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能如此“随意”写吗？等二则

乔志峰

近日，广西钦州一原告到法院查阅案件材料时，发现有人在诉状上写下“狗日的”等不雅字眼。经查，这是钦北区法院一名副庭长所为。今年7月，当事人李先生夫妇向钦北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法官公开登报赔礼道歉。8月3日，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据8月26日《重庆晨报》)

法官为啥要在诉状上写“狗日的”?据说是“随意写的，没有任何意思”。这个解释有点牵强。据悉，该法官在诉状上同时写下的还有一行字——“没有需要补偿的义务、事项和理由”，难道这也是“随意写的，没有任何意思”吗?两句话连在一起读，也难怪当事人要对法官的态度产生质疑了。

即使“狗日的”确实“没有任何意思”，但作为法官，也应当知道诉状是法律文书的一种，是不能随意在上面胡涂乱画的，更不要说写上“狗日的”这种不雅的字眼了。即便当事人对此不提出异议，这是不是也有损于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尊严?

笔者想起了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操字状”事件。今年5月份，深圳男子陈书伟因不服一审判决，在上诉书“事实和理由”一栏中仅写了一个“操”字。深圳福田区法院在对陈某教育未果的情况下，以“在上诉状中使用粗俗语言直接侮辱司法工作人员”为由，对其作出拘留15天的决定。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同样是法律文书，同样是在其上写下了“与众不同的文字”，为何“操字状”的陈书伟被拘15天，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而写下“狗日的”的法官却仅仅“批评教育”了事，对当事人的异议法院也裁定不予受理呢?

“狗日的”不懂“操”的苦。差不多的行为，老百姓做了就是“直接侮辱司法工作人员”，法官“亲自”做了却成了“随意写的，没有任何意思”。严惩“操字状”，放过“狗日的”，这确实需要一个解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个中意味发人深省。

从刘廷义“钱哪去了”想到戴国森“钱哪来的”

金卯刀

据《成都商报》8月27日报道，宜宾军分区干休所副师级离休干部刘廷义去世后，子女清理遗物时才发现，月离休费6000元的他仅留下300元存款和32元现金。日前，刘廷义的女婿张先生以《岳父的钱哪去了》为题在网上发表文章，以表达对岳父的悼念。

原来，除了必要的一点生活费用，节余下来的钱，刘廷义老人全部用在了捐资助学等公益事业方面。与对公益事业的大方相比，刘廷义对自己却非常的“吝啬”：个人生活非常俭朴，时常买两个馒头就当一顿饭吃。对家人，他同样也小气得很，“儿子结婚他一分钱都没给”。

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原本平凡又普通。然而，从刘廷义“钱哪去了”的故事里，我們却发现了平凡中的不平凡。这个故事也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同样是8月27日，《钱江晚报》报道，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发后，办案人员在搜查戴国森家时发现，他有10多本房产证、几十个每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LV包，还有几十斤上等的虫草……戴国森因此被网民冠以“戴包包”的称号。作为政府官员，按戴国森正常收入，当然不会拥有那么多的财富。他的“钱哪来的”?当然只能是不义之财。

刘廷义捐资助学、助人为乐是一种满足，“戴包包”对财富疯狂的占有，则是一种贪婪。从“钱哪去了”到“钱哪来的”，这一“去”一“来”，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刘廷义和戴国森所得到的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刘廷义省吃俭用，将属于自己的离体费给了需要帮助的人，他虽然死了，但他无私的精神会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而戴国森谋取不义之财，贪得无厌，入虽然还活着，却早已为广大民众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