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

杨　红

摘 要:本文从身份想象的视角出发,探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规定。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知识分子;身份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3-0085-02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周扬把“讲话”提到与“五四”文学革命同等高度,将它称为“第二次文学革命”。《讲话》从20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至70年代后期,一直是规范文艺创作的重要纲领,它在要求文艺的大众化、文艺的“人民性”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讲话》是中国现代文论的经典,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具有不可质疑的地位。然而在社会语境已发生变化的当下,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讲话》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它也包含着诸多的复杂性,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呢?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对知识分子应是什么样人的理解。下面笔者将从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视角,探讨《讲话》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是如何展开的及其意识形态性。

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概念,产生于西方,一般认为源于19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身份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包括左拉、雨果等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的义愤,并于1898年在法国的《曙光》报上发表《知识分子宣言》一文。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公的人士被称为“知识分子”。因此,从发生学上看,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后来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诸多的说法,如有人把知识分子称为“自由的漂浮者”,有人又称为“运用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等。[1]在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一词,但存在着与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如“士”或“士大夫”。“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它位居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但由于古代社会长期所推行的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士”对于政治有极大的依附性。中国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20世纪初产生的,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科举制度被废除,这从制度上终止了由“士”到“官”的人生模式。同时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各式新学校蓬勃兴起,加之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的出现,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依托的园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关于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描述也逐渐显现,而毛泽东是较早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进行阐述的政治家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绝大多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师、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2]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同盟力量。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理解主要强调该群体的阶级属性。4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反共宣传日趋嚣张,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较为艰苦。许多因抗战爆发而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性地介入现实,这使延安呈现了一种“混乱”的现状。为了规范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毛泽东从文艺入手,于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讲话》。《讲话》再次以知识分子为重点考量的对象。

在《讲话》开篇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3]这就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4]知识分子(文艺者)在革命体制中应处于什么位置的问题,开篇就成为了《讲话》关注的中心。而《讲话》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体制中应处位置的规定,也即是对当时延安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定位。《讲话》中,毛泽东对延安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定位主要是通过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探讨展开的。《讲话》的核心问题之一: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5]这是毛泽东对“大众”的清晰定义。尽管这个“大众”定义中包含了知识分子的构成群体之一——“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实际上在《讲话》中,“城市小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如工人、农民、士兵同样的地位。而《讲话》里,知识分子和大众的主体工、农、兵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一方面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批评,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6]并且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利用文学表现出的阶级本能:“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7]另一方面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置于与工农兵群众的比较中进行批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8]这里知识分子被置于与大众对立的二元结构之中,大众成为了主体,知识分子成为了大众的“他者”。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二元对立的结构里,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向大众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将自己的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的阵营之中,否则,知识分子必将被自己的出身——小资产阶级——所俘虏。并预示了其可能“就有亡国亡党的危险”。[9]于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一种新型关系,即知识分子必须向大众学习,以改造自己的关系被确立。而《讲话》所确立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新型关系,这是对 “五四”以来两者之间关系的颠倒。“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提出了以妇孺皆知的白话文取代深奥晦涩的文言文,以山林文学取代贵族文学等一系列将“大众”引入视野的主张,但在实际的新文学创作中大众始终处于被知识分子启蒙的位置: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大众是被启蒙者。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又一次提倡“文艺大众化”,要求文艺必须深入大众,并拥有大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可结果是知识分子对大众进行启蒙的姿态没有改变。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讲话》,终于发生了改变:大众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而是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这一改变是对以往的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颠覆。

《讲话》通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二元对立,确立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新型关系:知识分子必须向大众学习,改造自己。这种新型关系在一段时间里,确实使新文学摆脱了知识分子式的腔调,摆脱了新文学产生以来欧化的倾向。赵树理作品深受大众的欢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在肯定新文学出现一种崭新特质的同时,尤其不能忽视《讲话》所确立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新型关系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工农兵是革命的主力军,是获取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所以知识分子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才可能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因此,《讲话》所确立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新型关系(即知识分子必须向大众学习)意味着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被定位为:知识分子必须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这一定位使得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必要的张力被消除。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战争时期,为了动员所有的力量参与革命以争取革命的胜利,《讲话》对于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定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国社会语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讲话》所确立的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定位依然被延续,而且知识分子被政治意识形态同质化的趋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反右派”等运动使之越演越烈,最终酿成了文革的悲剧。《讲话》是一份结合具体实际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行规划的经典文论,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一直面临的问题——文学如何实现大众化,这对于延安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讲话》对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定位,也即是对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强调,在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被人们所信奉和遵循,从而造成了时代的悲剧,这是我们今天仍需反思的。

由对《讲话》文本的分析可知其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较为强调知识分子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性,这种身份规范在要求高度统一化的战争时代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身份规范也带有一定的负面性,它忽略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性,忽略了知识分子在发生学意义上所具有的公共关怀意识。当今,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定位仍然是许多人思考的问题。在西方,福柯与萨义德是思考知识分子身份问题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他们都意识到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化趋势增强所带来的限制和压抑。而面对现状,福柯坚持在专业领域里捍卫边缘的“反叛话语”,进行“游戏战式”的对中心和霸权的颠覆。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时时维持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骗。同样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社会转型的90年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也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有的提出“岗位意识”,有的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有的宣布“知识分子已死亡”等等。总之,无论中国或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如何定位都成为了有识之士们探索的目标。《讲话》产生的语境虽已进入了历史的深处,但它们却时时成为我们思考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珍贵资源。

参考文献:

[1]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9,1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

[3][4][5][6][7][8][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8、848、855、857、856、851、876.

(责任编辑/王丽君)