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身边的中国朋友

刘明钢

提起埃德加·斯诺，许多人都知道他写过一部轰动世界的扛鼎之作《西行漫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斯诺的这部书还融聚了一个中国青年的心血，这个中国青年就是黄华。从学生时代起，黄华就与斯诺相识、相交，并在“一二·九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历久弥深。斯诺亲切地称黄华是他身边的中国朋友。

“一二·九运动”中，黄华与斯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8 年，受聘于国外新闻机构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并于1933年到1935年间，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由于他同情中国，关心中国，平易近人，所以他与中国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又由于他作为美国纽约《太阳报》的记者，消息灵通，所以爱国学生经常到他的住处秘密聚会。此时身为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要成员、学生执委会主席王汝梅（即黄华）更是斯诺家中的常客。

1935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步步紧逼，妄想侵占华北。国民党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协议。在华北危在旦夕的时刻，王汝梅等进步学子经常到斯诺家中打听时局动态，和斯诺夫妇一道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斯诺在北平的居所成了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碰头的地点和庇护所。震惊中外的爱国示威行动“一二·九运动”就是在斯诺夫妇的小客厅里酝酿和筹划的。斯诺曾骄傲地说：“我的住所已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工作总部了，我再也不是中立者了。”在斯诺的小客厅里，王汝梅等人讨论过“怎么办”的问题。斯诺建议，给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领导人宋庆龄写信求援。于是王汝梅等人以“燕京大学同学”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封信。信是用英文写的，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打字成正式文件，斯诺托住在他家的史沫特莱去上海带给宋庆龄。不到10 天，宋庆龄便回信，信也是用英文写的。宋庆龄在信中赞扬了同学们的爱国精神，斥责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她指出：“处于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宋庆龄的回信，极大地鼓舞了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他们趁热打铁，先后召开了七次同学全体大会，起草了《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经平津另外九校联签，形成《平津十校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于1935年11月1日向全国发表。斯诺夫人还把《宣言》的英译稿打印出来，由斯诺向国外发布。在此期间，王汝梅又把北京大学的黄敬、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介绍给斯诺，他们也经常在斯诺的小客厅里聚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怎么行动起来”。当时27岁的海伦，快人快语，说起话来像机关枪。她说：“你们要游行！扎个稻草人，在它身上写上‘华北二字，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用这个办法告诉群众，华北即将灭亡！”但是，王汝梅等人都觉得这个办法太“美国味”了。经过反复讨论，北平学联决定发动示威大游行。

12月9 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许多高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爱国学生，从四面八方走上街头，汇聚在城内十多个城门和牌楼下，开始示威游行。他们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队伍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奔赴新华门，向国民党北平当局递交了请愿书。那天，按照事先的决定，斯诺安排了外国驻北平记者进行采访，并由斯诺带头上街游行。斯诺与爱国学生肩并肩，迎来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当天，斯诺和其他外国记者及时地将这一事件对外发出电讯。

在“一二·九运动”中，王汝梅等人被反动当局关押，获救出狱后，他们仍然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地去斯诺家中碰头，继续与斯诺夫妇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并且向斯诺介绍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以供斯诺持续不断地向国内外发出报道。斯诺夫妇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关照保护这些爱国学子，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斗争，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埃德加和我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站在中国爱国青年一边。”后来，斯诺在回忆“一二·九运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患难相交，共同见证珍贵的历史瞬间

1936年6月中旬，王汝梅正准备毕业考试。一天，他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写的通讯，报道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便萌生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巧此时斯诺悄悄地找到王汝梅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区进行采访。斯诺征求王汝梅的意见说：“我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你愿不愿意陪我去陕北，做我的翻译？”这正合王汝梅的心意，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为了这次行动，王汝梅将名字改为“黄华”。

斯诺与黄华简单地商讨了计划：斯诺先去西安，为黄华办好相关的手续。几天后，黄华收到斯诺的电报告知他一切手续都已办好。在一个清晨，黄华提了一个皮箱悄悄地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他乘火车赶到西安，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敲门走进房间，发现房间内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经斯诺介绍，黄华得知此人是乔治·海德姆医生，美国人，也和斯诺一样，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马海德大夫，也是黄华的挚友。

7月中旬，斯诺和海德姆先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受到当时在保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对斯诺说：“你到苏区来，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几天后，黄华也来到保安，与斯诺和海德姆重逢。他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兴奋地告诉黄华，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收获极大，光记录就有好几本，但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黄华帮助查询订正。黄华欣然帮忙。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大体完成，要出发去宁夏的前线。黄华与斯诺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相片。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毛泽东精神抖擞，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戴在毛泽东的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像。

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请斯诺把先前采访中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黄华译成中文，由他核定。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利用路上的休息时间，斯诺用打字机将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黄华随即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泽东。这样工作了三次，完成了毛泽东交代的任务。在后来的采访中，作为翻译，黄华与斯诺朝夕相处，始终在一起。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了解他们苦难的身世和艰险的战斗经历。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在苏区人民中，在红军战士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我太幸福太高兴了！

在采访中，斯诺还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黄华和海德姆也摄入镜头，但黄华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他们的名字，也不要给他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黄华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他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的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斯诺遵从了他们的要求，黄华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

9月7日，斯诺要动身回保安。在一起度过十分不寻常的马背生活的三个“赤匪”就要分手了。马已备好，随行人员都在等候着。三个人热烈拥抱，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黄华对斯诺说：“非常非常感激你！你使我有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参与了这次对红军和苏区的采访。我亲自听到中共许多革命领导人、红军干部和战士讲述他们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体会他们那种同甘共苦，殊死搏斗的伟大精神。这一切使我看到中华民族的精髓，受到巨大的震动，得到最深刻的教育。”斯诺也十分感谢黄华给自己的帮助，希望黄华在红军中快速成长。分手这一刻，他们都十分激动，依依不舍。马队出发了，不久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斯诺后来说：“此行将对我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不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迅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奔赴延安。《红星照耀中国》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共的预期，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这位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友”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60年的那一次，黄华正要去加纳任大使，只能到机场迎接老朋友，但没有时间叙旧。那次斯诺花了5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14个省，16个主要城市，寻访他旧时留下的足迹，观察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大河彼岸》。1964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那时黄华在非洲，两人没能见面。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那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斯诺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感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也写信给毛泽东，询问访华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应当请斯诺来，不仅让他来看看，还有些想法要让他传播出去。1970年8月，斯诺夫妇乘飞机抵达北京。他是“文革”期间访问中国的第一个西方记者。而就在斯诺夫妇访华的时候，黄华正在湖北钟祥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到周总理的通知，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得知斯诺第三次访华，黄华异常兴奋，他说：“现在好了，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这位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友。当然，这还不是我个人感情的事。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他的每一次访华，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到北京机场迎接斯诺夫妇。斯诺一下飞机，就同黄华热烈拥抱，他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见面了。再次到中国访问，斯诺感到无比兴奋，对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的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啊，看哪！”他说，“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了。”斯诺告诉黄华，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二十年了。洛伊斯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克里斯多弗，女孩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黄华介绍最近五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夫妇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他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三十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他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那个三条驴腿起家的生产大队，接着访问延安和保安。当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他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黄华一起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张相。斯诺的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老百姓的住房、穿着和饮食虽然很简单，但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好转。

回到北京，黄华又陪同斯诺夫妇去沈阳、鞍山、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参观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斯诺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不厌其烦地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并讲了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他还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斯诺讲完就转身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再次回到北京正赶上10月1日，黄华陪同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大约有四十分钟。事后毛泽东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由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担任记录和翻译，一直谈到中午。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谈到“文革”中的讲假话和武斗，也谈到个人崇拜。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黄华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他负责初审斯诺撰写的这次谈话的“纪要”，以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12月25日，毛泽东77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且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而不久，《生活》杂志的文章和毛泽东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就被放到了尼克松办公室的案头。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斯诺对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告，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并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

“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

然而，此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到疲倦。经过医院检查，发现得了胰腺癌。斯诺夫人为丈夫的病写信给在美国和英国的亲友，也给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周恩来总理也写信给她，其中附有毛泽东和邓颖超的问候。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等候斯诺一家的到来。中国政府还派出一个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准备接斯诺来中国治疗。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发现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已经扩散，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一天他突然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黄华赶往瑞士看望，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

当黄华风尘仆仆地赶到斯诺家时，斯诺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露出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听老朋友这样说，黄华既感动又心酸。黄华在斯诺家中看护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黄华说，你们的父亲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是报春的燕子，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黄华问斯诺的女儿：“你知道你为什么叫西安吗？”西安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斯诺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望着两个即将失去慈父的孩子，黄华心里很难过，他对斯诺的一对儿女说：“你们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那儿是你们父亲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热爱你们的父亲，也热爱你们。”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斯诺与世长辞。四天以后，在日内瓦的追悼会上，中国驻瑞士大使宣读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唁电。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了几千人参加的追悼会，悼念斯诺。一个月后，黄华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并讲了话。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1973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了非常正式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洛易斯·斯诺带着孩子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叶剑英元帅书写了斯诺墓碑的碑文。2007年，黄华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面世。在书中，黄华以大量的笔墨回忆了与斯诺的交往及友谊。他满怀深情地写道：中国人民的挚友斯诺走了，我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