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

摘 要: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仓城设施,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也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秦汉漕仓的交通地理条件优越,因之也在军事地理格局中具备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即使在稳定时期,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军事活动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漕运的战略作用。

关键词:秦汉; 漕运; 漕仓;军事;仓城

中图分类号:K232;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9-0136-09

作者简介:张晓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助理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0235)

中国古代漕运的发展和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漕运的历史价值是不容低估的。以往对作为制度开创阶段的秦汉漕运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对漕运军事功能的认识也远远不及对其经济功能认识的深刻。多年的秦汉漕运研究中,最受重视的是从经济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近年从荒政角度的研究有所推动,但从军事史角度对秦汉漕仓的研究仍主要限于对敖仓的研究,有一些优秀论文,总体仍比较薄弱。如马彪认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不能夺取和坚守敖仓,依赖漫长的补给线,是他在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注:马彪:《敖仓与楚汉战争》,《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宋杰则讨论了敖仓在整个秦汉时期战略地位的变化,认为在秦代和西汉敖仓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从秦末农民战争到七国之乱等战争中发挥了巨大战略作用,东汉政治中心东迁,敖仓因此逐渐衰落(注:宋杰:《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王子今把敖仓看成秦汉国家仓储系统最高典范,论述了它在楚汉战争、黥布叛乱、七国之乱等战争中的战略作用,并对京师诸仓的建造、储存、作用作了考证,认为积谷多来自关东漕运,基本用于支应京师消费和西北军备,极少可能向东回流(注: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10章《秦汉仓制与主要粮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郭秀琦、宋建华认为彭越在楚汉战争中以昌邑为依托, 干扰楚军后方, 打击楚军粮草运输线, 有效地牵制了项羽, 对汉军重夺荥阳等军事重镇和敖仓起到了关键作用(注:郭秀琦、宋建华:《论彭越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阴山学刊》1999年第3期。)。现有的几种漕运史专著对秦汉漕仓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具体来讲,漕仓是漕运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托,漕仓的设计规划和制度运作体现着古代国家结合漕运进行的战略规划,非常值得研究。但对秦汉漕仓军事作用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敖仓一个仓储是不够的,故撰文予以系统考察。

一、漕仓的起源及其在漕运系统结构中的地位

漕仓,顾名思义,是主要依托漕运的方式建立的仓储。漕运系统由仓储、运河等组成,是一个运输和储备系统。如果把一个相对完整的漕运系统看成一个联结区域面的网络,则一条条漕运线则是构成网络的线条,而漕仓则正好处在各线联结的点上,从点到线,由线成网。因此,漕仓是漕运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漕仓不仅有经济功能,也可以为军事活动服务。有学者认为在唐朝以前没有出现专门的“军仓”名称,直至隋朝不过出现了“屯仓”称呼(注:张弓:《唐朝仓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页。)。可是古代国家管理者发展漕运是为了满足“军需”和“国用”,即军事经济需要和国家的财政需要,其内涵和区别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军用”和“社会需要”,当然两者不能等同。但在建构漕运系统的时候,统治者并没有也没必要把两个服务目的不同的部分区分开,漕仓少有专门明确只为军事服务的,大部分漕仓都是被综合利用,这样对古代国家更有利。

漕仓在先秦已经出现,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史记》记载商纣王在巨桥仓积粟,周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而盈巨桥之粟”条下注文认为是仓储漕粟,“《集解》服虔曰:‘巨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索隐》邹诞生云:‘巨,大;桥,器名也。纣厚赋税,故因器而大其名”(注:《史记》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6页。)。史念海在《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一文中根据这一说法,作出该仓“漕粟”可能是由黄河漕运所得的推测(注: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则漕运活动或漕运系统、漕仓可能于商末已经开始出现。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都注重仓储的建设。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邗沟运兵运粮,在邗沟边修筑邗城,为古扬州城的开始,当时即已可能借助水运建立军粮储备基地以助北上。在战国时期借助水运,建立仓储,积累粮食以备军国之用的行为已经比较普遍。魏惠王凿通鸿沟,组建本国的运河网,规划霸业,《战国策》记载魏国有“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鲍彪注文解释说:“漕,水运。庾,水漕仓。”(注:(西汉)刘向:《战国策》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2页。)我认为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依靠水运建立仓储系统的表现,因此漕运活动、漕运系统、漕仓在先秦都已经出现。

秦汉时期的仓储大部分都和漕运有联系,吕思勉就认为秦汉仓储兼有转漕和籴粜的功能(注: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519页。)。根据我个人的研究,秦汉时期江汉流域内漕仓和漕运线就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注:参见拙作《秦汉江汉漕运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从交通网建构的角度看,漕运系统中漕仓属于交通站点和储备点的设置,而漕运线则被作为交通线的设置,共同构成漕运网的骨架结构。从资源储备和物流的角度看,漕运系统中漕仓是物资储备中心,而漕运线是连接粮食资源产地和漕仓以及漕粮调配目的地的运输线和供应线。秦汉利用漕仓进行战略储备,既为调拨漕粮做出了准备,也为稳定地方统治预作了伏笔。秦汉时四川盆地里的漕仓和北方漕运线上的京师仓、敖仓一样是军事化的仓城,可以为区域军事活动服务,也可在彼此之间由漕运线联结成网络。仅仅单独观察秦汉江汉漕运,就可发现它承担着为财政经济活动、军事政治活动、社会救济活动提供多种支持的作用。

经过检索与考证,已知秦汉漕仓包括咸阳仓、栎阳仓、(长安)太仓、甘泉仓、敖仓、北河仓、京师仓、灞上仓、细柳仓、成都仓、琅邪仓、黄仓、腄仓、羊肠仓、海陵仓、广陵仓、五仓、郫仓、临邛仓、江州仓、平曲仓、牛渚仓,共二十二仓。判定这些仓储是漕仓的标准是这些仓储和漕运的密切关系,也参考了马非百对秦代仓储的统计(注:马非百:《秦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页。),如果按照其在仓廪制度中的地位分类来看,可以分成太仓、军仓、转运仓和郡国仓(郡县仓和诸侯王国仓)等地位不同的四组,但其具有主要依靠漕运建立积储,是全国和地方漕运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为漕运活动服务的共性。此外,秦汉时期郡县普遍设有仓储,很多与漕运或军事密切相关,但大多没有在文献中出现,或者难以找到史料证明其和漕运的直接联系,故对这类仓储不予讨论。

本文将秦汉漕仓的军事功能按照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二、秦汉漕仓设施与储备的军事作用

秦汉国家在建设漕运系统的时候对全国战略格局作过通盘的考虑,在局部的建设上,主要漕仓的建设也都可以体现这种规划。秦汉漕仓多为仓城,都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卫护,选点在水路要冲,如敖仓、京师仓、甘泉仓都设在山上或高地上,易守难攻。在重要的仓储筑城守卫的传统从文献来看可以上溯到先秦,甚至春秋战国和秦汉某些城市的兴起,最初也仅仅是在扩展疆土或是在加强地方控制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的仓城,这种仓城以城墙围护的仓储为主要建筑,来辅助和容纳新的郡县军政设置,既是政治设施又是军事设施。秦汉时期已知的这种仓城都是大一统国家在其广大疆土内的军政据点,且都是依赖漕运建立和维持的。秦汉重要的漕仓都储备了大量粮食,可备军事用途,这具备了在战时做军事要塞使用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从现有文献来看,秦人高度重视战略粮食储备,睡虎地秦简《仓律》有26条律文对粮食的收藏、管理、发放、口粮标准等作了明确严格的规定。从秦简可知,到了战国时期,秦人在都城和国内各县普遍设有粮仓。秦朝在都城咸阳三百里内主要有三个大漕仓,即咸阳仓、栎阳仓、霸上仓。三仓都在渭河流域,内史郡境内。在都城设置的粮仓,《仓律》称为“大(太)仓”,“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即二万石一积的栎阳仓和十万石一积的咸阳仓,都是太仓。

咸阳仓是秦国和秦朝的太仓,功能综合性强,其储粮应是天下最多的,可供应各种军国之需。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初即曾在京师组建了一支五万人的精锐机动部队,“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韂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注:《史记》卷6,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页。)。不仅河套地区和长城沿线的边防军,保卫统治核心区关中的军队也要依靠外来漕粮的供应,所以要在关中建立大型粮仓,作为国家一级战略储备,并预防战乱,为沿渭河东运平叛作准备。项羽入关中后为了发泄对秦的仇恨,对咸阳城的宫室、陵寝、衙门等国家建筑物进行了大肆破坏,咸阳仓应该也损失巨大,从此在记载中消失。

栎阳是秦国旧都,栎阳仓就是过去的秦国太仓,秦朝建立后继续用来储粮,供应都畿,或为转运河套服务。项羽分封诸侯,把司马欣封为塞王,都于栎阳。刘邦夺取关中之后,也把栎阳作为后方的汉国都城,这可能就是因为咸阳遭到项羽的破坏,而栎阳由于接近秦的都城和边塞而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又邻近渭河便于漕运,可以利用。

秦朝霸上仓在霸水与渭河汇合处,可以依傍渭河漕运,其中的粮储也很多:“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注:《史记》卷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2页。)

刘邦封藏了咸阳仓库,回军霸上,所用军粮只能来自霸上仓。霸上仓是仓城,很有可能秦朝时已经可以驻军,此地粮储除转运咸阳外,本身就具有军事预置性。

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还建立了秦汉第一名仓——敖仓,成为全国性的漕运枢纽,设在黄河与鸿沟汇合处,特意建在山上,修筑城池,易守难攻。“敖山本在荥阳县西北,山上有城,秦置仓其中,曰敖仓城。此城本在荥阳县西北十五里,今县治移。”(注:(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诸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46页。)

平时敖仓负责把山东的漕粮转运关中,充实咸阳仓和边境地区的北河仓。由于战略需要,敖仓是常满仓,《淮南子•说林》载,“近敖仓者不为之多饭”,高诱注曰:“敖仓,古常满仓,在荥阳北”(注:(西汉)刘安著、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卷17《说林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1页。)。敖仓常年保证丰富的粮储以备战事与灾荒,其储粮可能比京师咸阳还要丰富。西汉建立之初即大修敖仓,汉初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山东广大地区为诸侯王国领地,向中央缴纳的财赋有限,汉初“岁漕不过数十万石”,然而军事形势一旦紧张,西汉朝廷就要派遣大军进驻敖仓、荥阳、洛阳,不在敖仓事先囤积大量漕粮是不可能的。

秦汉时期江汉流域的漕仓的选址也具有战略和交通的全盘考虑。成都仓开创于秦国平定巴蜀地区后不久,是秦的区域性大仓储。这种漕仓是依靠集中区域内漕粮建立起来的,即代表了地区性的粮食储备,又可以为国家调拨地方资源服务。张仪、张若在成都、郫、临邛三地“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 ③ (晋)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31页。)。任乃强认为观楼是城门上的城楼,射兰应为射阑,是屏蔽敌箭的设施③,秦时县治并不是都有城墙的,仓有墙保护,故曰“仓城”, “此谓自成都、郫、临邛三县有城者,故皆有仓在城内;其它县邑无城者,亦皆先有仓城”。即成都等三县有县城,仓城在县城内,没有县城的县有仓,则先有仓城后有县城。也有学者认为射兰是射箭场,即军事训练的设施

(晋) 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7页。)。我认为有“观楼射兰”的仓墙不是普通围墙,确定是城墙,即使“射兰”是射箭场也说明仓城有军事设施的内容,看来仓城的起源和早期城池的发展关系密切。这些蜀地漕仓就是最早的有军事设施的仓城,张仪修筑的成都大、少二城和成都仓仓城的关系也很值得研究(注: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唐宋之际江南市镇出现以前,首先主要是以军事政治中心的面貌出现,而不是以一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的面目出现,因此不论同时出现城中有城,还是漕仓城先于成都县大小城出现,抑或小城最初是漕仓城,仓城的形成必是巴蜀军政中心——成都城形成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设官则必驻军,驻军则必筹粮,同时粮食也需要军队看守,而新领土的经济发展程度往往有限,秦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要“因俗而治”,不收赋税,需要组织专门的粮食征集或粮食运输。因此我认为,为行使国家主权而维持中央派驻军队的经济与安全需要导致了仓城的产生,仓城出现的初期,本地不一定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也需要国家组织的粮食运输,包括漕运,这样讲应该是合理的。先秦到秦汉,不断涌现出新的城市,在城市发展历程中,漕运和仓储城的发展必然也曾是一部分推动力和后果。其实,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一直有从仓城发展为正常城市的例子,也有长期以军事仓储和堡垒为主要功能的城市,仓城也是一部分城市的军政要害部分。比如,扬州本是吴王夫差修筑的转运仓城,后来才出现了大量非军事人口;秦汉的敖仓在东汉灭亡前似乎始终是仓城,没有非军事人口出现的迹象;两汉京师仓当地也有船司空县建制,也算是县城;西汉的五县由五仓仓城发展而来;东汉汾阳县城即由羊肠仓发展而来;魏晋南北朝的巴丘邸阁,本是东吴的军事驻地和仓储,后来发展成为南朝时期巴陵郡的治所,即现在的岳阳市;等等。)。在秦灭楚国的作战中,蜀地的粮储发挥了很大作用。

秦朝首创了全国漕运系统和全国性的漕仓群,西汉则主要继承秦的漕运系统,局部又有细柳仓、甘泉仓、万安仓、京师仓的出现,充实了漕运系统。

西汉非常重视农业发展,也重视漕运和仓储建设。经过文景之治,仓储积蓄丰富,“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注:《汉书》卷24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5页。)。当时京城长安的太仓和城外的甘泉宫甘泉仓,都属都畿正仓,依靠全国范围的漕运供应建立。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支扩大很快,用各种财政手段在两仓集中大量漕粮:“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注:《汉书》卷24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5页。)

两仓仓粮首供国用,兼及西北边军军需,据王子今考证,“云阳甘泉又以直道交通之便,使得行幸此地的帝王,可以直接控制北边军事局势”,“甘泉仓积粟可以通过直道,及时输送北边以补充军需”(注: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西汉长安周边除了秦朝以来的霸上仓外,又出现了细柳仓。西汉霸上仓在发生动乱时被作为军事预备营地使用,成为保卫长安的“城门”。英布谋反之后,汉高祖打算亲征,先至霸上,后听从张良的计策令太子刘盈率军留守关中,驻军霸上:“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注:《资治通鉴》卷12,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1页。)

汉文帝六年,匈奴入寇,逼近关中,文帝派三位大将驻扎长安周边要害,三处驻军地两处是漕仓,其中渭北棘门是长安重要的城门,细柳和霸上则是军事化仓城:“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注:《史记》卷5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4页。)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也。”

屯兵于仓是为了军人就食方便,也避免敌军夺粮,也借仓城为营地。景帝时七国作乱,周亚夫奉诏东征,“亚夫既发,至霸上”(注:《汉书》卷40,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59页。),也是同样的部署方式。根据《水经注》的记载,霸上仓有城,也就是霸城:“自新丰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旧停军处。”(注:(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注:《水经注校证》卷19《渭水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2页。)

两汉京师仓,又叫华仓、华阴仓,利用秦的宁秦县城故址修筑,宁秦城在西汉船司空县南(注:《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位于黄河和渭河相会处,主要起中转关东敖仓粟谷西运京师的作用,东汉初年开始废弃,也是叱咤风云的一座名仓名城。198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京师仓遗址的正式发掘表明,京师仓位于今天陕西省华阴县硙峪乡段家城村北、西泉店村南的瓦渣梁上,一面依山,三面临崖,地势高敞,确实是形势险要。在长1000米、宽700米的仓城之中,发现六座粮仓,其中一号仓的储粮量约为一万立方米,京师仓的总储粮量当在百万石左右,确实拥有较大的储粮量 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页。)。“京师仓的建筑,无论从建筑结构还是布局,处处考虑到储粮技术和安全,比起先秦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⑦东往函谷关的大路也自仓前经过。京师仓和史料中记载的重要的机构“船司空”所在地应当是同一处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另见该书插图一、二,并可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对照。)。“《地理志》曰:渭水东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县名,都官。《三辅黄图》有船库官,后改为县。王莽之船利者也。”(注:(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注:《水经注校证》卷19《渭水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7页。)京师仓的设立是结合了船司空县的设立,船司空县本是船库官,是特殊的行政建制,名为县级行政机构,实为管理华阴仓和造船部门、航运部门设立的管理机构。京师仓有着坚固的城垒。公元23年,山东起义军打进函谷关,王莽发北军精兵数万人至华阴与起义军交战失利,残部退保京师仓(11)《后汉书》卷99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88、4189页。)。由于京师仓粮多城坚,李松等汉将攻不下城池,便不敢绕过去进军都城长安,说明京师仓集军事要塞、转运仓储、交通枢纽于一身,既便于守卫 ,又势在必夺:“邓晔开武关迎汉,丞相司直李松将二千余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时李松、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何况长安城!当须更始帝大兵到。即引军至华阴,治攻具。”(11)三、秦汉漕仓的交通条件与军事地理意义

秦汉漕仓的经济地理与交通地理特征使漕仓具备了军事地理局势中的特殊地位,需要借助交通运输地理学上的“腹地”概念进行分析。“所谓吸引范围(道路运输)或腹地(水运),即交通线或站、港的服务地区,或称为以站、港为中心的经济区。交通点、线、网的地域结构,又有腹地这种面的地域结构予以充填,使得交通运输地理的研究更为全面化和地域化。”(注:杨吾扬、章国伍等:《交通运输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6页。腹地一词在经济学、交通运输学、交通地理学的不同研究论述中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在此处,以交通运输地理学概念最适合漕仓研究需要。)这一概念可以用来分析漕仓的粮食产地来源和转运范围,一般太仓的腹地包括全国出漕粮的地区,如敖仓这样的全国性转运仓,吸引范围可达关东各地,甚至也可包括全国各地,地方性的大仓如成都仓吸引范围也包括整个蜀郡区域,甚至更大。

秦朝的统治核心区关中有咸阳仓、栎阳仓、霸上仓。三仓地理特点相似,都是在渭河漕运线沿岸,处于西北核心区和军事重心。秦国在历史上曾有随军事重心东迁的特点。秦先后有九都,随着秦军向东不断夺取新领土而逐步东迁(注: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琐议》,载《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秦献公为了向魏国用兵定都栎阳,商鞅变法后,又迁都咸阳。秦迁都咸阳,有利用渭河的想法(注:徐卫民:《秦都咸阳的几个问题》,载《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包括漕运和军事交通上的利用。

刘邦暗渡陈仓占领关中,鉴于咸阳已毁,栎阳仓成为关中最重要的仓储。由于接近秦的都城和边塞,栎阳仓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又邻近渭河便于水运关东战场,可供使用,在楚汉战争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注:《史记》卷53,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4页。)

因此,在楚汉战争中栎阳是汉后方的的军政中心,栎阳仓应是转漕中心。腹地几乎包括整个渭河流域。

除了核心区的渭河漕运诸仓,秦朝北方漕运主干线沿线还有敖仓和黄腄仓、琅邪仓也都具有良好的漕运交通条件,便于向西北边疆转运军粮。秦始皇自山东半岛起运东方粮食,组织海运入河,沿河至敖仓,汇合鸿沟流域漕运,继续向西过三门峡,转入渭河抵达关中,这形成了北方的漕运主干线:“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主干线沿途大转运仓有山东半岛的黄腄仓,黄河鸿沟汇合处的敖仓。按马非百的考证,黄腄仓是秦的转运仓,但他把黄腄仓看成一个仓(注:马非百:《秦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页。),可黄县和腄县是秦朝山东半岛上的两个县,所以我认为黄腄仓是两个仓,黄仓和腄仓。史书讲粮食是由海路转运入黄河的,漕运史研究和水运史研究著作也都公认这一点。秦朝时黄河不像今天自山东半岛入海,而从今天的河北地区入海。琅邪是自春秋以来重要的海港,航线下可接会稽的东冶,在春秋末期吴越国家都曾利用过自山东半岛到钱塘江流域的沿海海运,越国还曾迁都于琅邪,故当地有衔接内陆运输和海上运输的转运仓。我估计是淮河以北到山东半岛的沿海诸郡将粮食用陆运和海运的形式集中到黄腄二仓然后再由渤海转运入河,而淮南有邗沟连接江南和中原的鸿沟,漕运不必经山东半岛,也就是说黄、腄二仓的腹地是山东半岛直到淮北的地区。围绕黄腄二仓的转运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转输北河”,即沿黄河漕运供应西北河套地区的边军仓储,这甚至是设计黄腄仓的初衷。

敖仓位于北方漕运主干线的中间位置,扼守着关中和山东之间漕运大动脉的咽喉,且通过鸿沟下接通往远至东南会稽的运河水路(注:秦朝江南运河的开辟情况可参见张承宗、李家钊的《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江南运河的开凿》(《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其历史地位在仓储中是空前的。敖仓位于黄河鸿沟交汇处,向东沿黄河可一直到渤海,或向东南沿鸿沟入淮河,再出邗沟入长江,两条运河大线就像从敖仓向东伸出的两条巨臂,抱住江淮和华北。敖仓的腹地面积也是空前的,几乎包括了整个关东地区。此外,黄河漕运经过敖仓,过三门峡,进入渭河可以运达西北的关中和河套,而自敖仓沿陆路向西南可以与江汉水运线联结,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即利用黄河渭河运出关中粮食,利用江汉漕运运出蜀汉漕粮,全都运到敖仓做军事用途,这又像是自敖仓向西部地区伸出的两条巨臂。因此,敖仓位于一个联结东北、东南、西南、西北的漕运十字路口上,把黄河、渭河、江汉、江淮间漕运都联结了起来。秦、西汉重视敖仓,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功能,更看重其潜在的军事功能,当关东地区发生动乱的时候,从敖仓延伸出去的运河线本身也可以转为军事交通运输线,特别是拿来运输敖仓乃至关中的漕粮以向东方供应军需。其在秦汉历次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在本文开篇的学术回顾中已作介绍,在这里不再讨论。不论在秦朝和关东义军的斗争中,还是楚汉之争、七国之乱和西汉末大起义等军事活动中,敖仓都发挥出重大战略作用。东汉时期敖仓仍具有重要价值,虞诩迁为朝歌长,“时朝歌多盗贼连年不解”,亲旧替他担忧,他却说:“贼去敖仓不过百里,不知取以为粮,青冀流人前后连属,不知略以为众,诚出入河山守阨塞此为断天下之右臂,今则不然,此无大计之效也。”(注:(东晋)袁宏:《后汉纪》卷16《孝安皇帝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13-314页。)

秦国建成都仓是配合成都的城市建设进行的,成都在四川盆地中处于交通要冲,滨岷江,可溯流上汶山,或沿流入长江,然后顺江而下进入楚地,经过秦的郡守李冰建设水利,穿二江入城,优化了成都航运条件。张仪曾威吓楚王说“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注:《史记》卷7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90页。)。张仪所说有动员蜀地区域资源以对楚作战的意思,要秦军沿岷江入长江东下。“起于汶山”,是指成都以北的岷江上游漕运活动,平时大概秦蜀郡就利用岷江长江漕运为成都仓等仓储积粮,待作战需要则载粮运兵沿流而下。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出黔中,拔之”。“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注:(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夺取了楚的黔中郡地区。蜀地的仓储必在秦逐步灭楚的战争中充当后方的转运中心,其转运腹地恐囊括蜀地。

成都仓至少一直使用到西汉末东汉初。两汉之际,公孙述割据巴蜀自立,也依靠了巴蜀内部的水运网和秦朝遗留下的仓来建立自己的交通、军事和经济基础,为割据及对外用兵服务。“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 ⑤ ⑥

《后汉书》卷13,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1、535、539-540页。)公孙述自以为德应白帝,命名成都仓为白帝仓,说明是把这个仓储作为蜀政权的“太仓”使用,其腹地为整个四川盆地。另,李熊游说公孙述,劝说他利用蜀地的资源和漕运、地理形势建立霸业:“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构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⑤

又如荆邯献计⑥,主张从汉中和荆州两路出兵夹击中原,所论“据江陵”和接下来的“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必然都要依靠跨越三峡的江汉漕运。此战略与战国时秦攻楚的战略略同,事前也必依靠诸仓集粮以备水运,此计也是后来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的滥觞。

公孙述政权在三峡峡口以内还设有江州仓和平曲仓,以助扼守和外攻,后被东汉军夺去。江州城建于秦,是汉代巴郡治所。“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建武十一年“冬,岑彭以江州城固而粮多,留冯俊守之”(注:(东晋)袁宏:《后汉纪》卷6《光武皇帝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0页。),“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注:《后汉书》卷17,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62页。)。公孙蜀政权的存在时间短,史料少,其漕运活动很难研究。从地理条件来看,江州是古巴国的都城,是当时川东地区的中心城市,今天的重庆的前身,是当时越过三峡入蜀后第一个要地,扼长江交通,在这里储粮以备接应出三峡的军队和抵御打进来的敌人,都有军事上的必然性。

西汉蜀地还曾出现了一个县级漕仓叫做万安仓,最初是军用仓储,后来发展成为新的县城。汉武帝时随着西南拓边和当地经济发展,在巴蜀地区增设郡县,借助漕运发展了不少新的郡县和仓储,有的新漕仓也成为新的县城建设的起点。新建广汉郡的新都县境内沱江汇合绵水、雒水再奔流入江,“水通于巴”,交通便利,故在当地有“汉时五仓,名万安仓” ②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169页。)。同郡五城县即是由五仓发展而来,“在郡东南。有水通于巴。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

据任乃强考证:“汉征五县民营造五仓时,仓地多在中江水侧,以广汉部尉督之。遂因部尉所驻立县,称五城县。”②

五城县即后来的中江县,当地中江水水势平缓,便于航运,在“五城水口”处入涪江,船只可由涪转巴,这是古代一条经常被利用的水路。五县的五仓选址多在中江水侧,以利漕运,也可以借水上交通运输的帮助平定流域内地方,主事的行政长官是广汉部尉,以其所驻立县,称五城县。修筑五仓动用了周边郪县、绵竹县、雒县、涪县、新都县五个县的力量。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地方志所能提供的资料来看,秦汉巴蜀地区的郡县治所大多设在水运要冲,选址符合交通网合理布点的原则。最初的漕运仓城,是原有五个县的经济交通中心,这在城市史上也是很重要的特例。万安仓在水运上的腹地显然是包括周边这五个县。西汉巴蜀地区为开边而进行的转运活动规模很大,如唐蒙通夜郎“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

《史记》卷11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4页。)。万安仓等漕仓储粮支援开拓西南夷的军事活动,其作用在于把各地漕粮集中起来供漕转和军食。《华阳国志》说“尉部主之”,是指在设立五城县之前,当地在行政区划上是县尉辖区,而正常郡县的尉仅仅是地方军事长官,地位略低于行政长官郡守、县令,因此“尉部”是一个处于军政阶段的筹备县,其建树的军事性很强。五仓,也就是万安仓,一开始应该就是仓城。

东汉初年曾有羊肠仓为北方漕运服务过较短的时期,该仓情况较特殊。汉明帝时期尝试把虖沱河和汾水的上游连接起来,在汾水上游的汾阳县设羊肠仓作为漕运系统的重要衔接点。从腹地条件看,该仓与其相联接的漕路,使漕粮可以由黄河进入河东,再进入河北虖沱河,支持河北边防,或是反向运输,将河北地区的漕粮运到黄河上中游甚至运抵京师洛阳,一旦漕路畅通,就在黄河下游北面架起一道大致呈平行的漕运线,沟通东西,使河北地区和关中地区之间可绕开三门峡运粮:“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邓)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虑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注:《后汉书》卷16,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08页。)

正史文献对羊肠仓的面貌描述非常有限。《水经注》对羊肠仓的地理也做过描述:“汾水又南径汾阳县故城东,川土寛平,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阳县北山,西南流者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强为侯国,后立屯农,积粟在斯,谓之羊肠仓。……汉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马彪后汉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盖资承呼沱之水,转山东之漕,自都虑至羊肠仓,将凭汾水以漕太原,用实秦晋,苦役连年,转运所经,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无算。”(注:(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6《汾水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7页。)

可惜这条漕路过于艰难,时间不长就被放弃。东汉章帝建初三年因为运输成本过高的关系“罢常山呼沲石臼河漕”(注:《后汉书》卷3,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6页。)。说明在此以前,常山郡境内一直利用呼沱石臼河漕运。

《后汉书》注文的记载于上述史料又有补充,提供了羊肠仓也具备仓城设施的重要信息:“郦元《水经注》云‘汾阳故城,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在晋阳西北,石隥萦委,若羊肠焉,故以为名。”

按照《水经注》的记载,羊肠仓当地原来是西汉军屯田地,储存屯田产粮,没有直说羊肠仓和“汾阳故城”具有明确关系,《后汉书》注文却说根据《水经注》讲羊肠仓是“汾阳故城”,看似注文引证失误,可我认为这是注者作了“义解”和考证,两段文字并无矛盾。估计羊肠仓和西汉太原郡汾阳县汾阳城的关系就是像成都仓和成都城的关系,仓在城内,又或是像五仓和五城县的关系,仓在城先,总之是相互依托。则羊肠仓也是仓城无疑。在西汉羊肠仓是屯田粮仓,而到了东汉成为漕仓。

《水经注》载,羊肠仓粮“用实秦晋”,说明是把漕粮自河北地区转运河东和关中,“山东之漕”的形容说明当时羊肠仓的腹地相当大,至少包括河北地区的漕粮都要运过来,可当时东汉都城已不在关中,而是迁到了河南的洛阳,开展这样的漕运活动目的是什么呢?

很显然,东汉的西北平羌军需是建立该仓的重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牛渚仓是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出现在扬州丹杨郡。兴平二年,孙策攻击扬州刺史刘繇,渡江第一战即夺取牛渚邸阁,“尽得邸阁粮谷、战具” ③

《三国志》卷46,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03页,注文引《江表传》。)。“按牛渚滨江为险,自横江渡者必经此以趋建业。”(注: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孙策挫败了樊能、于糜“复合众袭夺牛渚屯”的企图,在进攻笮融的战争中受伤,“因自牛渚”③,回到这里修整。看来他是把这里当作了征战江东的大本营。孙策“以(周)瑜恩信着于庐江,出备牛渚,后领春谷长”。孙策定丹杨郡后,有众数万,对周瑜说,“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周瑜“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三国志》卷5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60页。)。这个邸阁何时出现,为何而建,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估计是在扬州不同势力间激烈争夺的形势下,刘繇一方建立的“囤粮之所”,为征战而立,自有营垒设施防御堪为一用。后孙氏大将孙瑜“迁奋威将军,领郡如故,自溧阳徙屯牛渚”(注:《三国志》卷5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06页。)。全综也将山越精兵万人出屯此地,“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注:《三国志》卷6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1页。)。鉴于该仓在秦汉史上影响不大,不予过多分析。

四、结 论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城堡设施卫护。漕仓的经营活动如选址、筑城、聚粮、驻军等,既要考虑国家经济需要,也为了满足战略需求,甚至有根本为军事服务而建具有军仓城堡性质者。在和平情况下,漕运系统的运作主要是满足财政需要和建立战略储备,漕运线的军事交通作用是隐性的,漕仓储备主要为财政和防灾服务,虽然储粮很大一部分也供军队食用,仓城的军事设施平时也只是防止盗窃、抢劫。但是,一旦发生战争,漕运系统即可转入战时使用状态,漕运线转化为军事交通运输线使用,漕仓储备功能的军事意义也立刻凸显出来,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漕仓仓城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用来防御和驻扎军队。战时,漕运活动还会改变原有的运输路线,不向军事政治中心运送,而是向战场转运,有时甚至是反向运输。漕仓的这种战略价值,不仅是由仓储粮和仓城设施决定的,也和选址布局时的战略设计有关,而设计的根据主要是交通地理。在战时,交通地理条件和军事交通地理特性的一致性体现出来,漕仓甚至可转化为军事要塞,成为各方军事力量争夺的目标。因此即使在稳定时期,分布在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国家财政和军事活动提供多种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联系。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