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往事

本刊记者

黄范章 1931年1月7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0—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和考察。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美国密执安大学客座研究员、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先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

编者的话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深入阐述了教育对外交流的重要性,这为教育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舆论和思想的基础。198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被派往美国五所著名大学。如今,时间已过去了约三十个年头,这些早期的赴美学子已成为知名学者或专家。当我们今天再去回顾那段特殊时期这些学子们的心路历程与求学经历时,相信我们所收获的,不再是一个个或断或续的故事情节。在这些平实的叙述中,蕴涵着许多朴素的道理,或许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迪。2009年3月6日的上午,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初作为中美第一批交流学者之一的黄范章老师。

问:黄老师,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据说,您当初是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第一批交流学者被派往美国的,您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答:可以。我是1954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统一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福特基金选派赴美的访问学者,共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我是被安排在哈佛大学学习。学习时间是两年。

问:在美国时,您和家里联系得多吗?

答:不多。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时可以打电话。家里没有电话机。一封信,要走半个多月,而且忙得也没有时间写。两年里,我跟我爱人只通了三封信。

问:全部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吧?

答:当时,我们是第一批到美国去的交流学者,感觉任务很重。这不是你个人去学习,去考察问题,而是代表一个国家,真正地去学点东西,去多交些朋友。

问:您在美国的学习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对你们在美国的学习,国家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答:没有具体布置要完成什么任务。因此,我在哈佛的两年,一直忙于听课。当时,对我们访问学者来讲,并不要求考试,只听课,爱听什么课听什么课,爱听几次听几次。我当时忙于听几个人的课,几个著名学者的课,后来,和这几名学者都成了老朋友。其中一位是哈佛挂牌的经济学家,叫马丁•费尔德斯坦。这个人在哈佛教经济学是很受欢迎的。他自己不修边幅,思想很活跃,很受学生欢迎。他不修边幅到什么程度呢?有时,他讲课,讲着讲着,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一屁股坐到讲台上去了。学生也不觉得奇怪,觉得这很自然,因为他讲得很投入。我在哈佛的时候,在听了费尔德斯坦的课后,我把他的观点、他的思想做了一份整理。他是供给学派。我认为他是温和的供给学派,不是激进的供给学派。他对我的概括不反对。当时,我把我写的东西给他看,说你看我对你的介绍有没有误解,有没有不充分、不准确的地方。你可以提出意见,至于我的评论是我的事。他对我称他为温和的供给学派表示认可,对我印象也不错。

问:听说后来费尔德斯坦在您的推荐下来中国访问过?

答:是的。我当时是在社科院。我们当时的所长,也兼副院长,叫许涤新,年纪很大。他带社科院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时向我打听可以到社科院讲学的合适人员,我就向他推荐了费尔德斯坦。

问:他们来的情况怎样呢?

答:社科院邀请他们代表团来,正好是1982年的4月份。我是1982年2月份回来的。在回来之前,我就安排他们组团访问中国。他们组织了八大教授,是八个学科的带头人,还有八位夫人。他们团是第一次来北京,在北京做了报告。那个时候,我们是热情接待外宾哪。他们来,我们就要招待他们游览一趟吧。当时,给他们安排的(旅游)路程是,从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重庆,从重庆坐船看三峡,著名的三峡,再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坐飞机到上海,从上海回国。这样的路线下来,给他们的印象特好。当然,他们也看到中国的落后方面。当时,我没有陪他们走这一段,我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送他们,结果,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所了解的中国,的确发展得很不够。他们的飞机,从西安到重庆。重庆那边给他们买好了票。到的那天,晚上上船。当初,我们民航还不发达,人到了,行李还没到,把他们急死了。这个船不是每天都开的,一个礼拜一趟。他们只好坐船,没带行李。他们没有洗漱用具、换洗的衣服。船上要三天嘛,怎么办?头一天晚上,他们到了万县,船停下来。当时,船是规定,到了晚上不走。他们就到万县买衣服。但是有的夫人太胖,有的教授个儿太高,买不着合适的衣服,只好将就着。所以,他们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闹了很多笑话。

问: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答:有。费尔德斯坦第一次到中国,印象很深,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几乎每年都寄贺卡。(说完,老人去了另外一间屋,拿出一张照片来)这是今年他寄来的贺卡。(我看见了一张写着祝福语的贺卡,卡片的封面上是费尔德斯坦的全家福照,卡片的封底,是费尔德斯坦小外孙的照片。)

问:幸福、祥和的一家人。

答:费尔德斯坦是1982年4月份到中国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6月份,他被任命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了两年。后来,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1994—1996年,我连续三年应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和他聚会过。

问:二十多年的联系,不容易。

答:是的。20年后,也就是世纪初,我那时在发改委了,他向我谈到了中国的发展,表示有机会能再访问社科院,算是对20年前访问的一个纪念。

问:你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访美学者,政府给了你们很大的期许,你们是不是压力比较大?

答:(我认为)这个事业不仅是我个人的事业,也是我们国家的事业,这是中美之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学者交流,很重要。

问: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家庭观念等方面与美国人是有着不同的,您在学习生活中有没有切身的体会呢?

答:有的。当初来讲,我们对美国男女之间的问题很多不理解。比如说,男女之间同居,交女朋友。我们当时闹了很多笑话。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不知道女朋友是什么概念,女朋友可能就是女性朋友吧,但在美国,女朋友的概念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订婚的,只能一个嘛。我们不知道,当时我们举行晚会。我们学生举行晚会,我们老师问我们,能不能带我女朋友来?当时,我们是国际学校,有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非洲人,举行晚会有日本之夜、非洲之夜啊。我们老师要带女朋友来,我们要准备饭菜啊,于是,我们就问,你带几个、带多少女朋友来啊?他很奇怪,我就一个女朋友啊!

另外,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当初到美国去的时候,有半年时间学习语言,我英语可以,但是口语不行。学校当时有一个学习制度,非常好的制度,除了上课之外,有很多美国学生愿意跟中国人交朋友,愿意帮助你学英文。他帮助你学英语,你帮他学中文,互相学习。学习没有固定时间,临时的,到时互相约,问有没有时间,见面聊一聊。我当时有个帮我学英语的朋友,一个女孩子,21岁。我们聊天,聊到了身世、家世。我说你们美国的离婚率太高,可能是因为个人追求自己个人的幸福,和则来,不和则去,不勉强,不克制。这个女孩子认为,婚姻不一定选择从一而忠,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发现对方有问题,有缺点,不合适,可以离。她说,她六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她想阻止他们,不想父母分开,结果他们还是离了。她开始跟母亲过,后来母亲结婚了,她就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于是,她就和自己祖母过。结果,她从六岁到(当时)二十多岁,十多年,都是跟祖母过的。她说:“我的父亲有他的家庭,我母亲有她的家庭,只有我,失去父亲,又失去母亲,失去家庭,跟祖母过,我是他们离婚最不幸的遭遇者。”我感触很深,小女孩的话引起我很深的思考。我们中国人,对婚姻是比较重视的,特别是有了子女以后,是不太愿意离婚的。小女孩说:“从我来讲,我喜欢你们中国,为了孩子,父母应该在一起,应该互相克制一下,使孩子能得到幸福。”我很同意这孩子的看法,我说,(我当时是四五十岁了)你虽然只有二十来岁,但是你对幸福的理解比我理解得深刻。

问:在美国学习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给您留下的印象很深?

答:有。按照当时福特基金规定,我们在美国进修的两年间,可享用在美国国内旅行一次的优待,可用于国内观光,也可用于到其他城市做学术访问。我想用这笔旅费访问华盛顿的学术单位和著名学者。记得一天下午,我把我要去华盛顿的计划告诉了房东杰奎琳•斯班尼太太。她听完之后建议:“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看,那就是国会,特别是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她又进一步说,她有时去华盛顿看望亲戚或度假时,总要找机会去看看国会的听证会。我当时一愣,不大相信她这话的真实性,因我眼前浮现出我国人民大会堂门前警卫森严的景象。我很疑惑地问她:“警卫会让你进国会大厦吗?”我清楚地记得她当时一脸茫然表情,似乎对我的问题觉得奇怪或莫明其妙,立即高亢而爽朗地回答:“why not? I am taxpayer。”(“为啥不让进?我是纳税者。”)她当时讲这句话时那种坦荡豪迈的神情,至今还在眼前。

还有一件事,印象也比较深。我这位房东的前夫每隔一两周来看看儿子,也常爱与我交谈。1980年秋的一天,他偶尔谈到他一个朋友托马斯在一个社区大学教书,还在附近的一个监狱里开班给犯人讲课。我很好奇,因为我当时的认识是:监狱的罪犯属于社会的“人渣”,怎么可能在那里办“大学”呢?大卫看到我着实好奇,就建议我参加一次他好友的听课活动,他可以设法跟他好友联系一下。一天下午,大卫把我介绍给托马斯后,我就和他们师生一道进监狱去。经过好几道铁门、几道安检,我们进入了一间明亮的教室,然后随意找课桌坐下。我看了看,我们一道进来的不到二十人,多是二十多岁的男女学生,其中两三位年纪较大些,像是教职员。不久,又陆续进来了一些年青人。其中有四五名女士。这些人也穿着日常服装,跟先来的学生有的打招呼,有的相邻坐下,言谈自若。我以为是晚来的学生,但未见到囚犯进来。我正猜疑纳闷,托马斯就宣布开始讲课。他和另一位教师分别讲了约四十分钟,内容已记不清,大体是关于法制、民主、犯罪等方面的内容,讲完后进行课堂讨论。我私下问托马斯:“怎么不见囚犯来?”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一会儿就会见到。”我并不明白什么意思,也不好意思多问。

讨论会很热闹,记得似乎围绕在一个问题上:世界各国在犯罪上有没有共同的界定标准?有人说有,如杀人、抢劫、偷盗、强奸等。有人说,有的国家有“重婚罪”,有的国家一人娶数妻都合法。每个发言者都慷慨陈词,跟学校内的课堂讨论没啥两样。究竟这间课室有没有真正“囚犯”?我正纳闷,突然,一个坐得离我不远的小伙子(像墨西哥人)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讲的大意是:现在的法律是有钱人定的,所以我们容易触犯法律;一旦我们能进国会,制定法律,他们就会容易犯法。这个发言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囚犯已在我们中间,而且就在我身边。他那发言的神态与声调,跟我想象的“囚犯”完全不同。按我过去在国内看到的,不要讲“罪犯”,就是“文革”批斗对象也都是“低头认罪”,畏畏缩缩,见人不敢平视,得“夹着尾巴做人”。

两个多小时课堂活动很快结束,我们一道从监狱出来。在回家之前,我向托马斯提了几个一时难以理解的问题,他很耐心地做了回答,使我茅塞顿开,思想上似乎见到了另一个天地。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到把课堂放到监狱来?他讲,他学的法律,讲的法律。他每天面对一大群青年学生的时候,也想到监狱里有一群青年人。他们服刑时期长短不一,但相对于他们一生来讲都是短暂的,他们今后融入社会的时间是漫长的。若他们在服刑期间一无所学,将来出狱后就无法谋生,弄不好还给社会留下后患;就这些“囚犯”个人来讲,他们犯法,应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和政治权利,但不应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权”也应属于“天赋人权”。我又问他,你们要帮助囚犯学知识和技能,你们教员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带学生去一道听课?他更深沉地告诉我,他从外面带学生去,为的是让“囚犯”们消除心理障碍,感到是在课堂上课,而不是在监狱,让他们感到社会没有丢弃他们。所以,他要求狱方管理当局让“囚犯”上课时不穿囚衣,穿他们日常服装;可以和他的学生一样随意找座和交谈,使他们感到在课堂上和其他人同样享有正常人应有的权利和尊重。我还问他,我看出每个人都是自由地谈自己的观点,万一有“囚犯”在发言中声称他无罪,抗议判决不公,怎么办?他告诉我,如果这样,他可请“囚犯”找自己的律师,他们的讨论会不讨论个人案件。即使如此,也不可歧视他们。因为每人都应有言论、思想自由,只要你不对人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或诬陷,他们不能因表达个人观点而定罪,定罪要经法律程序。

问:黄老师,以您现在的年纪和社会阅历,可能对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都看得很透。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人从出生,到死亡,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们青年人应该如何来把握这短短的人生呢?

答:我很欣赏一句话,它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前些日子,有人让我写自己最欣赏的一句名言,我就写的这一句。我自己深有体会。我小时侯,小学、中学,那是在解放前,是在教会学校读书。教会学校重视英语,我对英语感兴趣,因此,我一直在看、在研究英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有“批修”之风,还是坚持晚上看。

问:是喜欢吗?

答:是喜欢。当时,“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啊。那时,人家都批判的时候,你还看这东西?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用处。不管怎么样,我喜欢这。我了解国外,看国外的东西。当时我在社科院,那里的图书馆管理员跟我比较要好。他说:“我们这里来了一批外文图书,现在也不能打开,也不能放在阅览室去看。你看看,偷偷拿去看吧,不要张扬。”当时,有工宣队、军宣队(的监督),可能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工宣队、军宣队,就是当时各单位掌权的。这位管理员对我说,别让他们知道,于是,就领我到他家去看。我当时就看见了一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本子不厚,22万字。这种小本子,藏起来、掖起来比较好。于是,我带回了家,晚上看,看完后,就随手做个笔记。当时我主要是感兴趣,想了解西方经济学,想充实自己,也没有想过别的。我把看过的东西做摘要,翻译成中文。“四人帮”一垮台,很多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国外的图书了。有一出版者问我有没有想过翻译书。我说,我倒是看了一本书,做了很详细的笔记。我说这本书很好,是本名著。他说,很好啊,把它整理出来,我们出版它。因为我自己做了很详细的笔记,就说,我很快弄完给你吧。结果十多天,不到两个礼拜,我就把这22万字的稿子整理出来了。机会到了,你有准备,做了详细的笔记,就出版了。结果它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出版的国外著作之一。我当时没想到“四人帮”还会垮台,想都不敢想象书还会出版。当初,之所以选派我们五个人第一次到美国去,主要是考虑我们英文有基础。当时,我们所长,孙冶芳,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有远见,让我专门研究西方的经济学,我自己也感兴趣,因此,社科院来选派几人去美国学习时选了我。

问:黄老师,听了您今天的讲述,让人很受启发。因怕耽误您时间太多,影响您休息,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您!

答:不客气。

责任编辑/吴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