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作和生活的关系而苦闷

谢 琼 郑小驴

一、“来说说你自己的写作历程吧”

谢琼：来说说你自己的写作历程吧。

郑小驴：我内心所需要的文字，最早是苦难题材，因为现实太残酷，容不得我无病呻吟。不过我现在很讨厌苦难，因为苦难被很多人写滥了。煤矿啊，民工啊，拾荒者啊，哪个领域现在没人用心钻研过?而且很多人怀着悲天悯人的态度，十足可笑。我知道乡村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因为很难过，所以我不想写了。说实话，即使写，我也写不好的。

谢琼：比如说?

郑小驴：目前我大概分了三个方向来写作，第一、家族历史的(现在不写了)；第二、童年感受的：第三、当下的(正在酝酿中)。

谢琼：《一九二一年的童谣》算是典型的家族史吧。

郑小驴：是的。这个小说和我大二写的《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是姊妹篇。

谢琼：你写的家族史，很有90年代末苏童、北村等人的新历史主义的感觉。历史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叙述的背景和虚构的凭借，处于前景位置的是对一个可能完全没有历史基础的想像性故事的叙述。你的家族史写作是什么样的?主要依据听来的家族传说，还是什么?

郑小驴：实话说，大多是自己想，少数的灵感是父母偶尔那么一两句“勾引”而来的。只有粗线条是真实的，这“真实”的水分也很大。其实和你说实话吧，我的家族实在没什么嚼头，世世代代都没出个人才出来，所以我很多都是添油加醋。

谢琼：那你写家族史的动机何在?

郑小驴：因为我爷爷他兄弟多啊，这在中国很多家庭都很正常吧，但是我想，那么多兄弟在一个家庭里生活，肯定有想像的展开空间。特别是清明去挂花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活人站在外面，死人却永远寂寥了。我怀旧，对昔日已经发生的事情非常迷恋。所以我比较喜欢写已经远逝的故事。

谢琼：所以你对家族的迷恋，可能更多不是想要弄清自己的出身和源头等等，而是对“旧”的一种模糊的向往吧，就是说，对“真实”本身其实并不多计较。

郑小驴：非常对!

谢琼：《一九二一年的童谣》里的那些诗词，都是你自己编的?

郑小驴：非常遗憾地告诉你，都不是我写的。不过和我确实有点关系。如果没有这些诗，我根本就没有欲望去写《一九二一年的童谣》和《一九四五年的长河》。那些诗词是我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奶奶写的，他给我看了后，我就很想虚构一个家族故事。当然我奶奶的经历和他奶奶的经历差不多，我奶奶也是地主婆，“文革”被害死了。我从未见过奶奶。

谢琼：那么你写作中的第二类，童年感受方面的，这个不能够靠“想像”了吧?

郑小驴：“童年题材”的那些小说，很多都是我经历过的某个难忘的瞬间，然后无限将之变型、扩展，变成一个“虚”的小说。比如你看过的《白虎之年》，那就全是虚构的；《和一具薄皮棺材有关的》的灵感则来源于我小学时目击到的一具薄皮棺材，所以这个小说里面的拖拉机上的女尸，是我真实看到过的。当时那拖拉机上摆放了一些稻草，女尸就躺在上面，光着脚，穿灰色裤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不过小说里我说她脑壳破了，那就是虚构的了。

谢琼：那么第三类酝酿中，你在酝酿什么?

郑小驴：当下的啊，之前我都写很遥远的事情，现在慢慢拉近了点。比如《枪声》、《蚩尤》、《石门》到了八九十年代，而目前想写的则是有关当下的一个小说，想写一个“0”后的女孩内心的空虚和堕落的故事。歇斯底里的那种。

谢琼：这不成了你刚才所说的“他们的风格”——你学不来的那种了吗?

郑小驴：我的是他们的那种风格吗?你说的是“80后”的那种吧?一点都不同!我写的是这一代人里的确存在的现象，比如很多“80后”女孩，没文化但漂亮又不甘心贫穷，想嫁给有钱人，结果被骗了，然后家里又逼着她早点结婚，或者亲戚给她做媒。她在家人面前表现一直很乖，所以她违心地嫁了，然后离婚，但是又有孩子了，结果她就患抑郁症了……哈，故事就多啦!

谢琼：啊，我没发现小驴这么三八!

郑小驴：我从抑郁症开始写。小说叙述难度很大，因为全部采用对话，而且那女孩子的故事是通过心理医生和朋友的叙述牵引出来的。全篇全部都是对话。

谢琼：听上去有些意思。你的小说总是很好看的。

郑小驴：我不认为我小说好看啊。不过我可以给你讲段很有趣的童年往事。我从小生活在农村，那里没电。我们的学校和家相隔好几里，然后突然有一天小伙伴们就缠着我，让我讲“武侠小说饴他们听。那个时候我真的没看过武侠小说，都是自己瞎编的，不知怎的，就讲下去了，搜肠刮肚地幻想下句话该讲什么好—一一部长篇就讲完了。所以我小学的时候人气特高，上学放学的时候，都有很多人等着我一起走。我觉得我的想像力比一般人要丰富，可能得益于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那个时候每天早晨睁开眼就可以“放电影”，看到墙壁上的斑点变来变去，其乐无穷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很多斑点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看到什么都能立马展开幻想。现在好像没了，看到一个斑点，幻想半天还是斑点。

谢琼：你的小说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叙述”的迷恋，或者说，对“编故事”的迷恋。一个事件，因为叙述人和叙述的不同，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枪声》和《石门》都是这样。从前我以为你这种着迷是受了阅读的影响。比如，拉美的小说，或者说近一点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影响。现在看来你天生就是这样的孩子，只不过后来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和学习它们的叙述技巧，你找到了表达幻想的途径。

郑小驴：你说得很对。我完全认同。

二、“你的小说中引起我好奇心的因素”

谢琼：你的小说中有不少引起我好奇心的因素。比如鬼怪；比如人的阴暗心理；比如民俗、返祖、异形等等。

郑小驴：是的，这些写起来我得心应手，写当下生活我就相形见绌了。我亲眼见过鬼。这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谢琼：不仅是鬼，你在小说中对本地的民俗生活似乎也很着迷。大到生死事件，小到生活器具。

郑小驴：是的，民俗生活我们湘西南很丰富，我相信每个生活在农村的作者，只要他愿意去留心观察都可以搜集到很多。我们这里近年来在搞一个“梅山文化”探讨，《蚩尤》就是写梅山文化的。以后还想就此写个好点的小说出来。

谢琼：但这种民俗生活应该有很多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部分吧?而且在渐渐消亡?而你的执迷是一种并不愿真正回去的怀旧，还是真的渴望那种民俗的、自然的生活，反感当下的现代生活?

郑小驴：首先我是个很怀旧的人，其次那些古老的民俗文化的确正在慢慢被经济大潮同化。我不大喜欢当下的都市生活，我这么想，等我五六十岁了，我就回我老家去，把房子修葺下，过段田园生活。这是我内心的最理想的生活，不过也许你会讲我太消极。我本就是个很消极的人，没办法的事，我不爱和别人争一些东西。

谢琼：你讲到消极，我恰好就对你作品中那些心理阴暗消极的人物非常好奇。比如《枪声》中的郑时通，《秋日的杀戮》中的博等等。他们都是些极度自私

又把自己藏得很深的人。在作品中你能感觉到他们的阴暗，那种阴暗是非常抽象而模糊的，只靠一些隐晦的、经过转述的细节支撑起来；又似乎是天生的，作品极少提示性格形成的原因。你年龄不大，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种性格呢?

郑小驴：我从小就目睹着人的死亡。喝农药的、上吊的、跳河的多得很。我还看到一个父亲用菜刀把老婆和两个孩子干掉了。那两个孩子刚好是我隔壁班的。第二早上学的时候就再也没见到他们了。据说是因为那女人偷人。还有，和我读小学的同学游泳死了，初中的同桌她喝农药了，高中的同学骑摩托撞死了。都是一个班的。现在我的回忆，都是丑陋的东西，几乎没温存的记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是个问题少年。我得这样说。如果我不写作，我以后可能一事无成。

谢琼：那你觉得，写作这些阴暗，对你个人来说，是会加重心中的阴暗回忆，还是有助于把它们排遣出去，让内心变得明亮起来呢?

郑小驴：我不企图靠文字来排遣消极和阴暗，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天生敏感，永远改不了。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极度封闭的环境中，没有邻居，没有同伴，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瞎想。慢慢地，就变得很敏感了。我的叛逆和萌芽80后那种文字里的叛逆，完全是两码事。比如，我从来就不会写有关爱情的小说，太奇怪了。而且还没成功地恋过爱。对爱情也很憧憬，也充满了恐惧和迷茫。因为我相信我不能好好爱一个人，而且很自卑。所以我笔下的爱情是肤浅的，远没有北村写的《周渔的喊叫》里的那种爱情那么温润，简直就没法比。所以我很想哪天见见北村，去取经。

谢琼：现在我大概了解清楚你作品中阴暗的缘由了。接下来我们谈谈你作品中的“返祖”现象。在《白虎之年》和《蚩尤》中，那些返祖的人和返祖的生活，让人一下子想到拉美小说，以及中国的寻根小说，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为之。

郑小驴：《白虎之年》，我是反讽和寓意的东西多了点，你说的拉美文学，可能是殊途同归吧，因为这个小说我写的返祖现象是出于科幻的构想。你细心点的话，应该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随身都携带着一盒火柴，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在无边的黑暗中，我总是走一段路，便擦亮一根火柴。温暖的火焰小心翼翼地被我捧在手掌心，就像一个小灯笼。火焰灭了，世界又重新回到了万劫不复的黑暗中。”这个小说里涉及到我去年某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孤独。所以很多文字都是有感而发。火柴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吗?“白虎”应该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乌托邦。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孤独。但是孤独无处不在。而火柴总有熄灭掉的时候。

谢琼：的确，我很自然就会把火柴读作一种隐喻。如果我把你《白虎之年》看作一个完整的隐喻体系的话，我会把火柴当作最后一种文明之物的象征，还能给你温暖。而返祖的世界其实是异常冰冷的。

郑小驴：你说对了一半，之前我确实想写成火柴的出现是作为文明世界的一个象征的。但后来我觉得还可以多加点意思进去。就像我刚才说的，火柴总有熄灭的时候，再说假如人们都不会使用火柴了呢?这个小说牵涉面很广，但是我无法将它们一一写出来。比如在人的脸上贴上标签，这本身就是件很好笑的事。“我是人，不可以吃，也不能杀。”这句话我也没好好挖掘下去。所以弄得有点混乱，要是写成一个中篇可能会好点。

谢琼：你的小说是很重视语言和叙述推敲的。这让我好奇，你心目中理想的小说，或理想的小说语言是什么样的?

郑小驴：语言美，就像一座房子外表装修得非常精致，看上去非常舒服，所以很重要，而小说的思想则是内装修了，如果走进房子里面一瞧，毛糙不堪，那肯定不行，因为人是住在里面对吧。很多大师语言都很美，你看纳博科夫、格拉斯等。最早的几个小说我也比较注重语言。语言是我的长项，所以很多句子写起来让我得心应手。目前我更注重思想性的东西，从《枪声》、《石门》等你可以看出来。这几个小说语言是放在其次的，而且写得很朴实，我更想靠小说的那种内在的推动力去完成一个作品。

谢琼：嗯，对你小说中我感兴趣的主题和问题，现在都比较清楚了。

三、“为写作和生活的关系而苦闷”

谢琼：我觉得很多写作者，尤其是年轻的写作者，都会因为写作和生活的关系而苦闷。具体地说，包括写作对于生活或对于生命个体的意义，以及为了写作要放弃的生活中的其他时的矛盾。

郑小驴：这个问题，好像谁都会遇到。最起码目前的社会情况下，除非福楼拜、普鲁斯特等贵族之家，他们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慢悠悠写，一部小说可以毁了又重写。而现在几乎不大可能，那样我们都得饿死吧?

谢琼：没错。不过我要先问你写作对你而言的意义，也就是，你为什么要写作?

郑小驴：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我在心中一直让我感到疑惑。直到我写了《枪声》后，我才慢慢明白，有些东西我不写出来的话，会让我非常苦闷和不安。就是那种惶然的感觉。所以我必须写，为自己而写。之前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每篇日记当中，我虚构一个叫做“可儿”的女子，每天我就对着她倾诉。非常好笑的事。迷上写小说之后，我才发觉，我真的需要写作来打发掉我内心的不安，需要文字来充实自己的内心。我是个有缺乏感的人，甚至有些焦虑。写文字对我而言，是种非常平静的生活。所以我不是为了写而去写的人，是内心之所需，必须得写。

谢琼：那么未来，你准备持久地写作下去，甚至成为专职作家吗?如果是，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这种心态和写作动机不能持久?如果不是，你写作的终点在哪里?

郑小驴：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都很迷茫……现在先把工作稳定了再说吧。徐则臣有次和我说，年轻的时候多去经历些东西，太早成为专业作家不是件好事。就这个问题，如你看了李修文的《鲜花与囚笼》一文，自然知道。我讨厌职业作家的这个称呼，把写作作为一个职业是不好的，最起码对我而言。如你说的“持久性写作”，我想我会的。如果我觉得我的文字同他人比还过得去的话。目前我应该是成长期，感觉到有点进步了，不像以前那么盲目地写了。比如叙述的技巧、语言，氛围的营造等，比去年写的要有进步。之前我觉得写一个小说，要写人物的内心，非常难。所以很多事情都靠语言来解决。而现在我觉得干脆直面人物的内心来写，少玩些花招，一招致命的好。最近我看卡佛的某些短篇真好，极简主义，处理得非常流畅和简洁，并且有力量。我从不看我已经发表了的作品。觉得写得很幼稚。

谢琼：在你谈写作时，我发现你现在的生活似乎也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我知道你现在做《大家》的编辑，而且在很努力地推出一些“80后”年轻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还能谈谈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和状态吗?

郑小驴：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是很好。有好些老师正在帮助我，比如海男等，她尽她的最大力量在帮我，很感动。对于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我都一直铭记于心。我不想太麻烦他们。很多事情窝在心里吧。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刚写作的人来说，都会遇

上的。海男和我说，她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在昆明的出租屋里拼命写。目前在这里惟一的好处就是安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干扰我，我在这边很少交际，几乎没朋友。这样也好，不过很容易走入极端。

谢琼：你说的“不是很好”，是指?

郑小驴：我目前的工资刚够吃饭和房租，所以我必须得写些，你应该明白。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去年能写那么多，而且状态保持得好，我想让他们来这里待一个月就知道。去年上半年没找到合适的房子，一直住在不足五平方米的民房里，真的窒息啊，没有网络也没电视，晚上快餐完了，就回家看书和写字。有时也觉得很绝望地望着天花板，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从未有过的充足。“心如止水”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谢琼：很多人是在苦难中写出杰作，物质条件优裕以后，或者成名以后就写不出来了，作品中那种尖锐的批判或反抗意识没有了。“80后”中也有这样的作者。你呢?

郑小驴：有这个情况，我应该就是这样的人。我好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勤奋了，估计是现在住的地方条件好了。

谢琼：得，那您还是苦着吧。

郑小驴：哈哈，你咒我呀。不过现在也好，很安静呢。基本上不出门。没谁能打扰到我。昆明这座城市怎么说呢，天气非常棒，走在大街上，赤裸裸的太阳毫不客气地亲吻着你。云都被晒死了，所以天晴的时候一片蓝，中间一个红圆圈。再者，比较安静，不喧哗。大街上都是慢悠悠的人。

谢琼：尔后是和写作与生活相关的一个作品问题。我感觉目前为止，你作品中语言叙述的高度成熟、过分注重想像的作品世界，和生活直接或间接经验的欠缺形成了矛盾。

郑小驴：这确实是个问题……

谢琼：而且可能是年轻写作者普遍具有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和阅历，另一方面，这一代比前辈们更加自闭，封闭在自己的生活中，难以以敞开的心态和周围人沟通、接纳周围的不同，导致间接经验也变少了。

郑小驴：是的，所以我在题材上一直在取巧。具体来说，我目前的写作题材有两个方面吧，比如写家族历史，那本身就是遥远的事情，你可以尽情去想像、虚构，没有什么经验可言，所以我愿意去写，比如《1921年的童谣》，小说里一直有条主线，我认为也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千年来农民的普遍心态：能吃饱饭，衣食无忧，这就是天堂。其次，我写内心失常的几个小说，那个不需要经验，只需体验和假想就行。你完全可以塑造一个心理极度幽暗和变态的人物形象，我想没谁会说这个不可能存在对吧?和这两种题材相反，我现在还不会去写我还缺少经历的当下社会题材的小说。比如爱情、比如求职、婚姻、比如购房等等，我去写，肯定写不好或者远比不上中老年作家所写的那么老辣。

谢琼：对，没人会说你写的某种人不存在。但是在塑造这个变态人物的时候，因为实际阅历的缺乏，细节的选取和内心的挖掘可能就会浮于表面想像而缺少直抵人心的力量。

郑小驴：这个就是功底的问题了，我不得不说我现在还没上路或者正在开门打算出发。就像一个稚嫩的孩子，你让他挑一百斤的担，显然很难，但是过了几年，你再让他试试吧，兴许他还真挑起来了。真的是时间问题，如果你真有才华的话。相信再过几年，我写的小说和现在又不同。

四、“80后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

谢琼：《文学界》这次做"80后”作家专辑，你是其中一个。我想你一定在不同场合被归入“80后”的阵营，不知每次感受如何?无所谓吗?因为那不过就是个年龄的划定?还是会觉得自己和“80后”不同，不应该被相提并论?还是很有认同感和共鸣呢?

郑小驴：虽然有些别扭，但是慢慢就习惯了。但是我和他们的风格是迥异的，我写不来他们的那种类型的小说，同时我笔下的文字，对他们而言，同样也是陌生的。

谢琼：你谢“我和他们的风格是迥异的”时，心里想到的“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郑小驴：这个要分阶段。我最早知道的“80后”是《萌芽》杂志的那种风格，如果我一直读《萌芽》，可能我一辈子也写不了小说，因为那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现在想来，“80后”刚开始走红的时候，很多文字是不成熟的。那个时候他们也就十几岁吧?可以原谅啊，豆蔻年华，谁不爱抒情。我现在暂时做文学杂志的编辑，目前接触的“80后”是“后80后”——允许我这样说，他们目前的写作风格有点像“70后”的徐则臣之于早期的卫慧、棉棉的类型。

谢琼：看来真是成也《萌芽》败也《萌芽》。多少人心中的“80后”都是“萌芽”体的。那你应该也接触过不少同龄人和同龄作家，整体来说，你觉得这一代人写作的希望或说出路在哪里?

郑小驴：我觉得目前还未形成一股成熟的力量。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一代成熟的作品问世少则还需五年，多则十年。至少目前我还未读到让我内心为之震撼的“80后”小说作品(或者很少)。不过我可以说，这一代里的某些人正在厚积薄发，积蓄着力量，如果他们某一天如拉美文学一样爆发了，不足为奇。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宿命的，你要是有当作家的决心，谁都阻拦不了你。卡佛的自述有句这样的话很有意思，“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这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你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你看，成为一个作家多难啊，所以我对“作家”的期望值很高的。

谢琼：那么，你所说的有厚积薄发的潜力的这“某些人”，具体是指怎样的一批人，有什么样的品质，为什么让你如此有信心?

郑小驴：说老实话，我的论断其实也没把握，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写作是马拉松，当代某位作家说了，他好多作品是留不住的，但是一定得写，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好的作品会在什么时候写成。我们现在写，更多的是在靠激情和年轻的想像。等激情一过，肯定有一大批人“落马”。真正留得住的，一个年龄段也就那么多。“80后”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