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军事谋略

夏明星　华灵强

战争年代,邓小平亲自参与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战斗,有在战役战术指挥员位置上持续时间长达13年的记录(八路军129师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中原野战军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战绩彪炳军史;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历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主席多年,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与维护国家安全呕心沥血。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在军事谋略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指导价值很高的理论体系。

以民为本,动员民众

所谓军事谋略,是指在军事斗争中,为达成一定目的而构想并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在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邓小平始终着眼政治,认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坚持人民战争致胜思想。抗日战争期间,他始终认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因此,他主张对敌斗争应采取以民为本、动员民众的策略,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根据这一策略思想,“—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

要实现以民为本,动员民众,就必须爱民如子、凝聚民心,邓小平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1942年12月,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为129师师长刘伯承庆祝50寿辰。他在文中写道:“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赞扬的虽是刘伯承,其实邓小平亦然,“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在爱民如子、凝聚民心方面,邓小平、刘伯承是有高度共识的。

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如此。邓小平的以民为本、动员民众策略思想与实践,使他领导的部队周边涌现出了座座革命的“人山”,为战胜不同时期的敌人奠定了胜利之本。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很快站稳脚跟,正是坚持了以民为本,动员民众策略。1949年10月,在回顾这一阶段的斗争时,邓小平说:“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正是由于广泛建立军区、军分区发动人民群众,刘邓大军才在中原落地生根。

藐视敌人,研究敌人

在军事斗争中面临强敌,如果过于胆怯于敌,就会不敢斗争;如果过于轻视敌人,就会斗争失利。怎样解决这一难题?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军的长驱直入,国际国内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表示怀疑。这时,邓小平以中华民族敢于藐视一切强敌的无畏气概发出这样的强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是,作为东亚的强国,日军的战略、战役指导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会犯轻敌的错误。因此,邓小平也特别强调:“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要“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正是坚持既敢于藐视敌人,又善于研究敌人,129师才坚持住了华北抗战,成为抗日铁军。

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国民党军重兵“追剿”,形势极其严峻。这时,敢于藐视敌人,就成为全军的精神支柱,邓小平适时提出:“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敢于藐视敌人,不是凭空呐喊,而是建立在善于研究敌人基础之上的。当时,邓小平认真分析了对手:“我当面敌人只有23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此外,还有陈(赓)谢(富治)兵团和陈(毅)粟(裕)大军的“互为配合”、“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及“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结果,全军士气高涨,很快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1948年4月,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的刘邓大军,又面临着一个问题:“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狠,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又是一个敢不敢斗争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已经把敢于藐视敌人、善于研究敌人上升到理性高度:“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不难看出,敢于藐视敌人,又善于研究敌人,是邓小平一贯的谋略观,这是对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思想的继承与具体化。

瓦解敌军,胜敌益强

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指挥作战,非常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这可让敌方自乱阵脚。同时,他提倡孙子的“善而养之”和“胜敌而益强”,即对原敌方官兵(或俘虏)进行政治教养、争取其投入我方阵营,壮大我方实力。在瓦解敌军、胜敌益强方面,邓小平有成功的实践经验。1945年10月上党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随即又组织了平汉战役。争取高树勋起义,就是这一战役中刘邓采取瓦解敌军、不战屈敌谋略的一个杰作。

1945年8月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就派马法五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高树勋的新八军从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上意欲打通平汉线,并进一步组织对中共控制下的华北、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当时,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邯郸摆开战场,消灭敌人守卫南大门。此战关系全局,刘邓经过紧张谋划,决定在漳河以北和邯郸以南及滏阳河两岸的狭窄地带布下“口袋阵”,待敌北进钻入之后,再相机打击。之所以要相机打击,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力争原西北军将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就地起义。当时,刘邓获悉:高树勋不满于蒋介石及其亲信对他的排挤和歧视,表示愿同我军取得联系。经紧急研究,刘邓派专人火速前往高树勋部送去口信:认清形势,瞻念前途,毅然举行起义。高树勋得到口信后态度很好,只是顾虑家眷还在徐州。刘邓当即请示,党中央令陈毅派专人把高的家眷从徐州接出来并送到了解放区,解除了高的后顾之忧。1945年10月底,刘邓又派参谋长李达(西北军旧人)进入新八军驻地看望高树勋,进一步坚定他起义的决心。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到武安县进行整编,成立“民主建国军”,加入了人民军队的阵营,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声势。

关于高树勋起义的作用,邓小平这样说过:“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后来,根据刘邓所部经验,我军各部对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开展了“高树勋运动”,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晚年的邓小平在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征战历程时,对争取高树勋起义津津乐道,可见这是他平生的得意之战:“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此外,刘邓所部还在解放战争中大量补充解放战士(原国民党军俘虏),这是邓小平瓦解敌军、胜敌益强谋略的具体实践。

敌进我进,因粮于敌

邓小平一直认为,面临敌人的进攻,必须在内线防守的同时,采取敌进我进之策,用相当兵力跳出内线到外线作战,使敌占区也成为战场,并依靠敌占区取得粮食等供应即孙子所说的“因粮于敌”。

129师坚持太行山敌后抗日斗争,就基本体现了邓小平这一谋略思想。“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

对于毛泽东运筹的“两冀牵制、中间突破”的千里跃进大别山,邓小平、刘伯承也与其不谋而合:“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由于刘邓率部成功实施敌进我进、因粮于敌之略,使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加速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灭亡。当时,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评价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骄敌纵敌,持重待机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绝大多数岁月里,人民军队都是居于战略劣势,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我们的原则应是消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在敌强我弱面前,盲动只能导致失败。在抗战中129师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由于“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正是基于所部遭遇的挫折,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在这里,邓小平深刻揭示了骄敌纵敌、持重待机的谋略思想。

坚持大别山斗争,是邓小平运用骄敌纵敌、持重待机谋略的典型战例。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发现“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而且,一些部队急于求战,总想打个把歼灭战。这时,邓小平断然决定采取持重待机之策:“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不久,刘伯承率领大军的司令部、直属队退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邓小平“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为站稳脚跟,邓小平在持重待机的同时,采取了骄敌纵敌之计:“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由于这支部队的来回跑,国民党军竟然得出“刘邓部四处流窜”的错误结论,邓小平的骄敌纵敌之计胜利实现。与此同时,“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试想,以小部兵力把敌人主力来回调动并骄其心智,待其精疲力竭后,再以“基本上不大动”的主力以逸击劳,怎能不稳操胜券?谈到坚持大别山斗争,晚年邓小平对当年采取骄敌纵敌、持重待机的策略是满意的:“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

纵观邓小平的军事谋略实践与理论结晶,其特点异常鲜明。

一是强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谈到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邓小平曾经回忆说:“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众所周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长期共事,相知甚深”,“工作非常协调”。所以,强调“五行”,应是刘邓共同的谋略观。

二是不拘常法,出奇制胜。在谋略运筹时,邓小平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如在抗战中,他曾就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提出在敌占区运用“革命两面政策”,利用“革命两面派”打入“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革命两面政策”、“革命两面派”的提出,赋予了“两面(派)”这个概念以积极意义,不但令人耳目一新,也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战场上,邓小平非常欣赏这一立场:“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三是把以弱胜强作为军事谋略的着眼点。邓小平认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就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略。可以说,他的用兵之道,就是以弱胜强之道。

邓小平的军事谋略思想博大精深,不但对于今天的军队建设、战争战略有指导意义,对于谋国理事同样有借鉴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