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英雄及其后人的潦倒人生

2009-09-25 09:46粟周熊
人民周刊 2009年8期
关键词:塔里莫斯科苏联

粟周熊

叶戈罗夫和坎塔里雅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他俩作为首先将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屋顶的英雄而名垂青史。他们两人都在1946年5月8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可是不久便风光不再,最后竟在无声无息中死去。他们的后人至今仍处在穷困潦倒的境地。

叶戈罗夫:死于车祸

米哈伊尔·叶戈罗夫出生于斯摩棱斯克。战后曾有人不只一次劝他搬到莫斯科住,可他却更愿意到离斯摩棱斯克约70公里远的故乡鲁德尼亚小镇定居下来。这位苏联英雄的故居就坐落在乳品联合工厂的尽头,这里有英雄的博物馆。他的女儿伊林娜就住在旁边临时搭建的一间简易住房里,她便是这家博物馆的管理员。

每次有人来参观,总要确认是不是叶戈罗夫和坎塔里雅最先将旗帜插到了柏林国会大厦屋顶上。可是,关于英雄们战后日子过得怎么样,却很少有人感兴趣。

叶戈罗夫1947年回到农村。他和坎塔里雅两年间跑遍了各个部队,到处去做报告,后来受到提拔:从商店经理到农庄主席,随后又成为乳品罐头联合工厂的车间工人,最后又被安排去该联合工厂的供应部门搞供应工作。

正是从这时候起叶戈罗夫才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来办一些事。小镇文化宫工作人员至今上下班乘坐的那辆交通车就是他弄来的。

他对乡亲们总是有求必应,对自己的事却不怎么上心。1966年,这位苏联英雄还栖身在一间破烂不堪、发乌变黑的简陋小农舍里。孩子上幼儿园都得抱着送去,以防他们陷入泥污里不能自拔,因为当时通向他家的那条路还没铺油。直到60年代末期,他搬进了一处集中供暖、有洗澡间和电话的新居,并定期收到退休金。但英雄不愿过这种奢侈的生活,有钱便随便借给邻居,经常花钱给乡下的孩子买冰激凌吃。那个时候,电视机、匈牙利全套家具和缝纫机算是奢侈品,家里能置办这些东西全是他妻子的功劳。那时候他们家的大门总是敞着,邻居们谁有难处都来求他帮忙,这个想盖房子弄不来地基,那个没法搞到汽车配件,有人又上不了大学,这些叶戈罗夫都设法帮忙搞定,而且不收任何跑路费。可他自己连一辆车也没给家里弄来。胜利日2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邀请他和坎塔里雅来到克里姆林宫,问他要什么礼物,他只要了一辆“乌拉尔牌”摩托车。

叶戈罗夫死于1975年6月20日。那天他在妹妹家做客,有个熟人来求他开车去邻村。叶戈罗夫马上坐上村苏维埃送他的“伏特加”轿车,风驰电掣地赶去,没想到就在拐弯处撞上了一架载满黄瓜的马车。当时的叶戈罗夫危在旦夕,另外两个同车的人当场毙命。

叶戈罗夫死后,他一家的生活便每况愈下。他的妻子不再享受优惠待遇。到了90年代,他们家便已穷得叮当响,甚至交不起水电费。由于电话欠费停机,他妻子曾给总统办公厅写信要求提高退休金,但回信却不予支持。州军事委员也表示爱莫能助,最后还是斯摩棱斯克州州长发了善心,把补助金提高到每月417卢布45个戈比,只可惜她还没能拿到,就一命呜呼见叶戈罗夫去了。

坎塔里雅:从来不看战争片

坎塔里雅比自己的战友多活了不到20年,他于1993年12月27日去世,就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最激烈的时候。

今天,这位苏联英雄的儿子沙托有绝对的把握说:“我知道,父亲是让这次战争毁了。世界大战挺过来了,可这次战争夺去了他的生命,就像老的伤口又犯了似的……”

坎塔里雅死在火车上,他当时坐火车去莫斯科领取难民身份证。

莫斯科各报并没有报道他的死讯,只有电台发了简短消息:“苏联英雄梅利通·坎塔里雅不幸去世。”此外再无其他慰唁。

坎塔里雅是格鲁吉亚人,但家在阿布哈兹,战后他回到了那里,尽管斯大林曾劝他留在莫斯科。他只念过4年书,那样的文化程度也就只能当矿工。上级曾推荐他去念伏龙芝高级军校,可他不去,根本没有念书的心思。1965年以前他在一家企业做木工班长,还被推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候选人,只是他推辞掉了,说自己好歹还得过一枚金星勋章,这枚可以给别人。

坎塔里雅不爱回忆那些战争岁月,他从来不看战争片。当有人不厌其烦地问他是怎样把旗子插到柏林国会大厦上去时,他总是开玩笑说:“我们乘电梯上去的呗,一下子便到了屋顶。”坎塔里雅家的孙辈都是从教科书上知道爷爷的丰功伟绩。

跟所有的格鲁吉亚人一样,他有一股倔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1982年孙子梅拉布得去找个心脏病大夫好好检查一下,于是他和爷爷来到莫斯科,爷爷便径直去找当时的卫生部长恰佐夫。部长中止了会议,亲手给大夫写了张条子。年轻大夫正在看什么文件,头也没抬便问:“有什么事?”老爷子立即嚷道:“你给我站起来!老人来找你,可你居然还坐着!”大夫马上站了起来。坎塔里雅就是这么个脾气。但他在莫斯科很有人缘,“莫斯科宾馆”随时都给他留有豪华套间,他还是勃列日涅夫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胜利日的酒会上见面。

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顷刻间彻底改变了坎塔里雅一家的生活。阿布哈兹往外轰格鲁吉亚人,即便像坎塔里雅这样的祖国功臣继续留在那里也相当危险。1991年,坎塔里雅来到莫斯科,他相信首都会像接待亲人那样接待他,可他错了。最终还是在老战士委员会的斡旋下,他一大家子人才好不容易在郊区临时分到一间火柴盒般大小的一居室。不错,他总算是拿到了优待证,可没能等到正式住房便死了。他的孩子是等来了上面答应过的住房,可等他们去拿钥匙时,被告知由于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优待便取消了。等后来了解情况后,他们全家又被打发到梁赞州的一个小镇上去住。全家11口人分到一套供难民住的小房子,并在那里一住就是10多年。在这10年多的时间里,坎塔里雅的儿孙们想法挣钱糊口,孙子梅拉布和其弟弟在炼油厂开车。好工作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可他们从没对别人说起过自己是把胜利之旗插到柏林国会大厦上去的那位英雄的后人。

两年之后,这个格鲁吉亚家庭终于从梁赞搬回了莫斯科,在比比廖夫一带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住下。不久前,这一家人才最终拿到俄罗斯国籍并分到盼望已久的住房,不过梅拉布还照常在炼油厂开车,他得养两个孩子。

摘自《世界报》2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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