因此该书取自《实录》的部分较多,自谓“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证明他是以《实录》为主体,而“阙略”的部分才“旁采异闻”的,仍以《实录》的史料为主源。

南宋佚名所撰《靖康要录》16卷,其内容是“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其史料就是撮录自《钦宗实录》:“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具有首尾,绝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此必《(钦宗)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故以《要录》名也”(卷47)。

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自称“侍从祖丞相正献公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长编》,意酷嗜之,独患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末”,于是“删繁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清纪昀等亦称“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卷47)。陈均还撰有《皇朝编年备要》(《九朝编年备要》的一部分)和《中兴编年备要》二书,皆以《实录》等史为其史料来源:“其书用《国史》、《实录》等书为编年体例,起于建隆,迄于淳熙。书法盖微仿《纲目》之例,而加斟酌焉。”(卷5上)“宋末山林之士”所撰《两朝纲目备要》,叙“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事迹”,是“续陈均《宋编年》”而成,“本《(光、宁)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巷47)。

高载所著《通鉴巨编》也是从《实录》等史籍中取材的。他“以其暇览前朝史牒,叹熙丰祐圣迄于隆乾淳熙党论屡变,国势偾起不常,慨然有感,乃取制词之褒贬,廷论之是非,萃成巨编,而自以己意识其后。大抵以《国史》、《实录》、《长编》、《会要》为之据依”(卷92,《著作记第二,史部》)。

除了流向编年史外,《宋实录》的史料还流向有关宋史的诸多杂史。所谓杂史指上述国史、正史、编年以外的其他史体,如别史、传记乃至笔记小说等。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监修国史王曾提出仿《贞观政要》形式撰一本宋朝的类似著作:“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卷105)。这是《实录》史料较早的流向别史的例子。

南宋高、孝间人王栐所撰《燕翼诒谋录》5卷,也曾从实录中撷取史料。书中自序谓:“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上起建隆,下迄嘉祐,所采凡一百六十二条,皆祖宗良法美政可为世守者。”(卷163,《绎籍考-杂史》)清纪昀等人称:“自序谓悉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稗官小说,悉弃不取。今观其胪陈故实,如丝联绳贯,本末灿然,诚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也。”(卷51,《史部杂史类》)可见,杂史之杂,亦有《实录》之一份在内,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为“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

北宋仁、神问司马光所撰《温公日记》,以及《涑水记闻》和《朔记》,是司马光熙宁间在朝所记的有关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前后奏对,此三书当为《实录》的史流。

传记类著作如《建隆遗事》1卷,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著录:“近取《实录》,入禁中,亲自笔削。”另一部传记类著作《言行拾遗事录》4卷,“记范仲淹言行事迹,为《行状》、《墓志》所未载者,故日拾遗。大抵取诸《实录》、《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诸书,而说部之可采者亦附列焉。”(卷59,《传记类存日》)看来,这也是部分取材于《实录》的史著。

光宗时蔡幼学所撰《国史编年政要》40卷、《国朝实录列传举要》12卷、《皇朝宰辅拜罢录》1卷、《续百官公卿表》20卷四书,也是《宋实录》的史料之流。此四书乃其任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时,利用职务之便从《实录》中摘抄而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史、正史、编年和杂史,在接受《实录》的史料之源时,也汲纳了其它的支流性史料。如《温公日记》“事亦有与《正史》、《实录》不同者”。前述《续资治通鉴》也是自《实录》以外,“官府文书”和“家录野纪”均在采纳之列。这说明,上述史书虽为《宋实录》的史流,但也接纳了其它条条支流。

宋代《实录》的史料来源于原始记录和初、二级史料性史书,成为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然后继续为史流性史书所采掇,成为有关宋代《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的史料来源。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原湖泊,承接雪峰融化的涓涓细流,经过汇集和蓄势之后,向下游奔涌而去,成为穿行在较低地势中的河流之源。弄清《宋实录》的这种承前启后的地位,无论对其本身还是对于宋代历史,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学术价值。时至今日,已佚的《宋实录》虽然像罗布泊一样消失了,但它的史料却早为众多的宋史著述所吸纳和采入,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宋朝的重要历史信息。《宋实录》的史料学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①参见胡昭曦:《<宋神宗实录)朱墨本辑佚简论》,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振清:《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未》,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孔学:《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载《史学史研究552002年第4期。

②参见燕永成:《关于宋太宗实录的若干问题》,载《史学史研究552005年第3期;蔡崇榜:《宋代修书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燕永成:《《宋朝要录)考略》,载《史学史研究91998年第4期。

③关于宋朝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史界多有论及。详见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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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5]曹学俭:《蜀中广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6]嵇璜等:《续文献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责任编辑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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