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责任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刘振华

摘要随着中国国家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开始凸显。中国履行更多的大国责任已是形势所趋,但同时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强调权责相适、协调发展,实现中国和平崛起。

关键词中国 大国责任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193-02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世界各国广泛关注中国,热议中国的发展变化与崛起道路。西方国家在惊呼中国崛起的同时,还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不能只是成为“搭便车者”。在国内,很多国人在回顾历史、畅想未来的时候大国情绪开始高涨,也认为中国应该在各种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西方国家所说的“大国责任”与中国一直倡导的“负责任大国”概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中国是否应该按照他们的期待履行大国责任,大国责任的承担是否符合当前我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我国制定和实行对外政策所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所面临的“大国责任”问题

什么是“大国责任”?国际政治学家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 曾经指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拥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布尔认为,由于国际社会中的各国在权力上不平等,所以大国在享有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国际秩序的管理性责任和义务。然而,世界各国对大国责任并没有明确而一致的规定,维持现有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关于大国责任的最低限度共识。

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而进入人们视野的。它最开始出现于冷战结束后,并且发展和演变至今。纵向来看,中国对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呈不断扩大之势,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责任的期待也水涨船高。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鉴于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具体表现在: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倡导国际政治多极化与民主化;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负责任大国”作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东盟地区合作;强调文化多样性,呼吁文明共处等。中国在践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同时,更为注重“有所作为”,显示出更多的自信与能力,一定程度上已塑造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从现实的可能成为存在的现实。2006年,中国的GDP近21万亿元,规模仅次于美日德,并有望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场”,全球经济的实际增量约1/3来自中国,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运行。而且,中国大国地位不断提升,直接影响区域的政治发展,军事实力也由国土防御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

2005 年9 月, 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提出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2006年8月,接替佐立克的柯庆生表示中国还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认为中国的军事不够透明,在国际上的一些作为也令美国失望,因此再次向中国提出了责任要求。此外,欧盟在2006年10月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中,也特别强调中国的“责任”。

应当看到,“中国责任论”的兴起并非偶然,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既与中国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又与其它国家希望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有关。对于中国一个快速发展且被认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国际社会希望我们能够多承担一点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履行此类大国责任是否都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是需要我们进行衡量的。

二、大国责任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份和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国家是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实体。因此,国家利益的界定,必须明确国家的身份或进行自身定位,并作出相应的判断。中国虽然是大国,但其地位还无法与美国这种“超级大国”相比。就发展水平、富裕程度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来说,中国只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现在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在发展与复兴中的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分析中国的大国责任,也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身份出发。

履行大国责任,是中国实力地位的体现,也是是拓展更多国家利益的机遇。十多年来,中国已通过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国际声誉,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亚洲,中国开展睦邻友好合作,援助东南亚渡过经济危机,支援印尼地震与海啸救灾,倡导南海的共同开发,为中国营造了和平的周边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在国际上,中国广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倡导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树立大国形象、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拓展大有助益。新时期的大国责任,只要是与中国当前实际相适应的权责,基本上都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核大国, 中国对全球安全状况尤其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负有重要责任。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中国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也是实现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良好机遇。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被权责带来的荣光冲昏了头脑,更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现状来之不易,国内的持续稳定发展仍是第一位的。中国虽然现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人均GDP仍然在世界第一百位之后,长期的过度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我们还不适合过早地承担过多的责任。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力量要求我们承担大国责任的目的是不同的。例如,中国要成为美国标准的“利益攸关方”,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就包括大幅升值人民币、按西方标准减排二氧化碳、孤立伊朗遏制朝鲜、缴纳大量联合国会费、为美国制造的战乱国家提供援助等。要满足欧盟的标准,双方作为伙伴就需要负有对等的责任,不过作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政治实体来说,强调对等责任对实力较弱的中国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此外,在经济方面,大国经济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和环境问题,扩大金融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加国际援助等。以上大国责任的过度承担将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扩大我对外援助支出,加剧各项制度改革的风险。

由此可见,西方大国之所以要求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有其认可中国实力崛起的一面,但另一面是想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其全球政治霸权与经济殖民主义作推手,甚至想借“尽责”来拖累中国既定战略的实现,要求我在享受和平与发展“红利”的同时进行“纳税”,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的经济进程与军力发展,这是美国“接触加遏制”战略的政策体现。

三、中国的现实性选择:以国家长远利益来衡量

中国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一方面要抓住机会埋头苦干、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努力化解“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这就决定我们必须妥善地应对大国责任,实现和平崛起。如何解决利益与责任的问题以及国内与国外的关系,需要结合本国能力与国际情势综合判断。

从正面来看,国际社会用橄榄枝来编织“大国责任”,虽然可能包含着其它目的,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不妨聪明而又大方地接收,进行评估后再行实施。一味地把别国的好意视为“洪水猛兽”,“糖衣炮弹”是不合适的,自己在猜忌的同时也会增加其它国家的战略怀疑。一个国家的崛起靠的不仅是经济、科技和军力的发展,在当代还依靠诸如外交政策、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软权力”因素,而软权力的建立更需要日积月累、慢慢形成。中国的国际声望(或软权力影响力)总依靠常任理事国的“老本”是不够的,必须“开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更大的拓展。但是不能等到急切需要时才去做相关的工作,必须未雨绸缪、预做准备。因此,当前适当承担大国责任,例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与互助,改变一味重视自身发展的“自私”印象,积极参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主导地区安全环境的角色,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对于提高我国国际声望,降低西方国家敌意,提高周边国家向心力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自己必须看到超出能力的大国责任可能会对我国带来的制约。因此,必须量力而行,同时学习美国那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美国作为全球首强,在大国责任的履行上也经常持两种标准,一味要求别国承担责任,但在关系国家重要利益的问题上自已绝不让步。例如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违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拖欠联合国巨额会费,坚持农业保护主义等。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我们对别国开列的要求清单也不能照单全收,而应该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我不能透支去承担那些本不该去承担的“责任”,但可以量力而行且不违反道义地为世界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此外,中国还需要强化对外宣传,让世人了解我们所作的贡献。它不仅包括对外的大国责任,还有国内的国家责任。因为中国解决占全球1/5人口的发展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所尽的最大责任。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民众的基本富裕和国家基本安全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它的本土责任仍然重大,而在地区主义的建构方面远远与它的地区大国身份不相称。因此,中国目前的大国责任重中之重应该放在地区层次,同时继续追求适当的全球责任。中国虽然不必像俄罗斯那样表现出对世界权力的渴望和恢复强国地位的急切,但我们可以高姿态地接受“大国地位”并承担合理的大国责任,而不必畏首畏尾,失去大国的风范。对于国际义务的履行,我们不唯上(美国),不唯书(教条),应当根据自身的理解进行责任的承担。如果要我们大幅牺牲经济发展来尽责任,或者要我们牺牲重要国家利益,那我们绝对不能答应。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世界第三的经济体,不能长期游离于大国责任的边缘,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虽然我们人口众多、人均GDP量小,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负担转化为优势,并为全球提供有益的帮助。例如我们可以向联合国派出更多的国际维和部队、警察和民事人员,向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加大提供医疗、公共事务援助,大力兴建教育、医疗场所,少花钱、多出力、多做事,把中国人勤奋的美德、以和为贵的思想和礼仪之邦的传统带向全世界。

换个角度看,大国责任还是一种权力,它与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履行更大的责任,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长久化。满足了国家利益,又会更主动去承担更多的重任。以国家长远利益为准绳,来衡量和履行中国的大国责任,是中国在崛起道路上的现实性选择。

注释: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Macmillan, 1977.206 – 209.

温特·亚力山大.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81页.

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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